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一、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农民大起义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在北部、西北部、东北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面积有所扩大，生产有所发展。长江、黄淮流域和西南云贵地区，其中除个别地区外，基本趋向衰退。就农业生产的总趋势而言，衰退是主要的，发展是局部的。

这时西北部的新疆兴办屯田，北部的察绥地区和东北三省放荒招垦，耕地面积都有所恢复和扩大。北部成效显著的，首推绥远河套地区。这里虽然早在康熙年间即已开始垦殖，但直到这个时期才进入繁盛阶段。这时有不少地主商人来这里投资开渠，引水垦耕。山西、陕西、直隶、河南等省农民，纷纷移此开垦，建置村落。由同治至光绪数十年间，河套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六七百里间，开凿干渠80条，支渠无数，灌溉便利，变成沃野，一时民殷物阜，有“塞北江南”之称。其中土默特地区，已垦熟地10余万顷。⁽¹⁵⁸⁴⁾

东北地区耕地面积的扩大，尤为迅速。清代前期，内地农民即已陆续向东北移垦。当时清政府基本上采取禁垦政策。但荒地一经农民开垦成熟，清政府就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因此，邻近关内的奉天府一带，早在乾隆年间即已大量开垦成熟。⁽¹⁵⁸⁵⁾到清代后期，垦区继续扩大。1857年追认大凌河牧厂的开垦，1863年开放东厂荒地，光绪中期开放养息牧厂。这些所谓放垦，基本上都在农民私垦成熟之后予以追认，迫令农民纳粮交租。⁽¹⁵⁸⁶⁾吉林地区，早在乾隆、嘉庆之际，已有不少土地由农民私垦。道光间一度开放某些围场，后历咸丰、同治至光绪前期二三十年间，陆续扩大放垦范围。至1891年，计查出垦熟地亩43万余垧。⁽¹⁵⁸⁷⁾黑龙江因距内地较远，垦殖较晚，但到清代后期，也开始放垦。1860年，首先开放呼兰和绥化，接着开放通肯及其他地区。⁽¹⁵⁸⁸⁾

东北三大区，经历开禁放垦，垦熟地亩数量相当可观。据1909年统计，奉天11府厅，开垦成熟地凡63725104亩；⁽¹⁵⁸⁹⁾吉林各围场等地，至1888年已放垦1061652垧有余，其中已垦熟地为688867垧有余，按该地耕地亩积每垧10亩计，共计6888670余亩；⁽¹⁵⁹⁰⁾黑龙江在1860年至1904年，放垦1248742垧，按该地耕地亩积每垧12亩计，共计14984904亩。⁽¹⁵⁹¹⁾以上东北共开垦地8000余万亩。

从农业生产力看，东北的耕畜较多。据光绪后期统计，奉天的兴京府平均每8亩地就有一头耕畜。其他如凤凰厅是10亩，庄河厅和锦州厅是20亩，奉天府和海龙府是23亩，新民府是27亩，锦西府是32亩，盘山厅是33亩，昌图府是41亩，法库府是54亩。总计11府厅平均，每20亩即有一头耕畜。⁽¹⁵⁹²⁾东北不仅耕畜较多，土地也比较肥沃。就在这一时期，东北有大量农产品尤其是大豆运往天津和上海。

这时东南沿海广东、福建和台湾，耕地面积也有扩大。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筑围的沙田动辄百顷千顷，土地肥沃，产量也较高。

台湾地区，大陆农民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流寓开垦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政策，1874～1875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在这里修筑大道，招民垦荒，主张“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瞻顾”。⁽¹⁵⁹³⁾1877年，清地方官府制定垦荒措施，编制户口，设置乡长，建置“抚垦局”，规定“番社”（即高山族村社）土地，自己无力垦种并愿招汉人承佃开垦者，“准报明存案，听其自便”，并酌给耕牛、谷种和口粮银两，3年升科。有商民自愿投资开垦者，报官即发垦单。⁽¹⁵⁹⁴⁾

