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政治生活是由社会成员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组成的，而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又深受其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的影响。但是，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某种既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的持续熏陶下，通过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逐步形成的。因此，考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和机制对于研究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化”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术语，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种，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社会化，是实现由“社会人”向“政治人”转变的重要过程。
从古到今，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训练，使之具备必要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以适应社会政治生活，一直都是政治生活领域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
在西方，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博丹、洛克、卢梭等都对人们获得政治知识的方式和过程与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做了不同的论述。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注意到了教育和儿童的经历与公民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理想城邦的核心是理想公民，理想公民的出现只能通过教育来实现。卢梭更是在当时就提出了一个为未来的资产阶级理想王国培养新人的教育计划。
而在中国，从孔子、孟子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都十分重视政治教化的作用。古代儒家讲究“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主张大办教育，用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来教化民众，培养适合当时统治秩序的政治人格。在儒家政治之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是从事政治的根本和基础。近代的梁启超主张不仅要培养人们“为人的资格”，更要培养“为公民的资格”。孙中山则主张在变革社会的同时，“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才开始对政治社会化展开专门而系统的研究。50年代初，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引进了“政治社会化”的概念，用来指称人们学习政治价值和政治立场的过程。1958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首次发表了有关政治社会化的论文《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开启了政治社会化研究之先河。1959年，赫伯特·海曼出版了《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心理的研究》一书，第一次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对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研究的势头发展得非常迅猛，以至于1969年在美国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有关政治行为的文章中论述政治社会化的篇幅竟超过了1/3。至此，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蔚然成风，成为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学者们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但从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社会教化论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组织和群体有意识地培养社会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塑造其政治人格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研究早期，这种观点影响颇大。社会教化论的特点在于，它明确提出了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并强调社会组织和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社会化的本质。但是，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教化和个人内化的统一。只有通过个体的学习、内化，社会教化的内容才能被个体吸收和转化，从而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因此，过分强调社会组织和群体的重要性的社会教化论是有失偏颇的。
2.个体学习论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过程。个体学习论从个体角度出发来观察政治社会化，充分认识到社会个体的重要性，强调了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然而，个体的能动作用是以社会的政治教化为前提的，个体的学习和内化只有在社会政治教化的基础上方能进行。所以，个体学习论在强调社会个体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社会的作用，这同样是不全面的。
3.文化传承论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文化传承论把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和结果置于人们视线的中心，特点在于它强调了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政治文化的传承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之一。另外，把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联系起来，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探究政治社会化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就内容而言，政治社会化绝不仅仅是政治文化的传承和交流，还应包括统治者的政策、政治生活方式和政治行为模式的教育与灌输。对个体来说，还有政治技能的学习、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及政治经验的积累等。因此，文化传承论也有它的不足，它把政治文化视为政治社会化的全部内容，缩小了政治社会化的功能范围，不足以理解和把握其全部内涵。[2]
参照上述关于政治社会化的不同理解和分析，我们把政治社会化定义为：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通过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习得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形成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实际上是两个过程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说，政治社会化是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从而形成政治人格，成为政治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是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政治归属感，取得社会的认同，并能顺利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另一方面，从政治体系的角度来说，政治社会化又是政治体系培养、教育、训练社会成员接受社会政治规范，拥护现实的政治制度，承认现行统治的合法性的政治灌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系是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其目的是通过对体系内主导政治意识的传播来实现政治体系的一体化以及获得体系有效运行的社会环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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