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兴而学校废”，这是一些论者对唐代学校与科举之关系的看法。其实，学校并没有废去，只是其重要性下降，并逐渐沦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而已。唐高宗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科的影响增大，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也随着科举考试这根指挥棒转动。高宗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明经进士二科加帖经，进士并试杂文。国子监有关学科也就强加了这方面的教学内容。《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载：“凡六学生，每月有业成上于监者，以其业与司业祭酒[15]试之。明经帖经，口试策经义，进士帖一中经，试杂文策时务征事。其明法、明书、算，亦各试习业，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书礼部。”对于唐代学校与科举的轻重消长关系，论者多以为科举的兴起是中国教育史上学校衰落的一大关键，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属机构是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大损失，而对其消长的原因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我认为，科举制对学校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未可一概而论，而消长变化的原因，则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科举制本身的发展变化有关。
首先，唐代科举盛学校衰是士族地位下降、参政权开放的必然结果。科举制为庶族地主及部分农民（主要是自耕农）参政开了方便之门，而唐代六学二馆的入学资格等级森严。作为贵族子弟学校，弘文馆学生名额三十人，崇文馆二十人，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宰相、京职事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皆为皇亲国戚。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16]。后三学，由于是技术专科学校性质，入学资格限制较宽。而二馆和前三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培养的目标是考明经、进士，即从政人才，而其入学资格颇严。这样的学校，一般地主阶级的子弟和平民是无法窥其堂奥的。同时，这也反映了唐前期社会重门资品第，等级森严的特点。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酝酿并开始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成为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学校与科举之间轻重，有如天平的两端，也在此时从学校较重转为逐渐平衡，而安史之乱的契机，则猛烈地触动了其轻重关系，使社会所重迅速倾向于科举一端。学校从此一蹶不振，科举取士重乡贡而轻生徒，科举也取代了学校的重要地位。我认为，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在短期内，确实学校一时是衰败了，学校受科举的支配而无多少独立性了，但从较长远地看，它却客观上促使教育机会下移，促使教育范围的扩大。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为四门馆博士，面对“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的现实，提出降低太学、四门二学的入学资格，“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共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也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17]。这种教育机会的下移与当时整个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取士不问家世等大趋势是一致的，因而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唐代科举兴使学校变成附庸就否认其变化在当时的积极意义。教育机会的下移趋势发展到宋代，最终出现了太学取代国子学重要地位的变化，大学等入学资格较唐代进一步下降[18]，这是对魏晋南北朝重阀阅的反动，也是对汉代大学平民性的回归。至于后来明清学校完全纳入科举的轨道的消极影响，那是另一回事，并不能用来反驳唐代科举对学校影响有进步意义的论点。
其次，生徒解送人数在总解送人数中的比例下降和生徒在及第总数中的比例下降，既是唐代学校科举消长变化的结果，也是促进其变化的一个原因。《唐摭言》卷一《乡贡》载有咸亨五年至景龙元年之间六榜进士及第数和乡贡数，部分反映了唐前期生徒在及第者中占绝大比例的情况。兹参照《文献通考》卷二九所载《唐登科记总目》列表如下。
唐前期生徒占进士及第总数比例举例表
王定保《唐摭言》举此六榜用来说明景云（710）之前乡贡较少及第的情况，六榜乡贡皆只一人，也许是从《登科记》中选取较为典型的例子，但确实说明了当时重两监轻乡贡的情况，并为我们理解前述王定保所说“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这句话，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景龙元年之前，生徒多占进士及第总数的90%以上，而乡贡绝少，故于榜中标出。“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于榜中”[19]。所谓寄应，即身为乡贡，为求及第而托身附寄于国子监学习，然后举送，景龙元年及第的李钦让，便是“定州乡贡附学”。开元天宝以后，两监举者众多，及第也渐难。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杨
指出：“唐兴，二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然则学徒费官廪，而博士滥天禄者也。”[20]为了使生徒较易及第，肃宗乾元元年（758）下诏优待监生：“国子监学生，明经、法，帖、策口试各十，并通四已上，进士通三与及第。乡贡明经准常式。”[21]然而国子监生徒仍较难及第，太学生何蕃“岁举进士”，却在太学中待了二十余年[22]。此时再也没有唐前期“游太学者多矣，咸一切欲速，百端进取”[23]的情况了。《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具体地限定了两监、宗正寺及各道府所送明经、进士之名额，可制成下表：
会昌五年明经进士中生徒乡贡比例表
表中国子监、两监及官学隶名、东监明经之和为550人，占明经举送总数1390人的39.6%；进士之和为60人，占进士举送总数663人的9%。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生徒在进士举送者中所占比例很小，远不能和唐前期相比。生徒在明经举送者中所占比例不小，但在唐末连此状况也不能维持。
