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富有与浙江现代化建设目标

精神富有成为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灵魂，这既是浙江现实存在的客观要求，也是进一步推进浙江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精神富有作为浙江现代化建设目标，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是建设现代化浙江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启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与全面小康社会相比，建设现代化浙江的核心要义是实现全省人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

实现全省人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贯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社会活动各环节，体现在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各方面。物质富裕，就是要使城乡居民就业比较充分，收入普遍提高，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完全消除，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臻完善，人人享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精神富有，就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民主法治素养、思想道德素养和生态文明素养，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过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

这一目标追求着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了物质和精神这两种生产生活最基本的层面，涵盖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的全部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扎实推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努力创造更加充裕的物质财富，又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精神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这一目标追求立足于富民的全面度，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求，强调富民不仅要做到物质上富裕，而且要做到精神上富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民生优先，既要围绕物质富裕惠民生，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又要围绕精神富有惠民生，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努力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心愉悦，过上健康和谐的幸福生活。

这一目标追求致力于富民的广度，最终要实现惠及全省人民的物质上共同富裕、精神上共同富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共建共享和全民普惠，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注重先富带后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既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和先进模范人物示范作用，又要着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精神素养，不断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教育、引导和带领全体社会成员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

2.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人自身的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提高，就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不断改善、人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社会的和个体的两个层面的发展进步，全面发展的人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即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全面参与和介入社会的不同层面，在广泛交流中全面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最终成为社会的人；其次是个性化的人：即在成为社会的人的过程中，形成个人独特的品质和思想、情感、才能、自我观念，形成全面发展独立的人格与品格，从而成为个性的人。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理论是相互交融、互动互进的有机整体，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目标的主要理论依据。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9]，从而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10]。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的社会物质财富将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将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夕强调：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非常重视并反复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系统整合起来，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制度的和精神的内容统一起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新的实践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内容。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同一个历史活动的双重结果。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对矛盾。一方面，社会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制约着人类的活动，人们不能改变它，也不能违背它，否则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另一方面，在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又自始至终贯穿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于人的能动的社会活动过程之中。作为主体的人可以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利用它，避免或减少它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促使社会沿着前进上升的路线有规律地发展，从而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马克思从人类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来阐述人民群众对于物质世界的生产实践活动，一方面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来获取自身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从改造环境的活动中来达到人的自我改变、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这就是人类实践的最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也就是说，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实践活动书写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变迁，这里既包括了自然界的人化，也包括了人自身的发展这样一种双向发展历程。没有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无所谓世界的历史发展，也就无所谓人自身的历史发展。因此，马克思是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向关系上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在他看来，人们的历史始终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马克思指出：处于社会关系中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过程的最终结果。在活动中，作为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如产品等）只是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而作为主体出现的个人，他们在实践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在更新他们自身，在改造环境中实现物质世界与人自身的共同发展进步。

人的全面发展是纠正社会发展过程中“片面性”倾向的价值尺度。在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活动中，人们经常会陷入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把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仅仅看成是达成某种外在于人的纯粹物质的发展目标的实现手段，有时甚至以牺牲人的自身发展去实现某种毫无人文价值的社会目标。我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把人类的辛勤劳动理解成仅仅是为了生产某种物质产品的手段或条件，而物质产品则成为人的生产直接追求的目的。的确，如果没有人的劳动，物质产品就无法生产出来。但是，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中，人的体力的锻炼、智力的提高，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激发和提升，以及在物质的产品中凝结着的生产者的智慧和技能，成为人们劳动能力、创造能力的确凿证明，也是人作为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创造主体的历史地位的确凿证明。再进一步，通过使用和消费这种物质产品来满足人类自身的某种需求，也就从根本上实现了人的生产目的。而过去我们总是从表面上看到了人为生产物质产品的辛勤劳动，看不到在物质产品背后所蕴含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的主体本质力量，看不到这种实践活动对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在这种片面性的影响下，我们曾经出现过仅仅追求单纯的经济产值，一切向钱看，不顾人的自身发展的需求，出现抓经济建设与抓精神文化建设工作中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这种倾向，极大地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总之，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党也好，要想获得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入手。胡锦涛强调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2]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浙江提出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主要理论根据，浙江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为实践内容和目标向导。

