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侠主笔惊宇内

“公车上书”后，康、梁二人依旧留在京城。通过“公车上书”，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鼓舞、带动了各省的举人，而各省举人的爱国热情也令师徒二人感动。

康、梁发动“公车上书”，当然希望能上达天听，促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进行变法，改变国运。虽然上书受阻，但所上之“书”流传于社会各阶层之中，人们的爱国热忱被激发出来，街头巷尾谈论的都是“公车上书”，说明人们正在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这也是师徒二人想要达到目的之一。为了唤醒更多的民众，他们要继续奋斗。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深切地感到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那么的光荣、神圣，肩头的担子又是那么的沉重。启迪民智乃是推动维新、救国救民的当务之急，而办报纸是他们想到的事半功倍的好方法。梁启超在给夏曾佑和汪康年的信中，都指出了办报与学会及风气形成之间的关系。

1895年6月27日，《万国公报》（当时已有由外国传教士组织的广学会创办的同名报刊，故后来改名为《中外纪闻》）创刊。这是近代中国民间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清政府出版的报纸名为《邸报》），其社址在北京城南玄武门外孙公园，采用双日刊，每册有编号。《万国公报》由康有为出资创办，梁启超、麦孟华则负责编辑，为该报的主笔（撰稿人），英国人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事。第46期起改为《中外纪闻》。

无论是叫《万国公报》还是叫《中外纪闻》，毫无疑问少不了刊登国内外大事及相关的建议和评论。大约在强学会成立后，该刊才做了改进，由不分类到分门别类。有“按语”、“上谕”、“外电”、“译报”、“各报选录”、“评论”等，其中“按语”由梁启超或麦孟华撰写。梁启超的文章明快流畅、感情充沛，为《中外纪闻》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他的文章或气势磅礴，让人读后热血沸腾；或如春风化雨，读后让人充满力量；或如哲人论道，读后让人深思明理。只有二十二岁的梁启超博古通今，满腹经纶，且了解、学习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其文笔优美，如行云流水，语言犀利，如刀枪剑戟，感染力极强。他犹如化身为一位身披大氅的少年侠客，为了公平正义，为了民族国家的安危，手持利剑，披荆斩棘，斩妖除魔。因此，被人们称为“少侠主笔”。

经费方面，康有为接受了陈炽、袁世凯等人的捐助。袁世凯表面上似乎乐于接受西学和新思想，这也是后来无论是康、梁等改良派，还是孙中山等革命派都对他寄予希望的重要原因。

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免费送给北京的官绅阅读。开始每期一千份，后来每期三千份，受到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欢迎，不少人渐渐开始懂得维新的意义。报纸很快在社会各阶层流传，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有些人开始不知道是谁在办这份报纸，从内容上看，还以为是外国公使馆创办的。一些官员读了这些介绍世界大事和宣传改革的文章之后，对世界形势、各国历史一无所知的状况得到改善。

接着，他们又大刀阔斧地成立了第一个维新团体——强学会。强学会1895年8月22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与会者约50人。其中，名誉会长为内阁学士孙家鼐；总董为工部主事陈炽、翰林院编修丁玄钧及张孝谦、刑部郎中沈曾植；书记员为举人梁启超、内阁中书汪大燮；其他成员分别是：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还有徐世昌、杨锐、杨深秀、谭嗣同、麦孟华等。李鸿章也想挤进来，本想出资两千两白银作为申请加入该会的叩门砖，但由于名声太坏而被拒绝了。英美驻华公使和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都赠送了西洋书籍及仪器，表示对强学会的支持。

◎北京强学会旧址

强学会成员较有影响力，活动方式及内容又极新颖，因此，引起了宫廷内外的高度瞩目。

强学会的活动方式是聚众讲学。请了解西学的国内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传教士们站上讲台，开坛讲学。他们宣传西学知识，传播维新思想，培养骨干力量，探求维新变法的办法，以期救亡图存。

梁启超身为《中外纪闻》主笔，与康有为一起撰写了令读者无不动容的《强学会序》，以情理交融的论说、激昂澎湃的呐喊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强学会序》也成为这一时期梁启超思想的集中体现。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

