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创作的二度辉煌

第七章　晚年，创作的二度辉煌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使父亲的创作进入了黄金季节。1957年上半年父亲完成了话剧《茶馆》的创作，它是这个黄金季节的代表作。

在父亲所有的话剧之中，《茶馆》是最有名的和上演得最多的一出。1958年上演过一期，1963年上演过一期，1979年又上演过一期，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四十五年来，一共上演了四百多场。1980年《茶馆》作为父亲话剧的代表作到联邦德国、法国、瑞士做了演出，大受欢迎，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谢幕次数达到三十六次。1983年又东渡日本演出，也是盛况空前，连过道上都卖了站票。1982年《茶馆》被搬上银幕，荣获了特别荣誉奖。

《茶馆》被誉为新中国话剧创作的独具匠心的有巨大艺术魅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杰作。《茶馆》有大量观众，其中有不少人自称是“《茶馆》迷”，以看《茶馆》为享受，百看不厌。

《茶馆》本身绚丽多彩，但它的命运却相当坎坷。

对《茶馆》剧本，父亲创作得还是相当顺利。一开始，父亲是想写一部关于宪法和民主选举的戏。他想到了光绪时期的戊戌政变，戏是由这儿开始的。他写了一个大茶馆，以到这个茶馆中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反映整个社会。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个路子颇有些像《龙须沟》，这一回是用茶馆把人物都拴在一起。父亲完成了第一幕之后，照例朗诵给演员和导演听。听了朗诵，演员们跳了起来，“有劲！太有劲了！”争着要演这个戏，催父亲赶快往下写。大家一致建议：把它写成一部史诗般的作品，通过一个茶馆的变迁写出五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来。父亲按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很快地写出了第二幕和第三幕，几乎是一气呵成。他告诉演员：演这个戏，一部分人要由小演到老，另一部分人，要父子相承，演完父亲再演儿子。演员们又跳了起来。

▲在日本演出时的海报。

1957年7月，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在上海创刊，拿《茶馆》当了它的创刊号的见面礼。

可是，一上演，马上有两种意见，而且争论很凶。

周恩来总理很喜欢《茶馆》，他一眼就看出了它的非凡价值。他坚定地站在作者、导演和演员一边，支持拿出去公演。他在看了《茶馆》第一次彩排后与北京人艺的演员们谈话时说：从政治上看，《茶馆》是个好教材，它能让青年们知道旧社会是多么可怕，多么要不得。从艺术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作品，他说他尤其喜欢第一幕。周总理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1963年《茶馆》再次上演后，老舍与人艺导演、演员座谈。

另一种看法是：它偏离那些大家习惯了的正统的说教太远，不太容易理解，整体上看起来，觉得太灰、太暗。更有甚者，说作者的怀旧色彩浓，一代不如一代，有毒！

《茶馆》头两期上演时，虽然连连客满，但它的地位却岌岌可危，大有毒草之嫌了。过了不久，果然，在极左的风暴中《茶馆》受到了猛烈冲击，销声匿迹，一下子十六年。

1979年之后，《茶馆》才真正翻身。也许，饱尝了禁锢苦难之后才真正懂得了它的价值；也许，《茶馆》的故事又唤起了人们对曲折历史的感受。这时，《茶馆》排演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半夜起来排队买票，要求播放录像，要求拍成电影。评价空前一致，越来越热，真的到了名扬四海的程度。

茶馆的容纳量本身就很大，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能在茶馆中出现，加上变了三个时代，天地就更大了。它喧闹，它多彩，大幕一拉开，气势非凡。父亲把无数奇特的小故事交错在一起，放进茶馆里，成了一组五光十色、触目惊心的东方史诗。作者构思的巧妙，令人折服。

《茶馆》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不说教和艺术上的成功。

《茶馆》到西欧和日本演出之后，头一个评论都是：“现实主义回来了！”

