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科目与内容的发展趋势

统一考试是利弊并存的，其最大的优点是公平合理，而局限则是无法测出个性及具有某方面特长者。在实行科举的初期，唐代是设置有许多科目的，既有常科，也有“待非常之才”的制科。而制科的科目也是五花八门，包括了文学、经术、政治、军事、谏诤、搜罗遗逸、激励风俗以及各种专门才能学识等各类科目，甚至还有“日试百篇科”、“日试万言科”，制科名目总数多至一百多科。这些众多科目的设置，有利于选拔各种专才，有些科目可能还是先有欲举之人而专门设科以网罗之。这种情况反映出科举制初创与勃兴阶段具有变动性，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没有多少束缚，因而可以灵活机动地随事设科。但科举制的发展趋势是越到后来越向统一考试演变，科目越来越趋同，内容越来越统一，从选拔专才走向选拔通才。而追求公平与可操作性是这种演变的内在动因。

科目的趋同首先表现在制科名目的逐渐简化、集中和固定。到唐德宗（780—805年在位）以后，制科从唐前期令人目不暇接的众多科目，变成集中于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四个“定科”。到宋代，制科已不常举行，明清时期更是偶尔为之，在科举取士中已无足轻重了。人才的选拔已集中到常科上来。其次，是常科科目日益趋向单一，从唐代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童子、道举、史科、开元礼等常科，发展到北宋中叶以后合并为进士一科，即使后来分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或者像金朝那样将进士科分成经义、词赋、策论进士，但从元代以后，一直到明清，科举考试只设进士一科，选拔“经明行修”之士。由多科演变为单科，体现出科举制的发展趋势是不断从分散走向统一，从注重专门学问走向注重普通学问。这是与中国帝制社会后期极力追求大一统、日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相一致的。

竞争性考试注重普通常识而非专门科目，这样有利于公平比较。英国人帕金森撰写的《官场病》中提到：“中国考试制度以强调文学修养为特点。考试内容包括了经典知识，（诗歌和散文）写作能力，以及坚持把每场从头到尾考完的顽强作风。据说，经典著作的修养和文学水平，对任何人从事任何行政工作都同等重要。又据说（无疑是对的），科学知识对考生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除非干科学。事实上，大家同时参加几门不同的考试，结果是排不出名次的，因为无法判断某人的地质学成绩是不是胜过另一人的物理学成绩，所以把这两门科学统统作为没有用的东西排除在外，至少还方便一点儿。”^[1]科举从众多考试科目演进为单一的进士科，就含有便于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众多考生的用意。

此外，科目日趋单一还与进士科旺盛的生命力相关。制科、明法、明算等科多为选拔专才，即使是明经也偏重于经术一类。就从政而言，专才多用于特定职位，通才则可用于各种领导职位。进士科虽较偏重于文学类，但唐代进士科从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以后也需试帖经，而“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瞻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2]。由于进士科实际上是选拔通达之才，非通文律、究义理、明古今者，不易中选，这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通才适合于从事高层管理工作，在基层历练一段后较可能胜任领导职位，因而进士科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逐渐兼并包容了其他科目。元代以后，只有进士一科硕果仅存，失去了科举制最初按不同的科目来分别选举人才的含义，从分科举人变为单科举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科目》说：“唐制取士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故谓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临政治民，往往非某一单方面的才干所能处理，而需综合的素质和应变能力，因此考试科目逐渐合并为选拔通才的进士科。

不仅如此，即使是只剩下进士一科之后，考试内容还由多样走向统一。宋代进士曾分为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金朝又加上策论进士。元明合为单一的进士之后，兼试经术与文学两方面的内容，当然还有策论。但在元代、明代和清代初期，经义方面还是提倡术业有专攻。四书分量较小，为必考题。五经内容很多，只要求考生于《诗》、《书》、《礼》、《易》、《春秋》中选考一部经书。乡、会试录取时，前五名由各经选考人中各取一名，故有“五经魁”的说法。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虑到“分经阅卷，易滋弊窦。且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涉博通，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明岁戊申乡试始，乡、会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毕，再于乡、会二场废论题，以五经出题并试。永著为令”^[3]。从选试一经变为通试五经，一是为了防止偏科，二是为了改变分经阅卷录取，互相之间难以比较优劣的状况，用统一的标准公平取士。

从分散走向统一是科举考试科目和内容的演进规律。统一考试达到了公平竞争的目的，却不可避免地要遗漏某些特殊专才，这是大规律统一考试的固有局限。科举是这样，现代高考等大规模统一考试也是这样。具有标准答案的统一考试就像剪草机，将不平整的特长枝叶都剪得平平整整。考试这种限制求异思维的局限，办考者该明确认识并努力加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