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相当消极的影响。科举考试作为一种强大的指挥棒，指导着士人的学习方向，科举考什么士人便学什么，不考什么士人便不学什么。科举考儒学经史文章，人们便将心血才思用功于经史文章，而这些内容多局限于人文学科范围。虽然唐代设有明算科，清末也一度建立算学科举，但始终不被重视，录取人数也很少。当整个知识阶层沉迷于诗文写作和经义阐发的时候，科学技术便相对被冷落了。科举考试重人文知识轻自然科学、重道轻器的弊端，使中国古代人文科学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在世界上落后，以至于发明火药和指南针的国家却受到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当然，明清以后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不能完全怪罪于科举制度，因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是一个重人事轻技艺的国家了，在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汉代或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了，治术重于技术是儒学社会的一贯传统。我们只能说科举制将“学而优则仕”制度化，进一步强化了官本位制，将天下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来。科举出身成为入仕正途，工商异类被视为旁门左道，科技发明往往被看作“奇技淫巧”，许多科技发明却是和尚道士和方外术士所做出的。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曾指出：“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者，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9]在以入仕为知识分子唯一坦途的中国传统社会，既然科场所重唯有经史文章，那么有谁还愿去过问那些工艺方面的“雕虫小技”呢？这种重儒学不重科学的状况直到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才有根本的转变。
此外，科举对经学、文学、教育等方面也有某些消极影响。科举制的长期实行，养成了轻视实学、空疏无用的学风。尤其是明清时期八股文盛行，应试之学猖獗。因为经义、策论等试题年年要出，久而久之，难免重复类似，因而一些应试者设法搜集历年登第者的范文，死记硬背以应考，不认真研求真学问，只读一些《钦定四书文》之类的书了。有的甚至只读高头讲章，弃经书本身于不顾。明人薛瑄说：“学举业者，读诸般经，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一第之后，四书本经，悉置之不观……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10]许多人将八股科举视入仕的敲门砖，对经学采实用主义，甚至只读备考资料而不读本经，造成对经学的割裂曲解，流弊颇甚。而且应考思维定势形成后，往往读书作文都容易八股化。
广大士人花过多的精力于八股举业中，也影响了真正的文学创作。明人艾南英曾谈到八股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吾曹未尝轻恕古人，后人自必若求吾曹。使衡文者，量吾明一代举业，必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文，升降递变，为功为罪，为盛为衰，断断不移。则公以为今日当置吾辈于功与罪欤？”[11]这些唯以抄集经史文字为务的考生，专取对偶之相近者，截章分门，别类缀辑，随题引用，可得剪裁文章之巧，而于经史本文却不用心留意，这种做法被俗称为“文妖、经贼”[12]。
为了能够应付考试，不少举子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奉行举业至上主义，与科举无关的学问一概弃之不顾，考什么便学什么，而学的又往往是学问之细微末节而非根本大义。明代杨慎《升庵合集》卷二○八《科举》说：
本朝以经学取士，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五经、诸子，则割其碎语事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
比如宋代举子试卷中就曾出现“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以及省试举子向考官询问“尧舜是一事，是两事”之类的问题[13]。这种个别考生搞不清楚一些最简单的问题的现象，如不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祖、唐太宗是哪一朝皇帝，贞观、开元为何年号的情况，虽不能说明所有举子水平都差进而用来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就像不能用现代个别考生写出幼稚可笑的答案来否定所有考生的水平和整个高考制度或自学考试制度一样），但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片面应试所造成的知识褊狭、投机取巧的弊病。
在教育方面，科举虽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但也导致官学衰废或有名无实，并养成了重考轻教的风气，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唯以应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许多时候官学有名无实，只是一个考试的预备机构，很少进行教学活动。明清时期府州县学多为月书季考的场所，生员只挂一个学籍，真正求学还多在书院中进行，甚至连书院讲求的也多为科举学问。清人汤成烈说：“自明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矣。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14]这种应考场所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对培养人才也有某些消极影响。
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创造性和多元性。而科举考试定下标准答案，具有严格的规范和格式，尤其是八股文化内容以儒家经义为重，举子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得有所变异和自由发挥，只能“代圣贤立言”。这就钳制了人们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活力，不利于发明创新和学术文化的多元发展。统一考试最大的好处就是公平合理，但其天然局限就是无法测出个性独特及有某方面特别专长者，压抑求异思维。尤其是在科举考试的效力十分强大之时，便像压路机一样可能将特长和个性碾平。这一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昌明。因此，科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分为二、利弊参半的。
【注释】
[1]Paul F Cressey著，雷震译：《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师大史学月刊》1卷1期，1931年6月。
[2]《论语·卫灵公》。
[3]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南京：考选委员会印行，1936年版，第398页。
[4]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7月，173～208页。
[5]张贷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242页。
[6]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图书集成局：《第六次印二十四史售书启》，《申报》第10100号，1903年2月2日。据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卷一所载，癸卯科（1903年）17省（包括顺天）乡试题目都是以史论为题。例如，顺天乡试便以“汉初弛商贾之律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等五道史论题发问。
[8]刘海峰：《身、言、书、判——唐代铨选文官标准述评》，《文史知识》1984年第8期。
[9]利马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34页。
[10]《读书类编》卷十九。
[11]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三《艾南英答杨淡英书》。
[12]朝鲜史籍赵在山：《松南杂识》科举类《类抄圣令》载：“科业之士，惟以抄集为务，摘节经史文字，取其对偶相近者，截章分门，以资缀缉，谓之‘类抄’，随题引用，可得剪裁之巧，而于经史本文，专不留意。所谓明经者，惟以造话为心，以经传逐段各摘其一字，造为淫亵可笑易记之话，以资其诵，谓之‘圣令’，能不忘其章段次第疑似，而于大义全所昧。此两者成俗为文妖经贼，不止宋末之弊而已。”
[13]《曲洧旧闻卷》卷三。
[14]《经世文续编》卷六五《礼政·学校》下汤成烈《学校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