克里米亚战争与巴黎会议

第二节　克里米亚战争与巴黎会议

第一项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

东方问题复起

克里米亚战争与巴黎会议为拿破仑三世对外关系上最得意的事。此事变不仅增高法兰西之政治地位与光荣，并且使维也纳会议以后多年平凡沉滞的欧洲政治忽呈大活跃的气象。克里米亚战争之近因，虽在俄法之互争圣地教民保护之权，而其真正的原因，还是在此传来的东方问题之纷纠，与俄皇侵略土耳其帝国的野心。

自1822年至1841年之间，东方问题之扰攘不绝者20年，自此时期以后，东欧一时得享安宁(1841～1852年)。年少的土皇阿蒲德-美的得有余裕整理内政。在土皇各种改革之中，有一件关系最重大而根本的推翻土耳其传习的政策，就是，土皇宣言对于各种不同的教派，概不歧视，无论是回教徒、犹太教徒、耶教徒，均平等的受皇帝之保护。如此开明的思想付诸实行，不免招国反动党的反抗;反动党的势力极大，他们认此举为违反土耳其帝国的根本法，而谓回教徒与耶教徒之同等待遇，不但不能消除不平，并反以增长属下人民之不安，而鼓励永久的动乱。实则教派争斗较前益烈，各派竞求助于外部的保护者:正统派教徒求助于俄皇;罗马旧教徒求助于法兰西;少数的新旧徒倚赖英国。

法兰西对于土皇领内耶教徒保护权

克利米亚战争之最近的主动者为拿破仑三世，此不容争。在1850年，他已热心赞助近东的罗马旧教徒之利益。1852年，他训令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拥护拉丁僧侣，监护帕莱斯丁的圣地之权。法兰西及其被保护的教徒之地位，已正式经1740年5月28日之条约保障。不过从大革命以后拉丁僧侣疏忽其监护圣地之义务，希腊教徒起而代之，而得法兰西之默认。

拿破仑三世之在国内得势，得力于教会之助不小。他为永久维持教会之助力，乃谋在国内外取利于教会势力之政策。近东利益之保护，在法兰西已成300年的外交传习。法国在东方之威望，曾因路易·菲利普之外交无能大为坠落。法兰西在外交上坠落于如此地位，全与拿破仑的光荣思想不相容。拿破仑三世欲复行实现此项思想，法兰西外交之传习，适指示以方向。加以关于本身的事，拿破仑三世亦与俄皇不和:俄皇始终歧视拿破仑三世，不肯对待他以君主相互间的礼节。

俄罗斯的地位

在东方问题上，法兰西之威望受损于巴尔玛斯登之手，俄国之威望亦未尝不受损失。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罗斯有两个大目的:对于土皇的耶教徒臣民为保护者;支配玻斯佛拉斯、靼鞑雷斯海峡。此等目的在1833年缔结《温恰斯开列塞条约》之时，可谓实际达到。而此条约则在1841年为巴尔玛斯登所破坏。

英国的政策

英国深感觉法国为埃及保护国，或俄国为土耳其保护国那项事势之危险。防制法俄在东方之独占权，实为通19世纪前半期英国东方政策之主旨。英国所主张的原则是:近东问题惟有欧洲列强协调可以解决。它极力谋维持此协调，而在维持此协调之中，不知不觉的，助成民族主义成长之机会。

德意志及意大利之地位

奥大利对于东方问题关系密切，但此时别有用意。哈蒲斯堡家之领地，方才脱离1848～1849年之危机。以俄皇之助力，始得保有匈牙利，此时奥皇之政策完全与俄皇相同。普鲁士从梅特涅得权以来，对于东方问题未有独立的活动。统一的意大利尚未造成，但他日手造意大利之人，一日执权，即断定将来之意大利于近东问题之解决有重要的关系。然在此时则此问题之处决，全操于俄皇尼古拉斯、拿破仑三世及英国政府之手。

圣地之监护权问题

拿破仑在1850年关于俄皇保护下之希腊僧侣侵夺拉丁僧侣势力，已表示抗议。1851年之政变成功以后，拿破仑的权威更张，其驻土大使洼列特(Yalette)敢于在君士坦丁堡关于拉丁僧侣对圣地之监护权问题为严重之交涉，其结果则土皇乃依1852年2月9日之敕令，承认法兰西之权利。一时法兰西要求满足，而俄皇政策未达目的。