在清政府奖励政策之下，大陆农民接踵移垦，如1875年有汕头、厦门农民2000余户移垦。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扩大垦区，内陆移垦日多，在各地建立村落。其本地之人从事农耕的，择地垦种，“准给垦单”，执照营业，向土地私有制过渡。一向未垦的台东地区荒地，这时多变成良田；至于开垦较早的台北地区，“种茶开田，已无旷土”。在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期间，耕地面积急剧增长，由嘉庆年间的6万甲增加到432008甲，按该地亩积每甲11亩计，共4752088亩。

由于大陆农民的移垦，台湾的农业生产技术迅速提高。如台东的高山族36社，长期落后，就由大陆农民“授耕耘之法”，⁽¹⁵⁹⁵⁾由狩猎转向农耕。在同治至光绪初年，有些地区的高山族农民还掌握了水田耕作技术，所谓“渐能自开水平种莳禾稻”。⁽¹⁵⁹⁶⁾台湾农业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在其他各省沿湖、沿河地区，有筑围及开垦改造成田种植水稻的，也有在山丘地带开荒变为耕地种植杂粮的。

然而，在上述地区耕地面积扩大的同时，有更多的省份，土地长期荒芜未能垦复，农业生产趋向衰退。若西南的云贵，长江中下游各省，黄淮流域广大地区，除少数州县外（如湖南洞庭湖滨湖的筑围造田、直隶河床地的垦种等），基本呈现停滞或趋向衰退。

前面多次提到，在长江流域太平天国起义地区，黄淮流域捻、回起义地区以及西南彝、苗、回起义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土地普遍荒芜，劳力十分缺乏。在战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荒地一直未能垦复，耕地面积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据统计，江苏江宁府属7县，苏、松、常、镇、太五府一州属和浙江杭、嘉、湖以及金、衢、严地区，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有荒地万余顷或数万顷不等。⁽¹⁵⁹⁷⁾江苏全省载至1894年秋勘止，荒田尚占“十分中之二三”。⁽¹⁵⁹⁸⁾

安徽到1880年仍有荒田8万余顷，占原有耕地的四分之一。⁽¹⁵⁹⁹⁾云南1874年查勘和奏报荒地时，计划10年全部垦复，但5年后的情况却是“旧荒如故，新旷转多”。直到1888年，仍有一半荒地没有垦复。⁽¹⁶⁰⁰⁾至于贵州，1896年还是“地尽荒芜”，⁽¹⁶⁰¹⁾垦复进展更为缓慢。陕西则直到19世纪终了仍未改变地旷人稀的局面。不仅客民“择地而耕”，即使土著农民，也是“旋垦旋弃，作辍靡常”。⁽¹⁶⁰²⁾可见荒地比例很大。耕地的长期荒芜是农业生产衰退的最显著标志。

但是，战后一个时期在原起义地区出现的客民移垦，对有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曾发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有助于耕作技术和农作物优良品种的交流和传播。如江苏句容，以种稻为主，而品种不佳，后湖北、湖南的移垦农民带去良种“洋籼稻”，“性耐旱潦，米色晶白”，被称为“嘉种”，⁽¹⁶⁰³⁾促进了该地的水稻生产。元和、吴江、震泽等地的优良稻种“飞来凤”，其米“洁白匀净”，被誉为“贵品”，也是太平天国后由其他地区的农民带去的。⁽¹⁶⁰⁴⁾又如浦东奉贤、华亭等地，“民向勤耕织，不务蚕桑”，咸丰末年，浙西、江宁一带农民流寓，传授蚕桑技术，遂使这一地区“植桑渐多”。⁽¹⁶⁰⁵⁾苏州娄门外向不产烟，后一绍兴客民利用不适宜于种植稻麦的荒地开垦种烟，获得成功。⁽¹⁶⁰⁶⁾开始了这一带的烟草种植。总之，农民的流动垦荒，有利于打破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闭塞和保守状态，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同时，前面还说过，由于农民开垦荒地，部分起义地区的地权有所分散，自耕农有所增加。这也是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但是由于封建政权的残酷压榨，这些自耕农的经济状况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或稍有改善而又旋即恶化。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总之，在封建政权的压榨之下，客民的流动移垦和自耕农的增长这些有利因素，都没有能够改变起义地区农业生产总的衰退趋势。