3.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历史文化基础

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具有充分的历史文化依据。浙江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特质（素质、修养和信仰等）及其相互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叶适为代表的“务实而不务虚”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等等。浙江的这些传统文化基因为当代浙江的精神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精神品质。自古以来，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煤、铁、油等大宗工业原料均相对匮乏。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造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复国雪耻，成就霸业。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生存压力日益沉重，浙江人靠辛勤劳动，形成了一年三熟的稻作文明，也磨炼出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同时，古代农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海堤、河道、水利工程的修筑，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就是一代代浙江人励志图强改造大自然的成果。另外，农耕困难激发了浙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先民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人口密集也在客观上迫使浙江人勇敢地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浙江人既具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具备海滨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及国内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元代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浙江占四个。地理上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造成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又敢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大多数传统浙江人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计艰难，不得不放弃农耕或背井离乡，走上经商之道，他们大多拥有朴素而坚定的基本理念，即“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无欲则无心”、“人则财之本”，这是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是对自我的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江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客观上，人本观念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为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桥梁，并成就了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在历史上，传统浙人立足百姓生活，发展专业技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形成了区域性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如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奉化的“红帮裁缝”、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百姓吃饭穿衣等头等大事，绵延了传统浙江人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发展。

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价值理念。王阳明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生成了传统文化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对浙江的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唐代开始，杭州、宁波和温州就已经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都居全国领先地位。

在浙江这块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文化发达的土地上，思想家们普遍倡导义利并举。讲义守信的品德操守始终贯穿其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逐渐形成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儒商文化。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13]；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14]叶适也明确反对义利两分，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要求“实政与实德双修”，把仁义道德落实到“民利”上。^[15]

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开放意识。传统浙江人“人性柔慧”。“人性柔慧”是指浙江人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的精神特质。在原始积累时期，民间的文化遭到政治制度的压制，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这种不利的制度环境之下，传统浙江人灵活多变地创造出了独特的生存模式。他们寻找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经济缝隙中的“小本生意”，避开与官方利益的直接冲突，以曲折的方式追求利润，并通过在农村、城镇、山区的商业“游击战”形式，逐步编织经营网络，使得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织，培育了传统浙江人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特别是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同时，大批浙江人到海外谋生，凭借较强的适应能力迅速在异地站稳脚跟，不仅将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也通过华侨的纽带不断吸引着外来文化。

这些精神文化基因不仅流淌在一代又一代浙江人的血液中，也不断激活于当代浙江人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人民不断冲破思想束缚，锐意改革、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用创业创新的实践铸就了一部精神富有拓展史。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积极有为、科学执政，尊重民众首创精神，激发民众创造活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铸就了一部浙江价值精神提炼史。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再到“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我们的价值观”，浙江精神价值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深化，它以区域化、个性化、时代化的形式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本质。

4.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现实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把“富民强省”放在省位，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我省发展历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5年来，省委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创业创新、奋力前行，扎实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胜利完成了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基本实现了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经济建设基础。经济转型升级深入推进，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2011年达到32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58000元，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5925亿元和3151亿元。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创新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政治建设基础。民主政治建设有序推进，各领域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法治浙江，扩大基层民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落实，人民民主有序发展，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能力切实提高，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党管武装工作成效明显，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有了可靠的政治前提。

文化建设基础。文化大省建设加快推进，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宣传，大力弘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广泛开展“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积极开展公民道德实践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浙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

社会建设基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扎实推进，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始终坚持富民、惠民、安民为先原则，积极构建具有浙江特点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新格局。2011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突破30971元和13071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2.49倍缩小到2011年的2.37倍。社会保障实现制度全覆盖，参保人数大幅增加，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取得积极成就，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有了良好社会基础。

生态建设基础。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坚持以生态省建设为抓手，全面部署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完成“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和“811”环境保护行动基础上，启动实施“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节能减排任务全面完成，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了较好的保障。

党的建设基础。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全面推进，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升，学习实践活动成效显著，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推进，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科学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在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已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5.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社会是浙江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是贯彻中央“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要求的实际行动，是深化“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目标追求，是顺应全省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内在要求，是浙江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贯彻中央精神的实际行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构想：即（第一步）从1980年起，用10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再经过50年的奋斗，使我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总体小康，提前完成了前两步，开始迈出第三步。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省据此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进程进行调整，更加突出强调了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与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前后相继、与时俱进的。党的十六大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参加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殷切希望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对包括浙江在内的两省一市提出了阶段性发展目标：即到2015年，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可见，不失时机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断提出和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中央对浙江的殷切期望，也是浙江落实中央要求的实际行动。

深化“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的必然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5年，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取得了显著成就。浙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发展，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20世纪末，浙江率先实现总体小康的目标，全省人民过上了比较殷实的生活。浙江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文化大省、依法治省等战略，成为全国发展最快、协调性最好、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不断丰富和完善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的以富民强省为目标取向的发展战略，先后作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省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显著提升，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浙江已经基本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