哀帝时，生徒和乡贡明经解送人数皆大为减少，天祐二年（905）十一月敕文，令国学与诸道等明经—例解送两人，这样国学明经仅两人，而天下几十道明经解送总数起码有七八十人，生徒所占比例很小。为此，次年正月，监生郭应图等60人联名上状，称：“应图等早辞耕稼，夙慕《诗》《书》，自抛乡邑之中，便忝国庠之内，栖迟守学，
轲于时。未谐升进于朝，却抱减退之患。苟或诸道解送，监府同条，实谓首尾难分，本枝无异。伏请闻奏，俾遂渥恩者。”同时上奏的还有河南府，称当府取解明经举人，有27人及格，“若只送二人，必恐互有争论，难以指挥”。为此，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唐朝政府仍不得不下令依准常例解送[24]。但于此我们却可看出唐后期生徒取解数（当然也包括及第数）在取解和及第总数中的比例越发下降，而其比例下降则必然促使学校与科举的轻重变化进一步加剧。
第三，唐代学校科举的消长变化还与明经科和进士科地位的沉浮升降有关。众所周知，唐代科目的排列次序和及第出身高下次序为秀才、明经、进士，秀才人数至少，且永徽二年后未有及第者，—般举子皆趋向明经和进士二科，以致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5]。随着进士科地位的不断上升和明经科地位相对渐次下降，学校与科举的消长也日益明显。这与国子监前三学和州县经学的培养目标有关，这些学校主要按儒家的理论模式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政人才，教学内容主要是《论语》、《诗》、《书》等儒家经典，掌握了这些经学知识，较可能考取注重儒家经学的明经科，却不能驾轻就熟地应进士举。因为进士科主要考时务策和诗赋，侧重文章辞彩，故被称为“文学之科”[26]，进士及第被称为“以文中第”[27]。国子监明经及第者颇多，前列会昌五年明经进士中生徒乡贡比例表显示，生徒占明经举送总数的39.6%，而进士举只占9%，段成式《支诺皋》载有一则故事，说柳璟知举年（会昌元年、二年），有一位国子监生与邻房三位同乡皆明经及第。同一年中，国子监的两个宿舍即有四人明经及第，可见唐后期生徒多应明经举。而明经科冷落、进士科荣光的演变为大势所趋，人们自然而然也就重科举而轻学校了。
如果再进一个层次分析，深入探究唐代学校科举消长与明经进士沉浮之关系的底蕴，我们即可发现学校科举的消长变化，不仅由于明经、进士科沉浮升降的缘故，而且还与进士科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的变化有关。唐代进士考试的科目和录取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唐初只试时务策，调露二年加试帖经和杂文，开元以后，杂文多用诗赋，唐后期更是注重诗赋文辞。可是，国子监和州县经学所学多为儒家经典，很少涉及文学辞章，故生徒的专长多偏于经学而非诗赋辞章，他们诗赋作文难以和成天吟诗作赋的乡贡举人相伯仲。《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载：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称道之”。《全唐文》卷七八七载温庭筠《榜国子监》文：“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傍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将及第进士优秀诗篇张榜于国子监，既标榜取士公允，也有让监生临摹借鉴的用意，它间接地反映了生徒较不善诗赋的情况。总的说来，唐后期进士科较前期诗更重诗赋文辞，因此，唐后期文献中也很少有“以国子进士高第”[28]的记载。既然入监学习对提高文学水平无多大补益，进士科又为人心所向，学校冷清寂寥则是不可避免的了。
学校与科举的轻重变化的影响，如前述具有促使受教育机会下移的进步意义，不过，确也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衰败不振。《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舒元舆《问国学记》一文，非常具体地记述了他参观国子监所看到的衰败荒凉景况。唐后期一些政治家、教育家也对学校的衰落深感忧虑，韩愈曾指出学校不振的后果，并建议重定入学资格限制以振兴国子监；柳宗元曾对“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打架斗殴等腐败现象痛心疾首[29]，刘禹锡也曾慨叹“室庐圮废，生徒衰少”，并提出改撤祭奠以筹教育经费的建议[30]。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大都重视学校教育，士大夫多认为“治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俊造之士，皆从此出”[31]。重科举、急仕进的社会风尚确也是唐后期学校衰微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社会动乱、经济不振和财政拮据的原因，此不详述。
然而我们在谈及科举兴学校衰的同时，还不应忽视这么一个事实，重科举促使官学一时衰落，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和家庭教育的普及。关于唐代私学的具体设置情况，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五章所述已详，此不一一列举。这里所需指出的是，唐代于私家执弟子礼者，有许多是以应举为动机的，如王义方于昌乐聚徒教授[32]，其门人之一员半千后来为求及第任职，上《陈情表》称：“若使臣七步成文，一定无改，臣不愧子建；若使臣飞书走檄，援笔立成，臣不愧枚皋。陛下何惜玉阶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抑扬辞翰。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策、判、笺、表、论，勒字数，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33]员半千果然出类拔萃，以八科举中第[34]，又应岳牧举，于御前对“天阵、地阵、人阵”之间，受到高宗的嗟赏[35]。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时，“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36]。韩愈敢为人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者皆称“韩门弟子”[37]。
科举对教育的积极影响不只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家庭教育的普及，并调动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沈既济《词科论》说：开元天宝之中，“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38]。科举考试的内容不一定要在官学中学习，家庭教育和自学便能获得提高，因此唐后期许多人靠家庭教育，发愤学习而及第。元稹曾自叙说：“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经出身。”[39]李德裕不仅本人曾当过教师，讲学于平泉别墅，而且也让自己的儿子接受家庭教育，见到刘邺六七岁能赋诗，“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40]。裴休与兄弟俦、俅三人同学于济源别墅，“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后皆登进士第[41]。唐后期还出现了以家庭教师为职业的“佣教生”[42]。家庭教育的广泛开展对唐代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