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意指作用

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一体的过程,索绪尔称之为意指作用,意指作用的结果便是符号。然而,意指作用并不是将符号的两个要素简单地组合起来,它既是一个术语又是一种关系,学界曾提出用不同的图示来说明意指作用下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比如,索绪尔的Sa/Sé模式、源自拉康的S/s模式和叶尔姆斯列夫的ERC模式。在对它们的比较研究中,巴尔特发现索绪尔的Sa/Sé模式具有较重的空间化色彩,强调了符号具有某种深层状态的纵向延伸,好像符号的意义(所指)总是隐藏在“能指”之后,并只有通过“能指”的中介才能达到。巴尔特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强调单向的空间运动,抹杀了意指作用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它难以用于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然而,在源自于拉康的“S/s”模式中,“S”代表能指(Signifier),“s”则代表所指(signified),两者之间的“/”则表示“S”和“s”二者之间的关系。乍看上去,它与索绪尔的Sa/Sé模式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大写“S”所代表的“能指”压倒了小写的“s”所代表的“所指”。“能指”不再是被动的中介物,而是获得了一种高于“所指”的优势。符号的“能指是总体性的,由多层面的链条(隐喻化的链条)构成:能指和所指之间只有一种流动的关系,并且只有在某些锚定点上相遇”^[14]。根据这一观点,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远非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一一对应,而是处于一种不断的滑动中。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上看,拉康的模式更加重视能指,赋予它一种高于所指的地位,这显然与解构主义的精神不谋而合。因此,拉康的符号学理论可以说是符号学研究中对于结构主义的最早质疑。相比而言,巴尔特更加认可叶尔姆斯列夫的“ERC”图示法。其中“E”是指表达面,“C”是指内容面,“R”则代表了表达面和内容面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更清楚地展示了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并且有利于分析不同层面上的意指作用并展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巴尔特发现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普遍以非同构系统的状态存在,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中,因为它们往往要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来充当所指。因此,巴尔特提出用Sa≡Sé模式来表示这些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间的意指关系。

由此可见,意指作用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同样重要,都是完整的符号所不可缺少的要素。鉴于此,在索绪尔的语言任意性原则的基础上,巴尔特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符号的意指作用。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中,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语言符号的意指作用是无理据的,并将“任意性”^[15]确定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不过,索绪尔也注意到存在着数目很小却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语言符号,它们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必然的内部关联,比如拟声词的声音(能指)和它的意义(所指)之间存在天然映照(mirroring)关系,再如复合词和派生词与它们的意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等等。即便是对绝大多数的任意的语言符号来讲,一个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一旦确定后,便成为语言团体内部长期共同使用的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便被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这种“固定化”的“任意性”关系,是语言集团成员集体训练的结果,任何语言使用者都不能随意更改。简言之,索绪尔所坚持的任意性原则与理据性相对,与约定俗成性相伴相生,从而保证了语言的稳定性。从整体上看,“任意性”普适于绝大部分语言符号的意指作用原理,尤其是在语言的基本词汇中,任意性远远高于理据性,但是在更复杂的构词层面如派生词、合成词中,在短语和句子等更高的语法层面上,随着人类认知发挥的作用越大,语言表现出的理据性越强。然而,在考量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时,巴尔特发现理据性远比任意性更加普遍。

在符号学研究中,巴尔特说:“一方面,可以看出在语言系统之外,理据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符号学的清单上很有可能显示了非纯粹系统的存在,包括非常松散的理据性或紧密的理据性,或许可以称其为二级非理据性。”^[16]对语言系统外的符号系统而言,理据性更为普遍和重要,但有时也更加隐晦。由于语言的理据性在一定程度上要服从该语言的语音模式,所以不同语言中的拟声词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拟声词的理据性表现得很含糊。在非语言符号系统中,常是“通过一种隐晦不明的类比来暗示它的所指”^[17]。因此,在能指和它们的可能所指之间具有模糊的或抽象的类似关系,这使得难以辨认其中的理据性。为了协调任意性和理据性之间的关系,巴尔特提出了两者之间的中间项——类比性(analogy),“类比性和非类比性同时存在,甚至在同一系统中”^[18]。巴尔特说:“在与人类学交织在一起的、更广泛的符号学层面上,逐渐形成了一种类比性和非理据性之间的循环:存在一种双重趋向(两者互为补充),将非理据性的自然化和理据性的理性化(即文化化)。”^[1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借助于类比项概念,消解了任意性和理据性之间的对立。

在这一部分关于意指作用的研究中,巴尔特通过对索绪尔、拉康和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意指图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叶尔姆斯列夫的“ERC”图示法更加适合于符号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详细研究了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基于索绪尔对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区分,巴尔特提出了两者之间的可能中间项——类比性。他指出,在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中,类比性与非类比性共存,类比性和非理据性之间可以循环,非理据性的自然化和理据性的文化之间还可不断演变,从而说明符号学研究中意指作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鉴于意指作用自身是抽象的和不稳定的,难以清楚阐明语言意义的生成,所以符号的意义远非意指作用单独可以确定,相反,它深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将值项概念纳入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