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

……

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凌辱。

……

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

《强学会序》描述了中国被侵略的触目惊心的情景，读者无不泪流满面，悲愤激昂。它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希望统治者吸取印度惨遭瓜分的教训，启用维新人士，实行变法，救亡图存，号召爱国士大夫与维新人士精诚合作，改革图强，开展维新运动，以挽救国家于危难。《强学会序》是一篇动人心弦、鼓吹维新救亡的政治宣言，很多人受到感动，振臂而起。它也引起了开明士绅的注意，初步打开了封建士大夫的闭塞思想。

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由于梁启超伶俐的口才，横溢的才华，演讲极富魅力，名气越来越大。通过梁启超和其他维新人士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会员中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要自强，就要学习外国，就要改弦更张，进行变法。

北京强学会甚是成功，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强学会，并于1896年1月出版了《强学报》。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江南才子、社会名流，如张謇、章炳麟、陈三立、汪康年、黄遵宪等，都是上海强学会的会员。两处强学会的成立，壮大了维新势力，变法维新的呼声与日俱隆。

强学会是一个集政治、文化为一体的双重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一方面创办报纸，翻译西书，建立图书馆，购买仪器，用以开发民智。另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开明士大夫，利用集会演讲来宣传变法思想，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它打破了中国民众不得私自集会的禁令，令广大民众耳目一新，莫不惊骇。但与此同时，这一切也引起了封建顽固派官僚的仇视和敌对。

敌视维新变法的李鸿章唆使自己的儿女亲家、御使杨崇伊以“植党营私”的罪名弹劾强学会。1896年1月，清政府下令封闭强学会，禁止其一切活动。《中外纪闻》不得不停刊，后经梁启超和御史胡孚宸尽力周旋，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译书报，失去了原有的宗旨。

强学会被封之后，维新人士在上海另辟舆论阵地，原上海强学会成员黄遵宪（晚清外交官、诗人、维新派骨干）、汪康年等人利用强学会剩余资金于1896年创办《时务报》，成为新的维新运动阵地。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一致认为维新若要成功，必先培养维新人才，就要用舆论来唤醒国人，开启民智。1896年初，梁启超应黄遵宪、汪康年的邀请来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主导《时务报》日常工作。

1895年，梁启超进京会试时经过上海，就曾想在此教书，接纳同志，学习西文。但考虑到进京应试能更有效地广联志士，就先到了北京。而上海在当时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能够去上海这个新思想的乐园，担任《时务报》主笔的工作，正如心中所愿。梁启超活力四射，激情迸发，最终在这里奠定了自己言论界骄子的地位。

◎《时务报》

在《时务报》拟创期间，梁启超曾有一封给汪康年的信，表明自己为了维新变法，怀揣一颗红心，但作两种准备。如果《时务报》能够创办成，他就赴上海担任主笔。如不成，他就准备去湖南，并在信中为清政府封闭京、沪两地的强学会而叹息、愤怒。信中言：

时局之变，千幻百诡，哀何可言！以言事伏诛，学士以党人受锢，一切情节，想铁樵、伯唐书中详之，无事琐缕。南北两局，一坏于小人，一坏于君子。举未数月，已成前尘。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此间虽已复开，然麇入无赖，贤者羞之，腥羶之地，不复可以居也。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适。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适在其地，或者天犹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

梁启超在信中提到的陈右帅，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和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都是倡言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梁启超计划到湖南，就是为了协助这些维新人士在湖南进行宣传，并探索可能的改革实践。在巡抚陈宝箴的主持下，湖南成了全国维新气氛最浓，维新运动最活跃的一个省份。

精力过人的梁启超在未到上海之前，还曾短时间地担任过在京英国传教士、广学会的主持人李提摩太的秘书，这对他了解西方社会历史制度沿革、西方的传统与文化，以及学习英文，都不无益处。

康有为十分支持梁启超在强学会被查封后，继续发挥自己所长，用如椽巨笔扫除愚昧，扫荡阴霾，推动维新变法。康有为认为：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之地。与其他国内重要的城市相比，它是先进思想传播的绝佳之地，这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它的控制力较弱。上海经过洋务运动以来不断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等各个方面，都逐渐跃居为全国首位，成为融汇中西的第一大都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所翻译的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也使得上海的知识分子对西学知识的了解相对较多，思想更为活跃、开明。维新人士需要增长知识和才干，需要扩大新思想的影响，需要占领重要的舆论阵地，来上海是不错的选择。康有为觉得，梁启超来到这里，一定会有所作为。

