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过程的模式

11.2.1　政治沟通过程的模式

政治沟通就是要不断地获得并反馈影响政治系统运行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过去的行为，也包括现在的行为，既包括系统内部的信息，也包括环境的信息。如果不能得到这些信息，政治系统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状态。相反，如果能够及时获得足够的相关信息，政治系统便能有效地指导自己的行为，最终实现政治目的。信息能否及时、顺畅地流通，这就是政治沟通过程要研究的问题，对于政治沟通过程的模式，西方学者提出了种类繁多的模型，有代表性的为以下四种：

1.拉斯韦尔的“五W沟通模式”

“五W沟通模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的。作为沟通过程研究的基本理论，该模式回答了五个问题，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through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据此，引申出了沟通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效果。该模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沟通研究的五个领域：控制分析(谁)、内容分析(说什么)、媒介分析(通过什么渠道)、受众分析(对谁)、效果分析(取得什么效果)。

该模式把沟通看做是一种分享信息的活动，即人与人之间借助于某种沟通渠道传达信息、思想和交流情报的过程。拉斯韦尔的沟通模式揭示了沟通过程的主要方面，曾一度对政治沟通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米夏埃尔·比勒曾称赞拉斯韦尔第一次准确描述了构成‘沟通事实’的各个元素。赖利夫妇认为，这个简单的模式有多种用途，其中特别有助于用来组织和规范关于沟通问题的讨论。但是，这一模式把沟通行为限制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内，把沟通仅仅解释为只是说服的过程，忽视了沟通的其他功能。它只讲“效果”，不讲“满足”，而事实上沟通的效果与满足受众的程度有着较大的相关性。同时，该模式还忽视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反馈”。因此，有人批评此模式过于简单。^[8]

2.申农的“数学控制模式”

申农的“数学控制模式”是申农继拉斯韦尔提出“五W沟通模式”后的第二年，也即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他研究的是科学技术中的信息传送即通信问题，当时是一个与社会系统无关的纯技术性模式，但后来的沟通研究套用了此模式。这种模式的信息沟通过程由四个正功能和一个负功能组成：信源(要传递的信息)、发射器(将信息转换成信号)、接收器(将信号译解为信息)、信宿(信息送达的目的地)、噪音来源(各种干扰)。该模式从信息论的角度，对沟通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研究，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即哪种沟通渠道能够使信号传送的效果最大化?在信号从传送者到达接收者的过程中，有多少传送信号会被噪声破坏?在这一模式中，沟通被描述为一种直线、单向的过程。

3.奥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环模式”

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的提出，是基于维纳“滤波理论”的启示和对拉斯韦尔与申农的线性模式的修正。他们认为，每一个合适的模式至少要包括两个传播单位，一个是来源单位(说话的人)，一个是目的地单位(听话的人)^[9]，连接两个单位的是信息。该模式强调，在信息源与目的地(传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只有在其共同的经验范围之内才有所谓真正的传播与沟通，因为只有此范围内的信号才能为传、接双方所共享；传、接双方在编码、释码、译码和传递、接收信息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他们传播、分享和反馈信息的过程持续不断、往复循环。

这一模式主要讨论沟通过程中各主要行动者的行为，其中译码和释码相当于接收信息和理解信息，编码相当于发送信息。该模式的显著优点在于，突出了沟通双方地位的平等，要求双方在人格上平等相待，不把对方视为被动的客体并力求积极理解对方；它以双向的环形结构真实地呈现了信息交流的复杂性，较全面地反映了传播的主要过程，大大提高了对人际沟通的解释力。

4.丹斯的“螺旋形模式”

随着“循环模式”的创立和运用，对其机理表述的误解也日益普遍和深重。有人谴责，传播经过一个完全的循环，不折不扣地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这种循环类比显然是错误的。^[10]为纠正这一缺陷，英国学者丹斯于1967年提出了螺旋形模式。该模式认为，沟通过程是向前发展的，前面的沟通内容将影响到以后沟通的结构和内容，显示了沟通过程的动态性质，为某些用循环无法说明的现象提供了解释。此模式还具有可以用于描述政治沟通过程中的要素、关系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进程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而变动的优点。他认为，在沟通的过程中，“认知场”、“信息场”总是在不断扩大，作为参与者的人富有创造性并能够储存信息，持续地获得越来越多的关于谈话的话题、别人的观点和知识等信息。尽管螺旋形模式有如此的特质，但它并没有清楚地显示传播与社会的联系。

综上所述，在人们研究政治沟通的漫长的历史中，政治沟通过程的模式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但总的来说，这些沟通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线性模式，强调沟通过程以传送者为起点，经过沟通渠道，以接收者为终点的单向、直线运动。另一类是新型控制论模式，强调在沟通过程中建立“反馈系统”，即不仅要求传送者把信息传递给接收者，而且要把接收者的反应通过种种途径接收回来。

对于众多政治沟通过程的模式理论，麦奎尔和温德尔曾经这样告诫道，由于任何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必须记住，在运用模式时(即使是出于启发性的目的)存在着某些风险。^[11]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客观地辨析和评价各种模式的优劣，不要过于依赖和迷信某种模式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