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特征

语言作为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既具有符号的共性，也具有语言的特性。

1．客观性

每一个符号都必须表示一定的客观事物，事物是符号产生的基础，也是语言产生的基础。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客观事物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非真实的；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例如“桌子”、“太阳”、“苹果”等这些词表示的客观事物是具体实在的；而“精神”、“科学”、“思维”则表示了抽象的事物和现象。还有些语言符号像“神仙”、“妖怪”、“天堂”“、地狱”等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在客观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2．物质性

任何符号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形式，即符号必须有物质外壳。口头语言中的符号单位，都有其物质的声音形式；书面符号文字，有物质的图形和笔画形式。

3．意义内容性

符号的作用是代表另一个对象，关于另一个对象的信息就是符号的内容。符号是信息载体，信息是符号的内容。某些事物或现象，如果人们赋予它意义，并且相互约定，它就是符号。例如，SOS这个代号，当人们赋予其求救的意思后，它就成为了符号，否则，它就只是几个字母的组合。

4．约定性

符号有其物质形式，也有其意义内容，要表示特定的事物、现象、属性等。这一切都是使用符号的人约定的。因为物的名称，对于物的内容来说，完全是外在的，不会因为形式的变化而改变了内容。例如，上和下，前和后，好和坏，假如古人用的是完全与今天相反的语音形式，那么我们也只能这样说，这完全是社会集体全体成员共同约定并认可的，是一定社会中全体公众对用什么符号代表某一意思的一致意见。《荀子·正名》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为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所谓约定俗成，就是社会成员协调行为的社会契约，是语言符号的重要特征。

1．任意性

任意性指语言产生时具有某种任意性成分，那时用什么语言形式表示客观事物是任意的，或者说是偶然的。符号和符号所指的事物或概念之间，以及符号的音和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中国人用“钢笔”，英国人用“pen”来代表同样的事物。关于这方面的关系，希腊人引进了自然主义学派（naturealist）和唯名学派（nominalist）观点之间的争论。前者认为，人们用来表示事物或概念的词，其形式和词所指的事物之间，以及词的音和义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后者认为没有这种必然的联系。一般认为，唯名学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如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写道：..．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如果给玫瑰取另外一个名字，它也一样芳香）。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是就语言起源时的情况来说的，指最初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代表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意义内容是任意的。然而，符号的音义关系一经社会约定而进入交际之后，它就具有强制性，个人绝不能随意更改，也无权更改。所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强制性是对立统一的，人们不能借口任意性而随意更改已经约定的音义关系。约定俗成前可以说有任意性，约定俗成后则具有了强制性。

2．线条性

所谓线条性，指的是语言符号在使用过程中，是以线条形式出现的。日常交际中，人们无论是听还是说，无论是写还是读，必须有秩序地将符号单位逐次排列才能实现语言符号的价值。

语言的线条性说明，语言中的各个单位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每个单位都要受前后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哪个单位先出现，哪个单位后出现，哪些位置哪些单位不能出现，都是有一定规则的，改变了它们的顺序，表达的意思不但变了，而且还可能说出有语病的句子来。例如，在汉语中，人们只能说“我在教室里学习”，而不能说“学习在教室里我”，又如，我们将“脸红”改成“红脸”，把“一万”改成“万一”，意思就变了。

3．暧昧性

语言是人际传播中交流意义的重要手段，但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总是清晰的，在很多场合人们很难对其作出判断。

语言意义的这种模糊性即语言的暧昧性。语言符号的暧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符号本身意义的模糊。例如“唐装”一词，有人将其理解为中国的传统服装，从这个意义出发，只有完全复古的服装才是唐装；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只要是具有唐装元素如立领、对襟、盘扣、连袖等的服装都是唐装，这样“唐装”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与前面一种理解相比就大大扩大了，因而造成了唐装一词的模糊性。一些新语和流行语也具有这种暧昧性，例如现在人们经常用到的“酷”一词，人们对它的理解就不相同。有人用它来表示赞叹和褒扬，将它解释为现代人时尚、洒脱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有人则用它来表示不满和贬低，用冷漠孤傲、不可一世、不负责任或放荡不羁注解“酷”。“酷”一词，具有社会规范和价值意义上的暧昧性，以至于我们很难确定对“酷”应该持褒扬还是抨击的态度。