经过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康有为对报纸的宣传作用有着比较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数次指出，“新报尤是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当然，写过大量文章，激励过无数国人的才子梁启超对报纸的威力也是了然于心。来到上海，他的心情激动又复杂。激动是因为：发达的大上海是适合自己的，为自己提供了用武之地，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外的民众通过文字看到维新志士们火热的爱国心；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民众加入到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队伍之中。不安是因为：自己是被邀请来沪的，能否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呢？能否像魏国的唐雎、赵国的蔺相如那样不辱使命，无愧于维新志士们的信任呢？梁启超对于主导及主笔该报，有一段回忆：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

《时务报》仍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旨，面向国内外发行。《时务报》为旬刊，石印，每册约三万字，载有中外新学、论说、奏折等，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精彩。

梁启超用满蕴情感的笔锋抒发维新志士的宏伟抱负，描绘着中国的美好前途。《时务报》的出版，引起了广大知识界人士的注意，犹如风暴般袭扫了宇内海外，报纸销量常高达万份，举国趋之，众口谈之，如饮甘泉。梁启超的文章平易畅达，说理透彻，自有一股魔力，俘获每位读者的心灵，震撼着国人的灵魂。想有心人所想之事，言人不敢言之语，如雷鸣，如狮吼，如疾风骤雨。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原因就是梁的文章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吹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此时的梁启超年少才高，胆识过人，语出惊人。其所想、所议、所论皆为传统士人所不敢想、不敢议、不敢论之事，因此，“少侠主笔”成了梁启超的代称。读书人佩服他的侠肝义胆和爱国热肠，为他矢志维新的精神所感召、激励。

在上海，《时务报》社社址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梁启超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与很多维新志士相距很近，他很快结识了一批社会名流，进一步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社会政治学说。

这时，梁启超的名望达到一个高峰，《变法通议》、《与林迪臣太守书》等一大批优秀文章陆续涌现，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这一阶段思想的精华结晶，它明确地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变法，怎么变法两大基本问题，成为日后戊戌变法的指导纲领。在其中，梁启超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批评封建顽固派官僚因循守旧，思想顽固不化。针对如何变法的问题，梁启超认为：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论述到，要真正图强，就要除旧布新，开民智，兴民权。除《变法通议》外，梁启超还有五十余篇文章讲解应对改革的各方面问题，提倡学习英国、日本，进行君主立宪。这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提倡君主立宪制度提供了最早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这一时期带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激扬文字，主要有《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自序》等。这些政论文章，以新鲜活泼的文体、深刻的思想、辛辣的讥讽、火热的激情、鲜明的观点、坚定的信念吸引了每一位读者的眼球，撞击着他们的心房。《时务报》的发行量与日剧增，后来每期的发行量曾至一万七千份，开创了中国有报纸以来的最高纪录。外国的传教士们注意到了《时务报》对于人们思想的转变和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

（《时务报》）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

还有人这样回忆道：

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自《时务报》出，每旬一册，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

人们不仅爱梁启超文采斐然、文字奇诡，更重要的是梁启超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即“人人意所欲云”。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土地、气候、物产、人民，这样的一个国家，本该傲于亚洲，雄于世界，但为什么却羸弱如此，国将不国？因为祖宗之法的陈旧，制度的腐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么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做呢？他说：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祖宗之法已经腐朽若此，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法令制度，就一定可以迅速见到成效，旧邦新造、救亡图存的目标就实现了，何去何从，显而易见。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恐惧和仇恨。顽固派们坚持“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攻击维新人士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梁启超一上任，立即发表了他著名的《变法通议》。他在《变法通议·自序》中说：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井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犷骑，犷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梁启超指出：“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世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发展之中。梁启超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和法令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法令制度也是变化发展的，祖宗之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因此，“祖宗之法不可变”是谬论。

在《变法通议》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又接着说道：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 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

这里指明了“变”可以带来生的希望和发展的契机，不变，则只有穷途末路。“变”的道理古人早已明了。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起来了。中国只有认清世界大势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法律制度，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避免帝国主义的瓜分。除了梁启超、康有为之外，其他维新派人士也大力宣传：中国积弊已深，且民族危机严重，若要救国救民，只有变法。