俄皇之特别使节

1853年3月，俄皇派缅什可夫(Menschikoff)亲王赴君士坦丁堡，其使命不但是在求得关于圣地监护问题之满足解决，并向土皇要求以正式条约承认俄皇对于土领内正统教派人民之保护权。关于圣地问题，俄皇之理由甚强;反之，而他对于希腊教会保护权之要求，则是将《库恰克-开拉齐条约》中及其后俄土两帝国之条约中所载的空泛不定的协定，滥事扩张。

英国反对俄国之态度

自英政府视之，俄国使节缅什可夫之对土要求，凡顾体面重独立之国家决不能容纳;如依俄国所要求，是正式给外国以干涉土国内政之权利。英国政府对于俄皇对土之要求表示反对。缅什可夫在君士坦丁堡之行动为英国外交所妨害。从4月5日以后，英国大使雷得克利夫(Lord Straford de Redclife)回君士坦丁堡任，外交形势顿经一个大变化。

俄政府计划之龃龉

俄皇敢于对土耳其政府为此过分的要求，因为他自信在外交上有所恃。奥普之守中立(或甚至与俄同盟)，是他久以为可靠的。惟有英国的反对，是一件可顾虑的事，因之，他于实行他的政策之先，曾费踌躇。单对法兰西一国，是不足畏的;法兰西而加以英国之援助，却是不可等闲视的事。然在1853年之开始，俄皇乃信英国必不来妨害他的政策之执行，甚或可望其为助。英国内阁才更迭，新内阁中虽有拉塞耳(Russell)、巴尔玛斯登诸人颇嫉视俄国之野心，然他们在政府不占重要地位;主持外交之克列连敦(Clarendon)及其多数同僚，如格兰斯顿(Gladstone)者，都是绝对的平和派;而新内阁之首相为阿伯淀更是俄皇之至友。在英国国内舆论亦久反对一切战争之主张。俄皇且知此时英女王维多利亚不十分对拿破仑表同情。因之俄政府坚信英法联合不可能。俄皇正极力联络英国。在1853年1月(值缅什可夫赴土正待成行之际)及2月(时值缅什可夫将抵君士坦丁堡)，俄皇向英政府为一突飞的交涉;自彼视之，其交涉无论成功与否，均便于俄国计划之执行。俄皇连续几次与英国驻俄大使西摩(Hamilton Seymour)会见，明言土耳其在垂死的状态，提议英俄两政府协定继承问题。但无论英国或其他列强均不得领有君士坦丁堡。俄国亦不永久取有此城，不过他有暂时占领之必要。至于其他土地，则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依旧构成一国家，受俄皇之保护;塞尔维亚保加利亦可取得同一之地位。为抵制俄国此项利益，英国可合并埃及与库列特(Crete)。

缅什可夫在土之活动

在俄皇与英国大使谈判进行中，缅什可夫已抵土耳其。但俄皇在未确定英国意向之前，不肯公然表示其训令之主要部分。在俄皇之意中，以为如英国赞成他的主张，他即可立时致此病夫于死。然如英国不同意，他即可以单独进行，依直接对土谈判，取得东方势力。英政府必然最后尚误于表面的形势，无所动作，终当遇着一个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即土国之完全屈服于俄国势力下。英国彼时虽起而抗议，亦将无效用。此是俄皇之确信，但后来的事实未如他所想望的。

英国之拒绝俄皇提议

英政府拒绝俄皇此项秘密提议，停止谈判(1853年3～4月)。因为有俄皇与西摩之会谈，英政府对于俄皇之用意，更怀疑虑。法兰西政府虽未与闻秘密，但已猜到，而从2月以后，即向英政府揭破之而大施攻击。未几俄皇之意向暴露出来，此从不是由于俄政府之自白(俄政府始终否认对于缅什可夫之秘密训令)，至今是由于缅什可夫自己之示意，而尤其是土耳其国务员之泄漏秘密。缅什可夫于2月28日入君士坦丁堡，随即要求撤换排俄派之外交总长。而在英法两国大使不在中，土皇阿蒲德-美的觉得不得不让步。最后在3月之末，土耳其国务员秘密向英法代理公使通知缅什可夫对土的提议(俄使原禁土政府宣布此项提议)。此等提议条件至苛酷。俄皇对土皇提议结一永久同盟，而要求土皇承认俄皇为土耳其帝国内希腊教会之合法的保护者。

