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特殊教育事业而奋斗的战友

上海市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退休教师 银春铭^[1]

我与朴永馨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5年，我们同时考入了当时的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老朴高中时学习的外语就是俄语，被分配在俄语高级班；而我在高中学的外语是英语，就进入俄语基础班。1956年夏，在国家规定了每个人学习的专业之后，我们俩因为专业相同相识，由此拉开了我们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使我们成为为中国特殊教育事业而奋斗的亲密朋友。

当时，我们进入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缺陷教育系（特殊教育系）学习。系领导考虑到中国的实际需要，特为我们两人编制了专门的学习计划——涵盖了当时苏联仅有的智力落后教育、聋教育、盲教育和言语矫正等四个专业。除了专业课程之外，我们还要学习公共必修课——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普通心理学、学校卫生学、普通教育学及教育学史等。那时，我们真是苦不堪言：基本上说不来、听不懂、看不明，自己先成了“盲聋哑”。一节课下来，我们只能听懂几个单词。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只能凭着中国人坚韧不拔、刻苦学习的精神（当然还有热心的苏联同学的无私帮助）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我们既要学习大量的生活和专业词汇，又要掌握陌生的课程内容，每节课下来还要阅读一系列参考文献。我们每天上完课后，就去图书馆，直到晚上10点闭馆时才回宿舍，在路上顺便买菜回去做饭，饭后还要继续攻读，常常到凌晨一二点才能休息，睡四五小时，就得起床迎接新一天的紧张学习。我们就这样苦苦奋斗“挣扎”到了毕业。

当时苏联的高等教育本科学制是五年，我们学习的课程不下30门，其中18门是考试科目，其他是考查科目，最后还有3次国家考试。虽然我和老朴都非常刻苦努力，但是他比我更认真，更善于学习，最后他以20门考试科目全优秀（5分）的成绩获得稀有的“优秀毕业文凭”。我虽然也拿到了这种文凭，但是含金量要比他的低——我有4门课程的考试成绩都是4分。

当初，国家指派我们去学习特殊教育专业，是准备让我们学成回来为国家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可是，1961年我们回国，正赶上国家极为困难的时期。国家各方面都在调整、压缩，竟然没有适当的岗位可以安排我们。我们就到一线从事教学工作——老朴到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我到上海市第二聋哑学校。国家说等度过困难时期再调我们上去。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苏联的东西被斥为“修正主义”，我们在基层学校难以发挥专业特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真正有了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大显身手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利用暑假转战南北，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进行许多次专业知识培训；有时候，一个多月的暑假我们要转战好几个地方。同时，我们还积极参与国家的各种特殊教育教学文件的制定工作。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前身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课程计划主要就是由我们两人拟定的。在该校招生的前两年，我们还为学校编写过首批专业课教材，并亲自授课。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家教委师范司组织编制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课程计划和纲要，我们都是主要的出力者。后来编写教材时，老朴被聘请为总顾问，我担任了《智力落后教育学》的编写顾问。非常重要的是，老朴在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首批特殊教育学士和硕士。

30多年来，我们也为宣传和普及特殊教育知识编写了一系列著作，例如《缺陷儿童心理》《聋童教育概论》《特殊教育辞典》（《特殊教育辞典》已经出版到第三版，我只是其中“智力落后教育”的分主编，老朴是全书的总主编）。前几年，在老朴的努力下，我还与他联手翻译出版了俄罗斯的高等师范教育用书《特殊教育学》。此外，老朴个人翻译和编纂出版了几部影响很大的著作，如《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译著）、《特殊教育学》（叶立群主编的教育学丛书之一）、《特殊教育概论》（我国第一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必修课教科书）、《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特殊教育专业指定教材）等。

虽然，老朴和我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但是显然他的成就要比我卓越得多。我为有老朴这样的朋友和他的重要贡献而骄傲，也为能和他一起献身于特殊教育这个人道主义的高尚事业而欣慰。我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老朴却仍然在发挥余热，承担着教育部的重要课题研究。我衷心祝愿老朋友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争取活到“茶寿”之年（108岁），继续为特殊教育事业做贡献！

2015年9月25日于上海

2015年9月，银春铭老师在上海家中接受访谈

[1] 银春铭（1934— ），特级教师。1956年，教育部派出他与朴永馨留学苏联学习特殊教育专业。学成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特殊教育的教学和研究中。1979年，他创办上海市长宁区辅读学校，后任教于上海市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他编著、翻译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为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特殊教育界享有盛誉，与朴永馨并称为“南银北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