两派针锋相对，维新派对顽固派的食古不化、保守反动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1898年初，维新变法进入高潮的时候，光绪皇帝曾下谕，让总理衙门大臣传见康有为，相询变法之事。在总理衙门西花厅，康有为见到了慈禧太后的心腹、兵部尚书荣禄。为了向荣禄说明法律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因时因事而变，康有为以清朝后来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例证说：在祖宗之法里是找不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国家机构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绝对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个机构。时代不同了，因时之变，才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荣禄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驳诘道：

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守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

祖宗之法原是为了守住祖宗土地的，现在祖宗的土地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失去祖宗之地与保住祖宗的土地，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呢？如果改变祖宗之法就可以守住祖宗的土地，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这是对顽固派最有力的驳斥，荣禄被康有为掷地有声的句句反问驳得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至于如何改变，从哪里着手，维新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再像洋务运动那样只作表面功夫，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要从根本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即摆脱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模式，上升到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从法律制度着手进行改革，向我们的近邻日本学习，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制度，才能起死回生，由病入膏肓走向繁荣富强。

当然，要创造性地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仿效日本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政策，这一定是非常艰难的，甚至许多维新志士会因此而牺牲生命。但维新变法一旦成功，中国的国力就能迅速增强，不再为外邦所欺侮、宰割。

梁启超用重盖新屋、“再立堂构之规”作了非常生动的比喻：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鸩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千年的巨厦梁柱崩坏，如何才能于巨厦之中长住久安呢？仅仅弥缝补漏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改弦更张，另立梁柱。虽然这样做，工程浩大，施工艰难。但是，及至功成，住在里面的人就高枕无忧了。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仅仅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一点“皮毛”东西，就好比是在弥缝补漏，而维新志士已经吸取了洋务派们“补苴罅漏，弥缝蚁穴”的教训，要在中国动大手术，即要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进行改革，以最终建立起稳固的巨厦，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

1896年8月，梁启超刚刚来到上海，就急切盼望能结识一些仁人志士，为维新变法尽量培养骨干，壮大维新团体的力量。因此，他与友人的交往十分殷切、频繁，这段时光成了他日后长久的回忆。

8月14日，谭嗣同、宋恕、汪康年、孙仲愚、梁启超会聚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大谈佛学。19日中午，宋恕、吴嘉瑞、汪康年、胡惟贤、梁启超、谭嗣同、孙仲愚七人同映一像。24日，吴嘉瑞、孙仲愚、梁启超三人来到徐园，品茶聊侃时政……

是年9月18日，梁启超登上南去的轮船，回乡省亲。凌晨，轮船起航，这时，北风肆虐，云帆高挂，船如离弦之箭，令人心情大爽。梁启超却在船上终日思虑，夜难成眠，于是给汪康年致书信一封，商讨《时务报》报社之事。

三日后，轮船抵达广州。梁启超拜访故友，随后回到茶坑村，行孝子礼，和家人团聚，侍奉父亲，享受天伦之乐。

11月，梁启超来到澳门，与康广仁商办《知新报》，一心扑到办报事业上。

12月，梁启超辞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外交参赞，专志办报。随后，李蕙仙携女儿和王桂荃来到上海，夫妻久别重逢，甚为欢喜。

不久，章太炎到《时务报》担任撰述，《时务报》臻于完善，进一步展现其维新风姿。

《时务报》风靡知识界，影响了众多的知识分子。时人对此印象颇深，杨复礼评价《时务报》说：“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梁任公之名，由是噪起。”（杨复礼《梁启超年谱》）胡思敬在所写的《戊戌履霜录》中回忆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严复曾经评价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说：“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时务报》影响的扩大，使得梁启超声名鹊起，令一些高官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在清廷颇有影响的人物也竭力相邀。1897年初，梁启超拜访张之洞，此时的张已是洋务派的实际领导，握有一方军事和经济大权。然一听到梁启超来访，便破例大开武昌城正门，还打算以鸣炮欢迎，当幕僚提醒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才能鸣炮时方作罢，不过仍以厚礼接待。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客来客往，张竟丢下众宾客，与梁启超畅谈至二更，使得梁启超一时间对他颇生出一些好感。

曾出使过美国、日本、秘鲁几国的清朝外交大臣伍廷芳，也以广东新会同乡的身份邀请梁启超以二等参赞的官衔随自己出国。梁启超坚辞不肯。梁启超不是不屑为外交官，而是担心被封闭在使馆中，会影响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新变法大业中去。关于这件事，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且彼约超欲在使馆代笔墨之劳耳，终日闭在使馆中不能外出，从何处办事，故其席必不可就也。”

