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夹”产生的情况

“夹心”人群和“夹层”行业之形成并非由于市场失灵，而恰是因为市场太有效，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承继了历史大量人口基数、广泛地域分布和显著二元差异的国家，必然形成与市场化犬牙交错的多层次经济和社会形态。

(一)地理偏远。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中，大量的中原人群为了躲避战火、谋求生存而移居到偏远的山地、丘陵及荒原地区，与本已在此定居的少数民族一起，形成对外封闭、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除非有旅游或矿产资源，这些地区无任何参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禀赋，本地市场太小不足以吸引外部投资，运输成本高昂，运出来销售的商品没竞争力，运进去消费的商品贵，变成“穷人买贵东西”。结果市场经济越发达，这些地区被甩得越远，在国民收入整体提升的大背景下成为“贫困”、“特困”人口。中国的贫困集中于中西部省份且以武陵、乌蒙、六盘、秦巴、罗霄、吕梁、太行、滇西等连片山区为甚，相对沿海和平原地区更加贫困及脱贫后重新返贫的问题十分突出。

(二)三农问题。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是天生的低附加值、低生产率产业，社会性质决定其不能随意涨价，自然法则决定其无法大规模生产，但农业投入的肥料、农药、机具，所需的灌溉、运输、通信条件，及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商品却都是市场化的。结果也易导致市场化越发达，农业生产的投资收益率愈发低下，农民愈加贫穷，农业投入愈加不足的情况。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城乡二元差异问题在本质上是如何解决庞大基数的农民的发展问题，而农民发展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如果农民仅从事农业，受人均土地所限其在整体经济市场化中收入必然被“夹层”，使局限在三农自身范围内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三)“蚁族”和城市低收入者。由于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并受到户籍制度限制，中国的低收入人群并不沉淀于城市而如候鸟般迁徙，中国也并未像拉美、非洲、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窟。但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城市脏乱差的城郊接合部和城中“蚁族”已大量出现，尤其是必须重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即大城市一般拥有除农业外完整的生产和服务体系，但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城市里的就业和收入差距显著，银行家和清洁工虽然工作在同一栋大楼、生活比邻而居，但其收入水平简直天壤之别，在高收入者拉高平均物价的情况下，低收入者不得不选择贫民窟式的生存，中国大城市的内部二元差异比城乡二元差异更大。由于中低技能劳动力错过年轻时的黄金学习期后任何再培训都难以产生技能飞跃，城市里将长期存在大批既负担不起完全商品化的住房教育又不符合救济条件的夹心层人群，微薄的收入被日常支出消耗，无盈余投入财产性收入，与中高收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稳定，还导致其对下一代教育投入不足，造成恶性循环。

(四)被社会性左右的经济项目。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经营性项目并非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其中包括:为了公平、公益或社会政策需要开展的项目，如助学贷款、社区医院、应对气候变化、饮水安全、垃圾处理、荒地改造、民族边疆地区建设等;根据其他特殊要求运营的项目，如城市为了缓解交通压力而大规模建设公交、地铁系统，为了灾害应急救援而临时性建设或筹集资金、运输物资，以及向人烟稀少地区架设的电网、通信网和供水管线等。这类项目能产生一定收益和未来现金流，但由于不完全以经济目的为导向，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无法按利润最大化的标准衡量，商业化的资本和人力技术等很难愿意投入。

(五)缺乏经济效益的产业和项目。在市场中，有许多按照正常商业规律“应该”被淘汰或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产业和项目，由于其建设和回报期很长、收益率太低或不确定，资金投入其中是低效的，还不如直接存银行，按商业法则不应当投入，但其对国家或特定人群又是重要的，必须开展。具体包括:建设期长、净现值为负或内部收益率低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现金流时间不确定的基础研究，成长期或国际化开拓初期的新产业，资产重、涉密而无法大规模面向民用生产的行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等靠大型机构服务不经济的项目，利润微薄但容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只求保本和维持运营的居民小商业等。

可见，“夹心”人群的收入介于生存救济与正常工资之间，“夹层”行业和项目的收益介于盈亏平衡和资本市场平均回报率之间，这样的特殊性决定“双夹”问题必须采用无偿援助和商业化中间的方法来解决。一方面不能完全下放给市场，那样的放任自留只能坐视问题放大激化，另一方面试图把问题上收，即政府用社会保障包干“夹心”人群，使领救济金者也能过上正常工资劳动者一样的生活水平，搞成彻底福利国家的方法也不可取，鼓励养懒人，财务上不可持续，希腊等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暴露的问题乃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