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到符号学

无论是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语言符号在时间或空间上都处于一种线性的延展状态。比如,话语或语篇中的单词一个接着一个出现,这种水平方向上的展开排除了两个单词同时出现的可能,语言符号集合在水平方向上的单向的、不可逆转的线性关系被称为“组合段”关系。除此以外,语言符号集合还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enseignement一词可分别与同义词、形近词或同音词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在这些分类中,语言符号之间表现为一种选择性的替代关系,不同类别中的词汇完全是靠人类大脑的联想积累起来,因此又被称为“联想”关系,巴尔特则称之为“系统”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组合段单元之间是“在场”的共现关系,系统单元之间则是“不在场”的选择关系,然而“组合段只能通过不断地从系统中召唤新的单元才能得以推进”^[45]。也就是说,组合段只有不断从系统中做出选择才能实现它在水平方向上的延展,而系统的选择又由组合段的成分来决定。因此,语言符号集合在这两个向度上的关系密不可分。

索绪尔的“组合段-系统”思想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们采用不尽相同的术语对语言符号集合在这两个向度上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根据巴尔特的总结,其中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有:

图2-8

由上图可知,“组合段-系统”这一概念组已经成为语言学界的研究焦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使得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性质特点、所使用的切分方法等问题都已经得到深入研究,这些都为巴尔特将这一概念组运用于大众文化符号系统研究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虽然索绪尔最初提出“组合段-系统”概念组,主要是用于研究语言符号集合的关系,但由于这两种关系根本上源于人类的两种心理活动,“甚至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中两个相互配合的系统”^[46]。人类的思维必须要通过这两个轴面才能实现,从而决定这一概念组的应用和影响必然会突破语言学研究的藩篱,并进入更广泛的符号研究领域。

雅各布森率先尝试将这一对概念组运用到语言学之外的研究中,他不仅阐发了人脑结构和语言符号的“组合段”“系统”两轴面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文学研究中区分出隐喻性话语和转喻性话语。前者对应着“系统”的秩序,后者则与“组合段”的秩序更加接近。根据这两类话语在不同文学形式中所占比例的多少,雅各布森提出“俄国抒情诗、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绘画、卓别林的电影(淡化手法是真正的电影隐喻)、弗洛伊德的梦境特征(按同化作用)等属于隐喻秩序”^[47],这些文学种类与“系统”关系之间更有亲和力。然而,“英雄史诗、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格里菲斯的电影(特写镜头、蒙太奇和各种视角选择)以及按移位或压缩机制发生的梦中投射等则属于换喻秩序”^[48],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则更多地表现出“组合段”关系的特性。在雅各布森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将这种文学符号学研究进一步推进,他提出“隐喻秩序”的文学形式还有教诲性的叙说、主题型的文学批评和格言式的话语,而“转喻型”的文学形式则还包括民间故事、新闻报道等等。更重要的是,巴尔特开创性地将这一概念组运用于各种大众文化意指系统的研究中,他集中分析了它们在衣服、饮食、家具、建筑等表意系统中的具体表现,论证了将这组概念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的可行性和阐释力。

服饰系统中的“组合段”表现为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裙子、衬衣、背心等)之间的并列、共现关系,而它的“系统”则表现为在身体的同一部位不可能同时出现的零件之间的选择关系,如无边女帽、女便帽、宽边女帽等组成的女帽系统,或者是不同款式的女鞋所组成的女鞋系统等。在饮食系统中,它的“组合段”成分表现为用餐时实际选择的一套菜,而其“系统”关系则表现为某一类的菜品的集合,比如各种不同样式的甜点等。家具系统的“组合段”是指在同一空间内的一套家具,即不同家具的组合体,而“系统”则是指处于可选择状态的同一家具的不同样式或风格,如红木沙发、布艺沙发、真皮沙发等等。此外,巴尔特还将这两个平面的分析运用于“建筑”这一意指系统中,它的“组合段”表现为整个建筑物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并置和共现关系,其“系统”则表现为一个建筑物的同一部位(如阳台、客厅)的不同样式的集合。

这一部分较为清楚地呈现了“组合段-系统”这一概念组从语言学到符号学的理论发展路径。首先从索绪尔率先使用“横组合-纵聚合”思想来研究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到雅各布森的“隐喻-转喻”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再到巴尔特的“组合段-系统”理论及其在服饰、饮食、家具和建筑等符号系统中的应用。在对这些符号系统各自的“组合段”和“系统”的内容及表现的研究中,巴尔特认识到这些大众文化符号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的不同,并意识到有必要对符号学中的“组合段”和“系统”分别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