▲1958年3月，《茶馆》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此为第一幕剧照。

一个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把十五岁的女儿卖给太监当媳妇，才卖十两银子。父亲没让父女两人在台上作难分难舍的永诀，他只让农民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姑娘！爸爸不是人，是畜生！你呀，认命吧！积德吧！”剩下的便是和人贩子讨价还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在乡下的饥荒中，在穷人的绝境中，在卖儿的凄惨中，在太监娶媳妇的荒谬中，何止千句万句话！但是，父亲只选了这么两句要命的话，这便是父亲的真实！用“认命吧！积德吧！”“就值十两银子吗？”父亲把康梁变法的失败和西太后的胜利以及它们的实质交代得一清二楚。啊，原来这是一个多么腐朽的胜利，多么没落的胜利，多么荒唐的胜利！

父亲用不着任何说教。“认命吧！积德吧！”“就值十两银子吗？”这话比说教厉害，农民的话只说了一半，观众的泪就下来了，而且明白了太监们和他们的主子们的胜利是何等地不合理。父亲作品的倾向性是自己“流”出来的，不是指点出来的。

在《茶馆》的第三幕里，当一切高潮、一切冲突、一切矛盾都过去了之后，该说的都说了，该走的都走了，该死的都死了，连性急的观众也准备起身了，突然，父亲来了一个大高潮：三个老头——王老掌柜、秦二爷和常四爷，用从街上捡来的纸钱，自己祭奠自己。纸钱撒向天空，他们用嘶哑的嗓子高唱：“一百二十吊——！”恰如一首旧社会的挽歌。

大幕落下了，剧场里死一样地寂静，片刻之后，爆发了震耳的掌声。观众，中国的和外国的，一下子全明白了：噢，中国大地上非爆发一场大革命不可！

1957年11月，父亲作为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副团长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回国后，他出版了一个散文集，名叫《福星集》，其中有一篇《狂喜札记》就是记述这次访苏之行的。

▲1958年，梅阡改编的同名话剧《骆驼祥子》剧照，舒绣文饰虎妞，李翔饰祥子。

1958年对父亲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

新年伊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由著名导演梅阡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虎妞由叶子、舒绣文、李婉芬扮演，祥子由李翔扮演，英若诚、于是之等参加了演出。紧接着，上海、香港、东京都陆续上演了这个剧本。出现了许多评论文章。

父亲也为《骆驼祥子》能改编为话剧演出而高兴。他和导演一起邀请活着的祥子们到剧院看舞台上的祥子。老祥子们，穿上新衣裳，自己蹬着车，拉着老伴和儿女，一家一家地，由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来到剧场。剧场外面堆满了他们的“专车”，热热闹闹，一派节日气氛。父亲兴奋了，他拉着老祥子们上台和演员们见面握手，带他们上“萃华楼”饭庄吃饭。父亲对大伙说：“咱们今天来点实惠的，我订了些整只的红烧肘子，大家放开肚子吃！吃光了，咱们再添；吃不了呢，你们带着走。”父亲高兴地宣布：“你们等着，我慢慢给你们琢磨一个新的《骆驼祥子》，下集！”用手一指演员，“还叫他们演，演祥子参加革命，演祥子当国家干部！”老祥子们全乐了。“来！为了祥子，过去的，今天的，将来的，全算上，干杯！”

回到家，他真的写了两幕，祥子投奔了八路军！祥子当了将军！

后来，由于找不到人力车夫投奔八路军、成长为将军的生活原型，加上祥子活到解放后大概已年过半百，还有原著里并没留下几位可以写续集的活人等技术原因，下集没有写成，作废了。

可是，在一年的时间里，父亲一气又写了三个新话剧：《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三个话剧连续上演，使首都的话剧观众大饱眼福。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搬来了父亲的全部著作，要帮他整理出版多卷的《老舍文集》，父亲拼命地摇头。新题材多得数不清，新的写作项目在脑子里挤成了团。“我得往前奔，我给你们写新的！”“让那些老东西再等十年二十年吧。”父亲恳切地说。

“我给你们写新的！”1958年至1959年的三个话剧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的。有人替父亲捏一把汗，担心他所描写的题材过于新鲜，和政治生活距离得太近，这样的作品恐怕不会有什么生命力。

