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局限性

（一）需进一步充实理论研究文献

目前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股权激励的影响因素，不同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的影响，股权激励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企业股东和管理层的代理、债权人和企业的代理、企业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站在融资约束的角度分析企业的现金持有、股利政策、企业的政治关系等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挖掘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文献，充实文章的理论基础，深入分析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使研究更加深入。

（二）需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和研究时限

在实证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大部分是处于成长期的公司，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息税前盈余和企业规模显著大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小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也就是说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样本存在选择性偏差。如果能够选择相同的样本，通过比较股权激励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变化，更能说明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股权激励公司的样本大部分是股权分置改革后实施的，而且部分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公告是和股权分置改革在一起的，股权分置改革前的数据和股改后的数据缺乏可比性。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2006版《企业会计准则》，准则实施前后的财务报告数据可比性降低。大部分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正在实施过程中，只有少量公司实施完毕，对于股权激励实施后的企业的投资效率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三）投资效率计量方法较单一

本书对投资效率的计量方法主要借鉴Richardson（2006），刘昌国（2006），辛清泉等（2007），李青原等（2009，2010），杨华军、胡奕明（2007），王彦超（2009）等估计企业投资效率的方法，首先通过一个模型估算出企业正常的投资支出水平，用模型的回归残差（企业实际的资本投资水平与估算的资本投资水平之差）作为投资效率的代理变量，残差大于零代表投资过度，残差小于零代表投资不足，残差的大小代表投资效率的高低程度，残差越小代表企业投资效率越高。在计量方面没有将宏观的投资效率的技术评价方法、企业投资效果的评价方法进行结合，企业股权激励一般以企业的财务业绩为基础，企业的投资效率是以企业的价值为目的，两者的目标不尽一致，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说服力会更强。另外在分析企业的投资支出时，本书选择的是营业收入增长率，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没有选择Tobin’s Q，也没有选择其他的指标，代理变量选择过于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