梁启超在主编《时务报》期间，还参与筹划了澳门《知新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的创办活动，制定办报方针，撰写序言、稿件等。同时他还倡导及组织不缠足会、农学会，倡办女学堂，俨然成为言论界和不缠足会及其他众多学会的首领，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

1897年6月，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不缠足会，放足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不久，入会者络绎不绝，各地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一些人对放足持有疑义，认为缠足旧习已久，“恐女子不缠足，异日或难于择配”。梁启超在《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婚配。故特设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溅广，革此浇风。

不缠足会会务原由汪诒年代理，后因会事迅速发展，会务繁重，而汪处事太多，随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不缠足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不缠足会和各种学会的发展吸引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他在7月21日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要求“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赠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想藉此以示“维新之貌”。

1897年冬，梁启超又与经元善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建造校舍，于第二年夏招收女学生，成立女学堂，真正“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梁启超认识到，妇女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当同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机会。梁启超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具有先导意义。

也是在这年冬天，马良、马建忠兄弟由于和梁启超夫妇的家很近，见面特别频繁。马良、马建忠学识渊博，尤其是马建忠，已经是语言学家。梁启超就跟着他们学习拉丁文。马建忠还把尚未出版的著作《马氏文通》的稿子让梁启超学习。严复则把自己摘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作的书稿《天演论》也拿来给梁启超看。这段时期，梁启超与朋友们的书信大都谈学问与救世的问题，并对格致与佛学很感兴趣。

在梁启超和同人的努力下，《时务报》办得风生水起。然而，《时务报》的繁荣盛极之下也暗藏着隐患。由于主要人员的政治见解不同，其内部矛盾日渐彰显。梁启超与汪康年时有摩擦，黄遵宪与汪康年也素有微隙，争议不断。几个创办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总的来说，是洋务派成员与维新派成员的斗争与分歧。

1895年1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北京与上海两个强学会的同时出现，使维新派深受鼓舞，士气大振，维新变法的声浪也大为加强。坚持保守的“中体西用”洋务指导思想的张之洞为标榜自己非落伍、过时之人，表面上猛追维新之“浪”，猛赶改革之“潮”，表示支持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活动，然而不久南北强学会均遭查禁。在此情况下，维新人士就计划利用上海强学会剩下的余款，筹办一份报纸《时务报》。对此计划，黄遵宪特别表示支持。他“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始”。于是，就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出面签名，发出“公启”，向社会宣告《时务报》的诞生，并由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

起初当讨论《时务报》办报宗旨时，几个办报人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分歧。

汪康年主张“以广译西报为主”，其他成员也主张少登议论性的文章，而多登翻译文章或记录、记叙之类的文章，不要发表自己对社会、对问题的看法，并提出“兢兢业业为之，不要轰轰烈烈为之”。

黄遵宪虽然主张言论不能太过激，但绝不能把时务报办成“译报”。

梁启超则认为，办报纸就应该以报纸为除旧布新、启迪民智的武器。办报人有责任向国人介绍日本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历史、风物人情、科技发展、法令制度，并发表自己的见解、评论和主张，只有这样才能把《时务报》办成一份受人们欢迎的、充满朝气的刊物。

梁启超作为该报的主笔，主导了《时务报》的方向，他用手中的巨笔弘扬改革精神和维新变法思想，抒发爱国情怀。在这种办报思想的指导下，《时务报》社会反响异常强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样，仍然囿于“中体西用”^[1]陈腐思想的汪康年就感到非常不满。

梁启超在1892年就认识了汪康年，几年来，两人之间常有书信往来，总的说来，两人还是有一定的交谊的。但二人的思想世界与思想本质是根本不同的。汪曾做过张之洞的幕僚，在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时，担任了两湖书院分教，此外，张之洞还请他做过自己孙子的老师。张之洞“中体西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根深蒂固。汪康年深受张的影响，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了张的烙印，张之洞对他很信任，汪康年办《时务报》也是秉承了张的旨意。汪康年思想保守，因此，对梁启超等人所写的文章、所发的议论表示不能接受。而他自己的见解、文章售卖的仍然是腐旧的中体西用思想。张之洞在看了梁启超撰写并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后，大骂梁启超是狂徒，并授意他的另一个幕僚梁鼎芬给汪康年写信，斥责梁启超抨击朝政和攻击封建专制制度的言论，并指示汪康年“要小心《时务报》上的文字”。

