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政策含义

6.2　本书的政策含义

第一，在解决农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农民的生活安置与工作安排。必须给予流入城市的农民一种体面与尊严的生活。比如对失地农民的保护，“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业”，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进行统筹调配，划片进入公办中小学，一律取消借读费或所谓的“捐助费”。可以考虑让进城农民工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后就转为正式居民，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在当前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少数致富的人帮助农民都是不切实际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减少农民，让更多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享受与市民一样的权利和待遇。让更多的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和红利，这才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特别是和一些有良知且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企业联合起来(甚至考虑对那些进行对农民工进行有效培训的企业适当减少税收)，通过有目的的进行培训，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城市和社区要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有保障的居住、教育及医疗条件，使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能更顺利进入城市，促进人才的流动。

第二，在农民的流动问题上，政府必须要有创新性的举措，就地城市化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符合当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农民的流动不应是个体的流动和劳动力的流入，而是一种家庭整体的流入，只有家庭的体面融入才能稳定。近几年政府为农民致富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特别是在农业的政策扶持方面，但有限的土地无法产生更多的收入。在一些县城的郊区农民“以地为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不少农民经常提出“离开土地，我们靠什么生活?”在土地的性质改变后，农民能否获得应得的利益为其进入城市准备一份厚礼。考虑到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工业化又使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要素的需求量相对下降是一种趋势，因而小城镇与农村的非农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我们一直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可采取就地解决的办法，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现代农业，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解决劳动要素剩余问题，一方面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拉住他们不盲目流往大城市，因为农民工进城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

第三，要重视解决农民工包括其家属子女的心理归属问题，让其实质融入城市。不少地方提出要打造生态城市，城市的生态不应只是植被与建筑物的生态，更重要的应该是人文环境的生态。我们提出把农民工要看成是城市的新市民，而实现新市民与城市的融合，确保农民工这些“候鸟”的心理归属，需要我们在各方面予以改进，以加快农民工变成为新市民的步伐。

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种需要层次理论中，归属感与爱的需要处于第三层次的需要，居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之上，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之下。一般在提到第三层次的需要时，我们关注的是对爱的需要较多，而对心理归属需要却相对较少。不可否认，我们许多地方在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有许多的政策与措施来支持，但在调查与日常的访谈时，不少农民工包括一些已变成新市民的人群总是感觉自己与城市及城市的老居民之间有隔阂。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新市民的参与，新市民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要尽快融入城市的社区，参与城市的建设与管理。近些年不少城市提出要构建和谐社区，社区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城市的基石。因而当前的社区的建设除了正确认识与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外，关键还在于如何增强新市民对城市的心理归属感，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新市民的心理融入。只有作为新市民的农民工心理归属感增强了，才能有利于和谐城市与生态城市的构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打造城市生活圈，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但是不知道是否想到大量的新市民更需要的是人文关怀，需要的是心理的归属。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了，城市的规模与人口数量上去了，但是其市民特别是新市民的地域观念却下降了，甚至对所处城市的政府形成偏见，其地域文化也将会慢慢消失，对城市的归属也会逐渐淡漠，其融入城市也只是一种身份的融入，而不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实质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