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近世以前，用中文记载的文献数量比任何别的文字的文献都要多。1855年前后，有位西方学者就曾指出：“中国现存的各种著作很可能比欧洲的著作多得多。”[3]1948年2月，英国汉学家德和美在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中国——人文学术之邦》中也谈道：“至少到1750年为止，中国的书籍的数量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4]而中国书籍的增加和印刷术的普及与科举制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宋人岳珂曾说：“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汗牛充栋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5]从宋代直至清末废科举前，中国书籍印刷量最大的还是有关科举考试的教材（如四书五经等）、范文、闱墨、朱卷等各类备考资料和相关文献，也就是科举文献。以下我们具体分析科举文献的定义、种类与数量。
关于“科举文献”的定义，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较宽泛的定义认为科举文献是指与科举有关的文献，包括科举的制度，科试的各项法令规定，考试的内容及文体形式，登科的人物，科场事项以及为指导应付考试的有关程文、墨卷、拟题、选本、房稿、时文、类书等，实际上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加上各时代又有各时代的文献特点，内容也很复杂，因此比较难以分类[6]。另一种观点认为科举文献是指科举制度及其相关内容的文字记录，它的外延非常大，包括考试教材、科目、试卷内容、格式、阅卷方法、规程、朝廷贡举律令、诏书、科举题名录、各地方志中的选举志等[7]。还有一种更窄的定义认为科举文献是特指科举题名录或“科举录”，即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8]。韩国史学研究会理事长李成茂认为科举文献（“科举古文书”）包括试纸、试卷、红牌与白牌（及第出身文告）、榜目等[9]。此外，也有学者用“科举文献”来指称与科举有关的现代学术论著和古代史料[10]。
笔者认为，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闱墨、朱卷、科举试卷等科举文献，也可称之为核心科举文献，此外还包括专门的八股文、试帖诗选本和专门记载或研究科举的著作，如《唐摭言》、《制义丛话》、《淡墨录》等等[11]，以及备考科举的书籍，如《科名金针》、《登瀛宝筏》、《登科指南》、《举业卮言》等，清代学者钱大昕所修《元史艺文志》，按经、史、子、集分类，在“集类”中，专立“科举类”，所收《易义拟题》、《书义断法》、《春秋合题著说》、《策学归宗》、《科举天阶》等书21种[12]，便多数是属于备考科举的书籍。
广义的科举文献，在上述狭义科举文献之外，还包括专门记载科举的历史档案，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科举试题和试卷，各种文集、地方志、类书中专门记载科举的部分，以及笔记、小说、戏曲、年谱等所有各类文献中关于科举的直接记载。或可称之为“科举资料”[13]、“科举史料”[14]。邓嗣禹在研究科举制多年之后，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所列参考书目之后指出：“中国载籍言及考试者，几乎无书无之。”科举考试在社会上的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牵梦萦的事物。”[15]确实，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心，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中举及第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落第而归也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由于科举与广大士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一般读书人都与科举有一定的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的只是极少数，多数著名人物都经历过科举生涯，因此隋唐以后多数史志、文集、笔记、小说等都曾言及科举。据有的学者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16]。笔者据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七～二五○“艺文考·文集类”统计，该书所录朝鲜历史上1050部诗文集中，有755部标明作者为“文科”、“登科”、“司马”等科第中人，占总数的72%之多。即使名落孙山者所写的著作，也多少找得到关于科举的趣闻、逸事或民俗等方面的记载。就广义的科举文献而言，中国有关科举的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文献[17]。因此，为使论题集中，本文着重探讨的还是狭义的核心科举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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