英法两大使之活动

未几英国大使雷得克利夫与法国大使拉库耳(La Cour)抵君士坦丁堡，他们洞悉当时形势，而又由各本国政府令其一致行动，即时采用一个极巧妙的策略。他们明知缅什可夫提出的要求，但佯为不知，而认定俄国代表之使命，是如他自己所公言的，专为解决门的内哥罗及圣地问题。他们想将此两问题之争议了结，除去俄国与土决裂之口实。门的内哥罗之事，依奥大利之力，从2月以后，已告解决。(门的内哥罗得俄国之外援，于1852年7月以后举兵反抗土耳其;土政府派兵征门的内哥罗，惹起欧洲的注意。奥大利恐俄国乘机干涉巴尔干事情，自起而当调停之任，1853年2月卒得与土政府协定，维持现状，和平了事。)至于圣地问题则雷得克利夫容易劝得法国结一可以满足俄国之协定。迄至5月4日，似一切皆告结局。此时为俄使计，只有两个办法:或则回国，或则揭开假面具，实行他的政策。俄皇对于他与英国之秘密谈判既无希望，乃命令其代表即时现出真面目来，公然迫土皇承认其要求。俄皇欲于英法未有余裕协定干涉以前，威吓土皇阿蒲德-美的，而不知此两国政府在几星期以前，久已防备，且久已教导土耳其政府如何行动。5月5日，缅什可夫突向土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命土政府于五日以内答复，是否愿与俄国订结条约，保障希腊教会以宗教的自由及俗务的特权。如其答复为否定的，即俄皇之代表离君士坦丁堡，而俄政府自己即将取必要之手段，以拥护其权利。

土政府之态度

土政府受英法两国之鼓励，于5月10日答复俄使，声明为维持本国独立计，决不能依一条约将内政置于一外国政府之监视与支配下。土政府依英法献议自行提议，以一公令保障国内一切人民以完全的宗教自由。但此在土政府方面为主权的行为，它于此并不对任何外国承认有何项义务。至于希腊教会之俗务的特权，则土政府绝对拒绝。缅什可夫后来再提出几次通牒于土政府，而无结果，乃断绝交涉，于5月21日愤然离君士坦丁堡。数日以后，俄国外务大臣闻缅什可夫出发，乃以俄皇名义向土政府致一最后通牒，命土政府承认缅什可夫之提议，限八日内答复，过时不复，则俄皇即当自取必要之保障手段，第一步即当占领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最后于6月11日，此大臣以文书通知俄国驻各国外交代表，说明俄皇取此重大手段之动机。

欧洲之杀机

俄政府此项行为震动全欧。英国舆论尤为激昂，则以俄皇佯为求与英国协定，而隐秘缅什可夫使命之真性质，最近尚约定非得英国同意决不在东方取何决定。英法两政府团结日益坚固，此时急于派舰队赴鞑靼雷斯海峡口，以备一遇土皇请求，即可驶入海峡(6月1～3日)。未几，土皇以一敕令给领内人民以宗教的自由，以表示对于耶教徒之好意(6月6日)。最后，法国外交总长本1841年条约之精神，提议欧洲五强集会，解决东方危机(6月10日)。

俄皇之军事行动

俄皇闻英法舰队开赴鞑靼雷斯海峡之报，极为愤怒。至接土政府对于他新提出的最后通牒之答复，他向俄国人民发表宣言，将他的行动说作一种神圣义务之十字军(6月25日)。而在他方面，则外务大臣列塞耳洛得(Nesselrode)极力向欧洲表白俄皇之敌忾心，不单是由于土政府，并且由于英法两国之挑拨;无论就权利、利益上着想，抑就名誉上着想，均有动作之必要。俄军从7月4日起，攻击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数日之后即占领之。但俄政府向列强声明，此占领不是战争行为，但是为满足他的正当要求之一种实物的保障。