背后有湖广总督张之洞给自己撑腰，汪康年便有恃无恐地在报馆内横行霸道起来。汪康年原本是总经理身份，不应干预主笔的事情。但后来他事事都要插手，无所不管，处处为难梁启超，甚至不允许梁启超在文章中引老师康有为的话，并用排挤、侮弄、造谣等方法诋毁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愤慨，他宣布：污蔑、诋毁康有为的人是“无识之人”。二人的矛盾公开化了。

在张之洞的支持和怂恿下，汪康年在报馆里嚣张跋扈，从此，他高高凌驾于其他办报人之上，任何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对于主笔梁启超，他也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许多重要的事情并不与梁启超商量，甚至连报馆招进一批人的事情，梁启超也一无所知。报馆内火药味日趋浓烈，矛盾已经不可调和。1898年初，梁启超愤然写了一封致汪康年的长信，他说：

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弟固深以接办为苦，特为诸君所责，不能不姑从耳。非有一毫争心，想兄谅之。至于此举乃就事而论，《时务报》既为天下想望，不能听其倒败，故不得不勉强支持，是以有此。

虽然梁启超很明白地说明，为了不使令天下人想望、令报人引以为豪的《时务报》轰然倒败，他愿意在汪康年辞职之后接办，但汪康年为了牢牢抓住已获得的大权费尽心机，他怎肯辞职？于是梁启超便愤而去职。没有了梁启超的《时务报》，就不能称其为《时务报》了。形式大变，宗旨大变，内容大变。译文不断增多，议论则鲜见，即使有，也是汪康年兜售的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所以，到这个时候，《时务报》的性质已经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启迪民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阵地了。广大的民众在失望之余，只有叹息了。张之洞的其他幕僚们，也感到“议论已竭”，《时务报》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到后来，光绪皇帝下谕旨，于1898年7月26日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主管其事。光绪帝的命令已下，但汪康年仍不肯交权与康有为，他还在《国闻报》上登出“告白”，声言《时务报》为他所办，排挤、抹杀了其他几个办报人的名份和贡献。

这一罔顾事实的“告白”，令其他几位办报人非常愤慨。黄遵宪立即在《国闻报》《申报》上发出声明，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五个人同创《时务报》的经过，讲述了主笔梁启超所做的努力与贡献等读者想了解的事实。梁启超为澄清事实，也专门写了《创办时务报源委》，驳斥了汪康年独吞《时务报》成果的做法。梁启超与汪康年的龃龉再生，无疑，嫌隙又增加了。

《时务报》报馆发生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成为轰动社会的新闻，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人们为《时务报》的命运担忧，为维新人士感到惋惜和愤愤不平，希望康有为立刻夺回报权。分析争斗发生的原因，不是简单的几位报人争权而引起的。斗争的性质是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梁启超虽然年轻，但却表现出了他的机智、老练和坚定的意志。随着梁启超的离开，这份报纸再也发不出任何耀眼的光芒，不再给人们带来激情和惊喜，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追捧。

在报馆中，黄遵宪与汪康年的矛盾不断加剧，他受到汪康年的排挤，之后，黄遵宪被调任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此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人在这里筹办了时务学堂。黄遵宪赏识“少侠主笔”梁启超横溢恣肆的才华，于是邀请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离沪奔湘，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很快，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爱国维新志士。陈宝箴、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一些具有开放思想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这里也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浪潮。

陈宝箴自1895年调任湖南巡抚以后，以树立新风、开化湖南为己任，积极推行新政，办新学会、不缠足会，筹办航运，修建马路，设立工厂，建立新学堂。陈宝箴接触过许多西方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具有相当的改革热情和一定的维新倾向，他热情支持湖南的维新派。1895年的公车上书给他强烈的震撼，康梁的维新思想深深吸引了他。为了传播新思想，推行新政，陈宝箴甚至用官费订购了《时务报》，传读于各衙门间，活跃了湖南政界、学界的思想。陈宝箴的热心帮扶，使得湖南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注释】

[1]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为：中国的封建纲常及其维护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学）为“根本”（体），是不能改变的。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学）是用来维护中国之“体”的工具。中国只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中体西用”是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进行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恭亲王奕，地方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这些洋务派官僚倡导、践行洋务，皆以此为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