不但如此，就是在非农民起义地区，包括前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的地区，在封建压迫掠夺下，也有某些地区出现旋垦旋废或熟田转荒现象，如直隶天津官田，吉林敦化招垦官地，都由于农民“无粮糊口”、“无资垦地”，或长期不能垦熟，或“已熟之田荒而不治”。⁽¹⁶⁰⁷⁾山西口外归化等7厅，原有民田31257顷，到1887年只剩下19047顷，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¹⁶⁰⁸⁾达拉特旗的官田旗地租额，咸丰年间原为10余万千文，到光绪年间，所收不及3000千文。⁽¹⁶⁰⁹⁾所有这类记述都是原有耕地陆续荒废的具体反映。

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农民主要是依靠集约经营去发展农业生产，即在小块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大量活劳动。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日益贫困，集约经营受到严重的限制，再加上一些地区大量可垦荒地的存在，使一些农民由原来的集约经营改为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所谓“应耕不耕，应锄不锄，应培壅者不培”，⁽¹⁶¹⁰⁾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这时农民普遍缺乏耕畜。战后浙江一带的情况是，“耕牛尽被宰伤”，往往“一村之内畜牛一头，而先后递耕”。⁽¹⁶¹¹⁾据1883年旅居中国的外人报道，直隶省很多农民也由于过于贫穷，连一头耕畜或其他牲畜也没有。⁽¹⁶¹²⁾就是有耕畜的，一遇灾荒，也被迫出卖。例如1876～1879年间，黄河流域各省连年灾荒，农民纷纷变卖耕畜。直隶天津县，农民耕畜“俱各变卖”；入夏降雨，即“无牛可耕”，播种之地仅占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三。⁽¹⁶¹³⁾山西省农民亦纷纷将耕畜宰杀充饥，“几无遗类”；有力之家即想置买耕牛，“亦苦有钱无市”。⁽¹⁶¹⁴⁾长江流域各省情形也并不好些。如1882年，安徽南部地区发生水灾，淹没农田，农民难以糊口，“每将耕牛售卖与人，为刀匕烹调之用”。⁽¹⁶¹⁵⁾1888年，长江中下游北部地区发生旱灾，苏北农民纷纷驱牛南渡，贱价出售；⁽¹⁶¹⁶⁾安徽滁州、全椒一带，有牛驴的农民亦靠卖牛驴度日。⁽¹⁶¹⁷⁾光绪后期，四川经过一次灾荒，农民所畜牛只几乎卖尽。⁽¹⁶¹⁸⁾民间因无牛可耕，“或以人曳犁”，⁽¹⁶¹⁹⁾事倍功半；或“膏腴土壤任其荒废”，望田愁叹。⁽¹⁶²⁰⁾各地耕牛的严重缺乏，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能力，限制了他们的经营规模和集约经营的程度。

农民由于无力积储肥料，土地越来越贫瘠。当时人就说，“人力已绌，地力日竭”。⁽¹⁶²⁶⁾如江苏江阴县，早在道光后期，由于农民无力培植，土地已经“渐行瘠薄”。⁽¹⁶²⁷⁾据光绪年间记载，皖北涡阳县，“泽纳犹是，昔厚今薄，地气使然”，⁽¹⁶²⁸⁾即沟洫雨水没有变化，土质变得瘠薄了。据宣统年间记载，长江北岸的怀宁县，从前栽种水稻分早晚两季，后来由于“地质大异”，如加种晚稻，“所人犹不足偿耕耨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两季为中迟一季”。⁽¹⁶²⁹⁾因肥料缺乏而导致土地贫瘠和农业生产的衰退是十分清楚的。