父亲拒绝了这种善意的规劝。他说：“这不是因为我在文学上有什么高明的主张，而是因为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叫我欲罢不能。这种感情姑且就叫做‘热爱今天的感情’吧。我热爱今天的一切，因为它与我记忆中的往事是那么不同，我无法不手舞足蹈地想去歌颂今天。”

父亲以为时间距离固然可以使事物沉淀一下，有利于艺术处理，但时过境迁，很难再找到当时的感情，这对艺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因为激情和灵感往往能产生很好的作品。父亲在和新人物接触过程中得到了莫大的喜悦，见到他们，他好像看到了新社会的灵魂。父亲尊敬他们，热爱他们，以他们为良师益友，他要以自己的语言表达出他们内心的美丽。

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父亲以为一个作品是杰作与否不完全取决于作品酝酿时间的长短，和写旧事或新事。

父亲认为，作品首重人物。他为自己画好了两条杠杠：第一，不要专注意一件事和与它有关的几个人物，相反，接触面要广，从容调动。文学创作不是记录，必须高瞻远瞩，不能只见木不见林。第二，在写作方法上，不要死抱着运动过程，不要被细节迷住。要从小见大，从一隅反映全局。画好了这两个杠杠，父亲把注意力放在人物的刻画上，也就是说，狠狠地抓住性格。

“人物怎样做事比做了什么事更为重要，怎样做事是与性格密切相关的。”这是父亲写新事物也能获得成功的一件法宝。

▼1959年3月8日，周恩来总理看《女店员》后与导演、演员合影。二排左起：于是之、曹禺、李先念、周恩来、孟瑾、吴淑昆、、老舍、邓颖超等人。

说来很巧，《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都和妇女有关。在旧社会，一般人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父亲受到极大感动的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老舍：《十年笔墨》）

这三个话剧都涉及妇女解放这个振奋人心的主题。《红大院》是写一个北京大杂院中人和人关系的变化。《女店员》是写妇女商店的筹备和成立。《全家福》是写家庭的悲欢离合。剧中主角王仁利为饥寒所迫，离京谋生，他托一个铁路警察往家中捎钱，警察吞吃了钱，并告诉王家：王仁利已死在异乡。于是，一家人好像忽然被一阵怪风吹散，饱尝苦难。解放后，他们虽然都得救，可是彼此思念，每每落泪。后来，经人民警察耐心的调查，终于找到线索，使全家得以团圆。

人和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父亲笔下的主要内容。由于有了这个主要内容，这三部话剧虽然诞生于反右运动之后，社会上浮夸风已经刮得相当厉害，但是，父亲却和当时政策上过左的倾向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的作品的艺术生命也得到较长的保持。在这三部话剧中，《红大院》最弱，《女店员》和《全家福》比较成功。《女店员》是个喜剧，比较生动活泼。《全家福》以情动人，是个悲喜剧，它以悲剧为始，以喜剧为终。《女店员》和《全家福》不仅当时受到了首都观众的欢迎，后来，还分别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全家福》参加了1962年3月在广州举行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观摩演出，获得了戏剧界的公认和好评。“四人帮”被粉碎之后，1979年，《女店员》和《全家福》都再次公演。这种现象在同时代的话剧剧目中还是很少见的，说明它们确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人物是父亲作品的核心，人变了，人和人的关系变了，大家奋发图强，积极向上，为一个新的美好生活而献身，这种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朝气是不会过时的，它会长时期地被人们所珍惜、所推崇。

1959年3月，父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反对洋八股》的发言。这个发言是针对文风而谈的，他为洋八股画了像，说它有八条表现：