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富民强省”自始至终贯穿于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可以说，浙江的改革开放史，就是持续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富民强省的历史。“八八战略”是十一届省委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作出并实施进一步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全面部署；“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是对“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中“富民”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在基本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建设现代化浙江新征程的总目标。“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与“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顺应全省人民期待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内在诉求。人民群众的需求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层次是渐进提高的，这符合人类需求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致力于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社会需求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人民群众的期待和需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追求生活必需品到追求高档消费品，从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关注经济层面到关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层面等等。总起来说，全面小康生活基本达成以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是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期待，也就是向往尽快过上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新生活。为此，必须进一步提升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水平，加快推进浙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符合广大人民的内在诉求和根本利益。

6.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是不断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的客观要求

建设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目标不仅需要一个具有高水准领导能力的执政党，更需要每一个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为人民作出榜样与示范，把优秀的精神体现在现实的权力运用中，使人民群众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精神与自身的关系。执政党的精神风貌是国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对国家精神的认识，直接通过共产党人的示范。这就要求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都必须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高于一般群众的精神状态、精神风貌、精神境界，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把优秀的精神内容落实在具体的执政行动中去，不断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

立党为公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精神价值。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共产党人必备的基本精神价值。秉公执政，是共产党员的基本职责，是执政党取信于民的根本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与历史上剥削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党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以实现人民的利益为目的，这要求党员干部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无论官多大，权多重，都必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是坚持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我国正在经历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涉及利益的调整和分配，也有可能使部分群体的利益暂时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能否合理有效地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协调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检验我们执政是否“公”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富民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使许多人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但是，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因此，党和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既要反对平均主义，也要防止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共同富裕，这对执政党提出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不大力发展经济，就不能摆脱贫穷，共同富裕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为民执政意味着必须坚持效率优先，没有效率，执政党无以证明自己是在为民执政。另一方面，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不能忽视贫富两极分化，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其能力不仅体现在发展生产、追求效率上，同时也体现在它能够公正平等地分配社会利益，兼顾公平的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自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因素，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都应该是党完善富民政策要深入考虑的内容。

总之，既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要保证共同富裕的原则得以实现，这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的关键在于公正地行使权力。这是对新时期权力执行的严峻考验。执政党能否公正合理地分配社会利益，协调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真正实现，也是证明我们党真正“立党为公”的现实依据。

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精神风貌。党的廉洁纯洁问题，是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问题，而人民群众往往是从党员干部运用权力是否正直廉洁来看党的廉洁性的。当他们看到党员干部是廉洁的，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以共产党员为榜样，自觉团结在党的周围。因此，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由于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又由于社会环境复杂，领导干部受到外部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日益增多，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因此，如何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权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成为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不断凝聚民心民智民力的基本前提。

党员生存环境、党员利益分配条件、党员价值追求和党员社会地位的分化，导致了一些党员不纯不清。现在有的人入党、当干部，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要矢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而是认为入党、当干部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为个人或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封建的“官本位”在我国根深蒂固，受这种思想的驱使，有的党员干部滋长了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把人民的利益抛置脑后。一些人为追求权力而角逐，把权力作为人生的最大目的，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了谋取一官半职，不惜用人民的财产行贿买官，为了占据某一职位，不惜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他们到处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甚至杀人谋官。权力追逐的结果，导致权力的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激励干部廉洁从事、清正为人，立志做大事，而不是追逐当大官，逐步消除“官本位”思想及其遗毒，理直气壮地褒扬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为执政的清正廉洁营造良好的环境。

自觉自律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自觉自律，就是要以高度的道德自觉性与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贪欲，严于律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也是党员干部以道德的力量，影响与感召人民群众的有效途径。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于在全社会具有直接的教育与示范作用。

如果没有内在的道德自律，领导干部仍然不会从内心真正接受正确的权力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各种腐败分子的出现，往往不是因为缺乏外在的制约机制，也不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更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个人利益。相反，他们的腐败正是在法制越来越健全、各种制度日益完善、物质利益不断丰富的情况下发生的，这说明贪得无厌地追逐日益膨胀的个人欲望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些拥有重要职位的党政干部来说，他们并非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并非不懂得法律制裁的严肃性，而是贪婪的私欲驱使他们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所以，如果没有自觉自律的理性，制度和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如果没有自觉自律的心态，利益只会成为贪欲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