语言符号的暧昧性还表现在语言符号的多义性。多义性指一种语言符号具有两种以上的意义，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准应该属于哪一种。汉语中的多义词是大量的。翻开汉语词典，我们就不难发现，许多词条下面都注有不止一种意义，越是常用的基本的词，这种多义性就越明显。正是由于意思太多，人们将词语最初的意义称为基本义，而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意义为引申义。例如“老”这个词的引申义有“陈旧”、“经常”、“长久”、“原来的”、“历时久”、“死亡”等，都是从它的基本义“年岁大”直接引申出来的。有些词除了引申义，还有比喻义。比喻义是通过基本义的借喻而形成的。例如“铁”的比喻义“坚硬”（如“铁拳”）、“坚定不移”（如“铁的意志”）是由其基本义“一种坚硬的金属”借喻转化而成的。语言符号的多义性是常见的，不管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文中，一个单词或词组，一个句子都有可能具有多种意义。此外，同音异义词汇的存在，也是造成语言符号多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语言符号的暧昧性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只有根据具体的语境认真琢磨，才能准确把握语言的真谛。

4．发展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万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着，语言自然也不例外。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因而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变。一方面，人们不断创造新的语言符号，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实践。这些新的符号一进入传播领域，就成为新的知识被广泛运用。如近几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新词汇：“冲浪”、“PK”、玩得好“high”、“博客”、“民工”等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另一方面，旧有的符号也在慢慢地被淘汰和改造，或被赋予新的意义。语言的这种发展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通常是在不同的时代比较中才能觉察得到。“老虎、糖弹、布拉吉……”，使人们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景；“极右、穷棒子、人民公社……”，又凝聚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代特征；“造反派、红卫兵、工宣队、万寿无疆……”，烙着“十年动乱”的印记；“脱贫致富、专业户、公关、窗口、热点、群体、特区、五讲四美三热爱……”，又似乎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改革开放的图画。

5．生成性

所谓生成性是指语言符号是一个开发的系统，它可以用有限的词语模式生成无限的语言成分。例如“红旗”是个偏正式短语，用这种偏正式的模式可以生成大量的语言成分，如“白菜”、“清水”、“伟大的园丁”、“新来的同学”等。认识语言的生成性特点，对于正确把握语言构造的本质极为重要。任何一种语言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都是有限的，但它可以生成无限的语言成分和无穷的语言作品。

6．系统性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系统的秩序，体现了其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规则。语言的系统性表现在其内部的层级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上。

语言学界对层级关系有两种理解：一是小的语言单位构成大的语言单位时，原来小单位是一个层级，由小单位直接构成的大单位又是一个较高的层级。例如词素构成词、词与词构成句子，就形成了词素层级、词层级和句层级。二是把层级关系首先分成底层和上层，层之间（尤其在上层中）再分出不同的级。这样分析层级的结果是：（1）底层：音位、音节等形式方面；（2）上层：词素（第一级）、词（第二级）、句子（第三级）。这两种认识都是依据语言单位的结构，分别划定它们由小单位构成大单位，或由大单位包含小单位的不同层级和级别。⁽⁷⁾

某一语言成分在言语中总是要与其他的成分相联结，可以相互联结的语言成分之间存在着组合关系。例如“名词＋动词”是一种组合，“数词＋量词＋名词”是一种组合。组合关系直接体现了语言的结构规则要求，并非是任意两个词就能构成组合关系，符号的组合顺序不是任意的。

聚合关系就是语言结构某一位置上能够互相替换的具有某种相同作用的单位（如音位、词）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替换关系。几个词，一组词，它们性质相同，具有同样的组合功能，在语言结构的同一个位置上可以互相替换，替换后生成不同的句子，这些词之间的这种替换关系，就是聚合关系。如果说，组合关系是指词语（符号）之间在功能上联系的话，那么聚合关系就是词语（符号）在性质上的归类。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语言中的词语就正是这样一种关系，正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具有相同的特性，所以就类聚在一起，形成一种聚合关系。

语言成分之间的层级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维持了语言系统的组织和运转，它们构成了语言符号系统的最重要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