水利破坏，灾荒扩大，是导致战后农业生产衰退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与河务废弛相联系，一些地方豪强往往争占河床淀地，或者以邻为壑，致水利益坏。如江苏宝山县，干河不下数十，支港不下数百，全县农田赖以灌注。道光末年，河床被人占夺种植棉花、水稻。⁽¹⁶⁴⁰⁾直隶文安县，原有很多湖淀，赖以蓄泄。后来湖淀渐淤渐高，被人占夺种植莲藕、水稻。⁽¹⁶⁴¹⁾农民因经济困难，也无力维护水利。如昆山县佃农就“往往破损古岸，逐取鱼虾之利”。而地主管租人则利用田荒，以便报灾自肥，更不注意水利。⁽¹⁶⁴²⁾地方官或营私舞弊，侵吞水利公款。上述上海浦汇塘修浚费用之被侵吞即是一例。有的管闸官吏为索取私费，故意刁难，造成人为的灾害。如直隶天津县小站水稻区，全恃九宣闸放水灌注，而司闸之千总每“故意留难”，用水之时不提闸板，以致“沟渠干涸，无水浸泡”，致秧苗日见干枯。⁽¹⁶⁴³⁾或由于地区之间利害冲突，互相以邻为壑，破坏堤岸。如直隶文安县的王东大堤，长凡140余里，霸州、保定、文安等6州县依为保障，而雄县农田或被淹没。为此，同治至光绪数十年间，雄县绅民屡次扒堤泄水，致堤岸残破。⁽¹⁶⁴⁴⁾安州与清苑县，亦每为水利发生矛盾。安州绅民则筑堤捍水，以便把白洋淀变成膏腴；而清苑县濒堤诸处，则“岁苦淹没”。⁽¹⁶⁴⁵⁾又如任丘县令王蕙兰为了维护本县农田，禁止文安县民修筑堤岸，以利任丘县境洪水东注。结果下游之文安县境遭受水害，成熟禾稼“尽付东流”。⁽¹⁶⁴⁶⁾上述种种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

水利的破坏，农民抗灾能力的低落，势必造成水旱灾害的频繁。江浙一带的普遍情况是，“潦则溢，旸 旱则枯，旸雨偶愆，补救无可施”，⁽¹⁶⁴⁷⁾水旱灾荒频仍而至。两湖地区也因水利失修，往往低则淹，高则旱。如湖南衡山县，“近水诸农，其田常苦水潦，十种而九不收”。⁽¹⁶⁴⁸⁾湖北武昌等长江沿岸地区，洪水为患更为严重。⁽¹⁶⁴⁹⁾湖南耒阳等高阜地区则是“干旱时逢”，往往“十年五旱，五年三旱；高高下下，只收一半”。⁽¹⁶⁵⁰⁾诸如此类，无以尽举。一向水旱频繁的黄淮流域，更是“平畴千里，沟洫荡然，经月不雨，便成赤地，三日为霖，弥积为潦”。⁽¹⁶⁵¹⁾这些地区虽然沟渠不少，但因不讲水利，“旱无所蓄，涝无所泄”，以致“丰歉一任天时”。⁽¹⁶⁵²⁾结果，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大大增加了天灾的数量和破坏程度。北方各省，尤以1876～1878年旱灾最为严重。当时，直隶各州县，农村居民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¹⁶⁵³⁾山东各州县，农民地亩变卖尽绝，饿死者累累；⁽¹⁶⁵⁴⁾山西省则赤地千里，饥民多至五六百万；⁽¹⁶⁵⁵⁾河南省灾情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¹⁶⁵⁶⁾光绪年间，南方各省也经常发生灾荒。据1885年的记载，两江、两湖、两广大水为灾，“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各省灾民被迫流离。⁽¹⁶⁵⁷⁾1889年，江苏常熟县旱荒，嗷嗷待哺者不下数万家。⁽¹⁶⁵⁸⁾1890年，江宁一带灾荒，江宁及邻县灾民不下数十万。⁽¹⁶⁵⁹⁾据1886年报道，广东省广州、肇庆两府，过去很少水灾，“数年十年而一见”；近20年来则“几乎无岁无之”。⁽¹⁶⁶⁰⁾

下面试表列历年各省地方官吏向清政府所作灾荒呈报，借以说明灾情扩大趋势。

清代后期各省历年呈报灾荒州县数统计（1851～1900）

注：①1851～1864年间，所列州县次，注有“兵”字者，包括兵灾。②1871年后全系自然灾害，如水旱灾、雹灾、虫灾等。③1871～1880年，江苏、浙江、江西3省，有缺报年份。④有的省区，某些年份记有被灾村数，如1881～1890年，直隶被灾区为570州县次，其中包括50622村次；山东被灾地区为620州县次，其中包括118250村次。因其他年份记录不全，故未入表。