奥大利之调停

俄皇自信战事如发生，他必能得普奥两国之援助，但此亦误信。奥大利此时唯一的用意，在防止战事之发生。奥政府颇处于困难的地位，它虽不能忘1849年俄国之助力，并且欲长倚之以抵制革命运动，然同时亦不愿睹俄国之支配土耳其命运，并且亦不敢公然开罪于英法。奥政府乃求取两全的手段。为缓和俄皇反对计(俄皇不承认欧洲有干涉他在东方行动之权)，奥大利表面上屏斥法国外交总长共同解决之提案，而提出非公式的调停案;俄皇欲将奥国牵入问题旋涡中，速即承认之。同时使土政府对于俄国之占领摩洼两州不答以宣战，而答以单纯的抗议(9月14日)，为将来留一妥协之余地。奥政府第二步行动即在满足英法提案，而在维也纳召集列强大使会议(7月24日)。俄国不肯与会，但不拒绝就通牒开谈判。奥、普、英、法四国大使在维也纳协定一通牒，以为可以满足俄土两方。此通牒仅重申“土皇承认开拉齐、亚得里亚罗堡两条约于耶教保护之条文与其精神”。俄国以此通牒之含义朦混，可作有利于俄国之解释而承受之。土政府则见条文用语暧!，将来土政府必立于不利的地位，乃要求修改通牒。俄土之主张冲突，其结果维也纳通牒"弃。英法见战事之迫切，命令舰队进越鞑靼雷斯海峡，以掩护君士坦丁堡(9月末)。奥政府方欲继续调停，以求平和解决，而东方战事发生。

土耳其之宣战

土耳其受英法之助，从7月以来，极力为军事上的准备。在9月之末，一切准备完成。国内回教徒排俄之气势日张，土皇觉得不可不应声而起。此时英法舰队已开近君士坦丁堡，土皇乃决定对俄开战(9月26日);10月8日土将阿玛拍奢(Omer-Pasha)迫令俄将哥恰可夫(Gortchakoff)于15日内退出摩洼两州，23日土耳其宣战。

俄国之防御态度

土耳其之强硬的主战态度并未足以威吓俄皇，他始终信以为可望普奥之好意的中立，而坚信英法同盟之不可能;他并且属望于巴尔干耶教人民起来反抗土耳其。俄国此时仍与西欧国家居于平和状态，俄皇且宣言虽以土耳其之宣战，他决不在摩洼两州取攻势(10月30日)，俄皇态度如此，使奥政府有平和解决之希望。奥政府急询俄政府是否愿听调停，以解决俄土间之争议。及得俄政府答复表示愿意，奥政府乃重开维也纳会议，从12月5日以后，英、法、普、奥四国代表正式采决一议定书，似足为平和谈判之出发点。此项宣言表示他们一致主张两个原则，认为维持欧洲均势必要的条件:(一)土耳其帝国之领土保全;(二)土皇之政治的独立(列强请土皇改善并保障其耶教臣民之状态)。于此议定书之后，附以一照会，请土政府表示其对俄谈判之条件。

东方危机之增长

欧洲已希望可以平和解决俄土争议，不期东方事件之危机因一新事变而增大。土耳其自宣战以后，在欧亚两面军事上的胜利出乎俄皇意料之外，在黑海沿岸占得俄国之要塞圣尼古拉斯(Saint-Nicolas)。俄皇得此消息，震怒，顿忘其10月30日之宣言，而命令俄国舰队开赴小亚细亚方面土领海岸，11月30日在叙洛浦(Sinope)港内，完全摧灭土耳其舰队。从此以后，土皇再不能与俄皇争雄于黑海，并君士坦丁堡而亦无以拥护。幸而英法舰队亦抵泊此城下，土皇见事机迫切，迫而求助于英法，正式请求它们命令其舰队驶越玻斯佛拉斯海峡。12月17日英法两政府通告俄政府，说英法舰队将占领黑海，命俄舰退进港内。英法于此实已表示战意，其所以未即宣战者，则以尚需数月方能完成军事上的准备及组织同盟。

英法之宣战

奥大利此时在外交上颇立于两难的地位。一方面俄皇尚倚之为后援，至少亦望其好意的中立;而他方面则英法力谋将它牵入对俄同盟。最后调停(1854年1月13日奥政府将维也纳会议议定的新条件转致俄政府)已因俄国之拒绝而失败;奥政府既反对俄国政策，同时亦不敢积极加入英法同盟。奥政府取一种诡谲的外交手段，于2月22日示意英法政府，如果英法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命俄军于一定时期内撤出摩洼两州，奥可助英法。英法两政府随即依照此意思，于2月27日通告俄政府，限于4月30日以前撤退摩洼两州境内俄军。3月18日，俄政府宣示拒绝之意;27～28两日，法英次第对俄宣战。其时始知奥国所允诺的援助仅在外交上，而普鲁士亦与奥取同一态度。