第一股：知道得少而说得多，不下笔万言似乎就不算高才。

第二股：文字晦涩，读之头痛。

第三股：文句越别扭越好，思想越不明确越好，引证越多越好，自己的明确意见越少越好。

第四股：公式化与概念化。

第五股：看不起普及工作，看不起通俗作品。

第六股：说洋话，这就是现成的话不说，硬学外国人说汉话的样子。

第七股：只顾文字花哨，不顾逻辑。

第八股：好用不需要的土话。

父亲的文学成就还很少被人们提到，除了个别作品之外，连评论都没有。

其实，在这一时期的父亲作品中，有的竟凝聚着他一辈子的追求和宿望呢。

父亲是个爱种花的人，他知道用嫁接的办法可以培植出新品种。文化是需要交流的，必须以与园丁同等的辛勤来培植文艺园地中的新品种，使它们都能争芳斗艳。

他把旧京戏《王宝钏》和《杨家将》改造成新京戏，这叫推陈出新。

他把地方戏改编成话剧。一般的做法是把话剧移植成地方戏，父亲决心反着试试，把地方戏当中的优秀剧目改编成话剧。他把川剧《荷珠配》改成了六场话剧，这叫土洋结合。

他把藏族民间故事改成歌剧，写成歌剧《青蛙骑手》，这叫保存各民族的文化遗产。

父亲真的仿佛开办了一个大试验农场，在那里，他进行着多种试验。各式各样的嫁接、移植、杂交、引进，全都上了阵，而且结出了种种新奇的果实。这是父亲多年向往的创作的真正自由。它首先表现在创作思想的创新和形式的多样化上。

像一只展翅翱翔的苍鹰，在晴空中做信天游，像一匹扬鬃奔驰的骏马，在草原上做万里行，一个作家，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进行广泛的创作尝试，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享受。对父亲来说，巨大跨度上的自由，各种格式的纵横交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文学创新，他感到舒畅，所以，他干得很起劲。

新品种到底美不美，父亲没把握。可是他准知道，只要有这种自由创作的气氛，只要有这种创新的风气，一定会人才辈出，百花满园！

所以，父亲用自己的实践努力地在耕耘。

在所有这些创新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古老的、优秀的、民族的、传统的、民间的文艺形式糅进他的创作里去。这样做的结果，父亲培育的文艺新花中多少总带着一股奇特的乡土气息和引人喜爱的亲切感。从不同的角度上看，仿佛都能瞧见三个闪闪发光的大字：中国的。

1960年是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父亲对这个纪念日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想起了惨死在八国联军炮火下的祖父，他想起了祖母给他讲过的关于义和团的故事，他想起了自己由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搜集的许多史料，他决心写一部义和团的历史剧。父亲再次钻进义和团的资料里，他的书房里堆满这方面的书，有正规的历史书，有研究论文，也有民间传说。父亲觉得，对他帮助最大的倒是发表于当年的关于义和团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在父亲心中形成团民的真正形象。祖母讲述的惨事，加上民间传说，使父亲心目中的义和团团民形象逐渐清晰了起来。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他们的爱国、反帝热情与胆量是极其可敬的。

话剧叫《义和团》，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演出时改叫《神拳》。父亲写了一篇附记，叫《吐了一口气》，记述了自己一家人同义和团及八国联军直接有关的那些细节。他说：“在我写那剧本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哪！”“不管剧本写得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

写义和团勾起了父亲写家史性的长篇小说的欲望。

对这部小说，父亲想了几十年。他说过：“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叙述义和团的小说，并且不断向老人们打听当年的见闻：他们口说，我简略地记下来。在变乱中，这些笔记都丢失了……后来，目睹当时光景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也就停止打听。写那本小说的愿望遂未实现。”

父亲的老友罗常培1944年也记述过这段事：“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做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搜集义和团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然而我还觉得只有他配写，只有他能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和风声鹤唳一类的玩意儿意味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艺界能够助成他的盛业！”（罗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

有趣的是，最近才发现，1937年父亲已经开始写这部作品了。

在一篇名为《述志》的小文中，父亲说过这个作品：“……‘七七’抗战那一年，我同时写两部长篇小说，以期每月有一点固定的收入。这两篇，都写了有四五万字，可是正在往外寄稿的时节，卢沟桥的炮声便打碎了一切。这两部有头无尾的稿子，已随着我的全部书籍字画被敌人盗去了。”