资料来源：户档，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19～722、733～736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北方的直隶省，1851～1860年10年间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为187州县次，到1881～1890年10年间便增至570州县次，较前者增加2倍以上。南方的江苏省在1851～1860年10年间，包括兵灾在内为369州县次，如把兵灾因素剔除，自然灾害约200州县次；到了1881～1890年10年间仅自然灾害即高达587州县次，也将近增加2倍。其他如山东、河南、甘肃、江西等省区，情况亦大体相同。而山西则更为突出，1851～1860年和1861～1870年的两个10年间，自然灾害分别为9州县次和12州县次，而到1871～1880年和1881～1890年两个10年间，自然灾害都增加到214州县次，增加20倍左右。各地区的发展情况虽不完全相同，但自然灾害的递增趋势是一致的。

农民贫困化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直接导致土地产量下降，农业生产衰落。

在残酷的租税搜刮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能力愈来愈低。他们普遍缺乏必要的口粮、种子、肥料、耕畜和流动资金。因此，既无力精耕细作，更谈不上生产技术的改进，地力亦日趋耗竭，产量递减自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用当时人的话说，即“人事已绌，地力日竭，收成日减”。⁽¹⁶⁶¹⁾大量记载表明，过去许多精耕细作的地区，诸如江苏、浙江、江西以及陕西某些地区，战后的普遍情况是，“广种薄收”、“俭种歉收”、耕作粗放、产量低落。⁽¹⁶⁶²⁾如前面提到过的江苏江宁地区，土地产量比战前下降了一半。⁽¹⁶⁶³⁾松江府属，在嘉、道以前，亩产稻谷二三石，棉花一二百斤；到70～80年代，“稻止收一石余矣，花只收数十斤矣”，其他杂粮亦皆减产。⁽¹⁶⁶⁴⁾句容县据1875年的记载，“从前每亩收米一石者，今只收谷一石”。⁽¹⁶⁶⁵⁾苏北淮安府，道光以前生产米豆甚多，豆饼、豆油转销江南，业此者获利甚厚。后来历咸丰、同治至光绪30年间，产量递减，收获日薄，开设榨油坊亦随之减少。⁽¹⁶⁶⁶⁾湖南湘阴等地，过去“垦无虚土，山木茂然成林，地无遗利”，19世纪50～60年代以后的情况，则“水潦岁作，田卒污莱，所在童山硗确，物产日啬，……而地利益微矣”。⁽¹⁶⁶⁷⁾广东遂宁县，1840年以后，由于水利失修，稻谷产量递减。⁽¹⁶⁶⁸⁾农业生产衰退还反映于复种面积的减少。浙江安吉县，从前春夏兼种麦、豆；同治以后，“种麦者寥寥”。⁽¹⁶⁶⁹⁾又如前所述，安徽怀宁县的水稻种植也由从前的早晚两季改成了“中迟一季”。⁽¹⁶⁷⁰⁾

当时各省地方官所作夏秋收成的奏报，对农业生产的衰退反映得十分清楚。

如下表所示，1821～1830年间，各省夏秋收成分别为7～8成或8成以上，而到1891～1900年间，分别减少为6～7成或5成以上。70年间分别减少了2～3成。各省收成递减的趋势和幅度也是大体一致的。例如，黄河流域的河南省，1821～1830年的10年间，夏秋两季收成为7～8成；1851～1860年的10年间，递减为5～6成；1881～1890年的10年间又降为5成稍多。又如南方的浙江省，1821～1830年的10年间，秋季收成为7～8成；1851～1860年的10年间，递减为6成以上；1881～1890年的10年间又降为5成以上。其余各省的情形大致相同。

清代后期直隶等8省农业收成预报成数统计（1821～1900）

注：“+”表示某成以上。如5+意即5成以上，不足6成。

资料来源：户档，转据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55～757页。

当然，各省州县官吏所呈报的农业收成并不一定准确。他们在春夏播种之时，每呈报风调雨顺粉饰政绩，在秋收季节则夸大灾情以侵蚀田赋，上下其手，以致偏离实际。但全国范围内长期一贯地呈现下降趋势这一事实表明，农业收成的递减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