英法土之同盟条约

英法与土耳其之间已依3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之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关系。英法约定以兵力防护土耳其，至媾成和议、能保障土耳其帝国保全及土皇权利为止。在土政府方面，则承认更改帝国制度，对于帝国内人民无分教派，一律保证其享受法律法庭之平等保护，及官职公开、租税公平负担之制度。

4月10日英法约定对于俄国不单独讲和，在战事中不谋特殊的利益;且制伏希腊，使不能煽动土耳其内地人民叛乱，暗助俄国。

四国议定书

4月9日，英、法、普、奥四国代表在维也纳签定一议定书，决定未来谈判之根本原则及条件。此等条件为:(一)土帝国之领土保全;(二)俄国退出摩洼两州;(三)土皇之独立及其自行对于耶教人民给与自由与特权。四国约定维持一致态度以处决悬搁的困难问题，而非将其条件经共同讨究，不与俄国结何特别协定。此议定书在精神上极为重要，俄国之孤立因此表露，而英法联军既确定中欧的态度，可以在战事上放胆积极进行。

克里米亚战役之性质

从军事上说，克里米亚战争可算是战役中一个最特别而最困难的。双方交战国家，分处欧洲之两极端，彼此不接触，惟有从海上可以施攻击，因之英法方面运输极为困难。在俄国方面，其困难亦略同等，则以俄国地大而交通机关不备，道路不良之故。

联军之间关于政策亦无一致的协定，英法军事计划各不相同。起初想作战于达溜白方面，后以7月中俄军退出摩洼两州(6月2日奥政府曾令俄皇撤退摩洼两州的俄军)，拿破仑三世乃想从事于大陆战争，而英国则谋派兵赴克里米亚，破坏塞巴斯托堡(Sebastople)之海军兵工厂。克里米亚之远征计划既卒决定，而关于半岛作战计划，联军意见复不一致。为满足双方国民的自负心，同盟国家各保有其独立的军队指军权，无一个单一的统帅。在克里米亚联军统帅间商定军事计划，其手续亦如同外交，则联军军事活动之困难可以想见。从1854年9月14日英法联军在塞巴斯托堡之北方一港上岸，以至1855年9月9日联军占领此要塞，其间苦战几一年，英法虽达军事上的目的，而联军损伤亦大;且尚有赖于萨地尼亚生力军之助(1855年4月之末，意大利之萨地尼亚军队1．8万人开赴克里米亚助战)。

战时之外交活动

在战事进行中，外交家之活动仍末停止。奥大利在此次东方问题中大施其巧妙的外交手段。奥政府注意的处所在摩洼两州;从7月31日俄国在此方面已开始撤兵，奥政府依据6月3日与土政府缔结之条约，继俄军而占领此两州。奥大利之主要目的已达，不愿更进而与英法共行动。奥大利急于重开谈判，了结战局。在8月中，奥大利与英法三国共签一议定书，发表四条，认为解决东方问题之基础:(一)对于摩洼两州及塞尔维亚以国际保护代俄国单独保护;(二)达溜白河航行自由;(三)破灭俄国在黑海之优势;(四)俄国放弃其对于土帝国内耶教人民之保护权。11月俄皇命其驻奥大使依此四条讨议讲和条件;而于1855年1月之初，他决然承认依此基础议和。3月15日和议正式开于维也纳。然在和会开会以前，有两个大事变发生:其一为俄皇尼古拉斯之逝世(3月2日)，其他为萨地尼亚之兵加入英法联军助战。

维也纳和议之失败

俄皇尼古拉斯之固执，视为克里米亚战争之祸因，他之死去，可说是消去平和之障碍，后继者或能本调和之精神促成和议。当和会开会之初，一时似颇有希望。第(一)、第(二)两条即摩洼诸州之保护与达溜白河之通航问题，未发生何种困难。但议到第(三)条，俄国与英法之意见不相容。英法主张将黑海化为中立，以保障土耳其之独立，而对于此层，奥、土之赞助不力。奥大利只要能通订第(一)、(二)两条，它的目的已达;土耳其则注重在最末一条，因其可以免除俄国干涉土国内政之口实。俄国代表于是以为在第(三)条上可以争胜;他改提一议，主张或将黑海全然对一切国家船舶开放，或给土皇以自由容许外国军舰通过海峡之权。(至于俄国在黑海设置舰队之权绝对不让步。)然而英法反对此议，和会无成而散，战争继续进行。

萨地尼亚之加入战争

战争再开，形势已大变。拿破仑三世一面想牵入奥大利于英法方面，同时亦利诱萨地尼亚加入战争。萨地尼亚原来直接与俄国无冲突，无开战之理由。但萨地尼亚将来欲得参与解决东方问题之国际公会，与列强并列一堂，正式唤起欧洲对于意大利问题之注意，则此为唯一入手的好方法。从1854年5月以来，法国大使已与萨地尼亚王耶玛溜及其宰相加富洱(Cavour)商议订结同盟，而其条约在1855年1月26日签字。依此条约，萨地尼亚派一军赴克里米亚助战。英法联军得此一支生力军，在军事上获助极大。

和议运动之再开始

9月初头，联军攻克塞巴斯托堡，战局大定，讲和之时机复至。俄国战败，兵力疲敝，讲和之心因之更切;拿破仑既获得战功，而渐感久战财政负担之重，亦极欲了结战事。他说平和是他的目的。如战事必要进行，他将给此战争一个新性质，而在波兰或其他方面唤起民族运动，反抗专制君主。拿破仑之有意诉诸民族主义，给战事以新性质，使英奥均有戒心。英国政治家如巴尔玛斯登之徒，虽有意继续战事，但未准备在各地唤起革命。奥大利原来的目的已达，而亦感拿破仑唤起波兰的民族反抗之危险。奥政府于是起而运动讲和，向拿破仑开始交涉，于11月提议向俄皇发一最后通牒(此通牒经英国修正之后，于12月16日发出，限俄皇于11月17日以前承认)。普鲁士至此亦渐怕莱茵方面战事之危险，力劝俄皇承认讲和。1856年1月16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表示承认四条(包含黑海中立之一项)为讲和之基础。2月1日，英、法、普、奥、俄五强代表在维也纳签定一议定书，包载此等条件，是为讲和预备条约。(最后的和约于3月30日正式缔结于巴黎。)

第二项　巴黎公会(1856年)

公会之性质

巴黎公会于2月25日开会，此会在19世纪过去公会中，其重要之度仅次于维也纳公会。此公会不仅解决东方战事，并影响欧洲国际政治甚大。

和会召集之初，有两个问题:(一)何国有到会之权?(二)会议地点在何处?关于第二问题，容易解决，列强皆以在此次战事，法兰西占重要地位。为对法国表示敬意，公会当然开在巴黎。至于第一个问题，则颇引起争论。英、法、奥、俄、土之与会，自不成问题;但此外发生问题的，尚有瑞典、萨地尼亚、普鲁士、德意志同盟。瑞典虽然在1855年11月21日与英法订有对俄同盟，但它未实际加入战争，容易承认自立于局外。萨地尼亚有到会之权，但奥大利不愿其到会。然而奥大利亦不敢公然要求排斥它，它乃得安然到会。普鲁士本于东方问题有关系，又为欧洲强国之一，极欲与会而列强尤其是英国，反对它到会，则以其在战事中未负责任之故。卒依拿破仑三世之援助，许其于和议条件议定后，议到海峡问题之时加入会议(因为普鲁士为1841年关于海峡问题之《伦敦协约》之当事者)。至于德意志同盟，则奥普均反对其加入会议，而其他列强亦无望其到会者，卒彼屏斥。

巴黎公会到会的列强代表主要者为法之洼洛斯基(Walewski)、奥之鲍尔(Buol)、英之克列连敦、俄之阿罗夫(Orloff)、萨地尼亚之加富洱、土耳其之阿里-拍奢(Aali-Pasha)。依国际礼节惯例，推法国代表洼洛斯基为议长(洼洛斯基时为拿破仑三世之外务大臣)。

会议之进程

列强关于东方问题已有协定，它们关于和约条件已有一致之意见，此庄严的公会不过正式登记已成之议;所以会议进行比较圆满敏捷。惟关于摩尔达维州境界修正及其与洼拉恰州合并问题，颇有争论。关于第一层问题，俄国卒让步。至于第二层问题，则留在后来议决。从3月14日以后，缔约当事者之间协议十分妥定，公会命一委员会整理和约各部，其本文在3月之末逐条采决。18日普鲁士之代表蒙特菲(Manteuffel)加入会议，他惟有承认列强已定之议。

《巴黎条约》

巴黎公会缔结之条约于1856年3月30日签字，其主要条件如下:

(一)土耳其帝国政府正式加入欧洲国际社会，参与欧洲公法，列强相约尊重并保障土耳其帝国之独立及领土保全。土耳其与缔约国之间如有争议，当不诉诸武力，而先求其他缔约国之仲裁。

(二)土皇自行对列强表示愿改善它的人民(不分种族、教派)状态之意思，而列强自行否认一切干涉土国内政之权利。

(三)黑海化为中立，其海面及港湾许各国商船出入，但禁止军舰出入;在黑海岸上无论俄、土均不得设置兵工厂。

(四)交战国彼此占领的欧亚地方各退回原国。

(五)达溜白河对一切国家开放，而设一国际委员会管理之。

(六)倍沙拉比亚南部由俄国割让于摩尔达维州。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立于土耳其宗主权之下;俄国放弃其保护权，而缔约国共同保障其特权。此两州当享有一国民的政府及保有国民的军队。在各州均应开一国民会议，以决定此两州之最后的组织。

(七)塞尔维亚之自由亦同受保障。

附加条约

《巴黎条约》本约之外，尚附有几种特殊协定。其一个重要的订于英、法、普、奥、俄、萨与土耳其之间，重申1841年海峡条约之原则，声明土耳其帝国之旧制:在土耳其平时禁止外国军舰驶入鞑靼雷斯、玻斯佛拉斯海峡。

再一个附加条约，是所谓《巴黎宣言》(Declaration of Paris)。此虽与东方问题无关，然在国际法上成为极重大的原则。依此宣言:私船捕获制宣告废止;中立国旗可以保护敌货(除战时禁制品外)，中立国货(除禁制品外)在敌船内亦不得被捕收;封锁须真有效，换句话说，即须有适当的海军维持之。

和议的结果

巴黎和议，在表面上有利于土耳其。土皇签订国际条约而不是承认土帝国之瓜分，国权之减损者，在19世纪中，此为第一次。1815年之维也纳公会拒绝土耳其加入欧洲国际社会。今则土帝国正式加入欧洲国家团体，而其独立与领土保全受列强之共同保障。英法既破坏俄国在黑海之武力，而禁其重新组织，更将土耳其置于安全地位。

奥大利与英国在此战役中均收大利。前者睹俄国之离开达溜白，后者睹俄国海军势力之破灭，至不能出地中海侵害英国利益。但奥大利以忘恩之故，结怨于俄国，而以在外交上行动不贯彻之故，招英法疑忌。英国禁止俄国在黑海方面设舰队，置兵工厂，未免过举。俄国一时战败，不能不忍受此条件，一旦时机到来，它即不惜破毁此约。

法国之所得的利益纯为精神的:在欧洲则它的威望恢复，在东方则势力复树;至于物质的利益，则原非其所望。但拿破仑究获得一个良果，即:破坏俄、普、奥之专制国同盟，因而使意大利解放之思想可以实现。此事实至会议结尾显示出来;当时法国代表洼洛斯基于加富洱与拿破仑会商后，公然在会中提出意大利问题，说及教皇领内与双叙叙利国内部之危险状态，而结论有警告各邦君主之必要。惟奥国代表对此表示抗议。公会虽然未取何种严厉的决议，然而意大利问题从此以后成为欧洲的问题，则无容疑。此不能不算是克里米亚战事重要结果之一。

至于《巴黎宣言》之通过，则解决了海战法上重大问题，于国际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而在他方面则巴黎和议实际的结果有与表面的形势相违者。土皇约给其一切臣民以宗教自由及平等待遇之敕令从未实行;黑海之中立仅能维持至1870年;俄国所割让的倍沙拉比亚一部分之地，于1878年仍归还之;而在是年土耳其帝国领土保全受侵逼之时，列强无一起而为之防护者。土耳其之各州，大部分如尼古拉斯所愿，变成自治的属国。于此可说战败国之意见制胜。然而俄国终未因此而得支配君士坦丁堡。俄皇虽看清事变之趋势，然究未料置于俄国保护下之自治的各州，迟早必脱离其保护者;它们不助俄国发展，反将为俄国向玻斯佛拉斯方面的进路之新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