万幸的是，其中的一部，名叫《小人物自述》，1937年在天津《方舟》杂志第39期上发表了一万多字。战事逼使杂志停刊，遂中止。这一部小说正是那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小说主人公叫王一成，但文字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的，具有某种自传体的成分。这部突然中止的小说仅留下了一个序曲存世，实在是令人遗憾，但为后人研究父亲的创作道路却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可比性资料，不失为难得的文献。

1961年末，父亲再次返回到这个题材，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

《正红旗下》和《小人物自述》非常相像，从出场人物上看，从地理环境上看，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虽然《正红旗下》比《小人物自述》晚出生二十四五年，而且1961年父亲手上并无《方舟》杂志可参考。从这个角度上看，越发能证实它们和父亲自己的身世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不论是《正红旗下》，还是《小人物自述》，都是真正的小说，而且两者之间，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民族学的角度，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从语言技巧的角度，倒是区别大于共同之处。

《正红旗下》虽然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只有十一章，八万七千多字，是一部长篇巨著的开头部分，但是，它在父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的成就来看，无疑是父亲的代表作之一，似乎是父亲著作宝库中集大成的压卷之物。

父亲于1962年3月到广州参加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会上他作了题为《戏剧语言》的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透露正在创作一篇小说：“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这是父亲惟一的一次公开谈论这篇小说的记载。当时《人民文学》杂志曾预约要连载这部小说。

▲《正红旗下》手稿，首页和未写完的最后一页。

几乎同时，父亲在评论赵树理的新著《套不住的手》时说：“我不敢断言有还是没有这么一个规律：岁数越大，文字就越严整。我自己确有这么一点经验。由树理同志这篇新作来看，也似乎如此。那么，或许这个规律可以成立。”这段话与其说是针对《套不住的手》，不如说是针对《正红旗下》的。《正红旗下》是父亲著作中语言造诣的顶峰。

在广州会议上，陈毅副总理曾经称父亲为“语言大师”。

广州会议在周恩来、陈毅同志的指导下，开成了一次创作思想解放的会，它为《正红旗下》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气氛。从广州回到北京之后，父亲兴致勃勃地投到小说的写作中。他招来了不少好朋友，朗诵《正红旗下》的片段给他们听，并和他们一起切磋民俗细节。父亲处在高度兴奋的创作激情之中，朋友们也预感到一部不可多得的大作品正在诞生。因为题材的新颖和语言的精彩首先使他们着了迷。

《正红旗下》与其说是自传体小说，不如说是家传体小说，因为写了八万多字，才由诞生写到一岁，小说的主要出场人物必然不是这个小娃娃，而是家庭成员中的大人：母亲、大姐、姑姑、大姐婆婆乃至大姐夫、大姐公公等等。不过，用家传体小说的归类，也还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像话剧《茶馆》一样，它是通过一个家庭和社会的交往，描写一个小社会，里面既有这个家族的成员，也有家族以外的人物；既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下层人物；既有汉人，也有旗人和回民，甚至还有来华传教的洋牧师。父亲的真实意图是把清朝末年的北京社会全面地历史地再现出来。父亲是由这个社会中走过来的人，他有切身感受。这感受是由他父亲、母亲和自己共同积攒起来的，是由被侮辱、被损害和由之而来的反抗、仇恨乃至希望、追求凝集起来的，加上对种种社会现象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一旦转化为创作欲望，必将产生出有分量的作品。父亲把这样的著作放在晚年来创作，虽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安排，却是一种幸运的巧合，因为它像是一种人生的鉴定，一种思想发展的总结，一种艺术造诣的结晶。

民族问题，具体地讲，满族问题，第一次被父亲作为重要内容摆进他的作品里来。满族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复杂问题，以至于没有一个作家肯于涉及这个禁区。可是，除了蒙古族以外，作为少数民族，毕竟只有它主宰过中国，而且就在上溯不出四百年的近古。由于有这个特殊的历史地位，满族才有机会继承、消化、融合高度发达的汉文化，成为文化素养和成就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满族的中落，同清王朝的灭亡既有原则区别又密切相连。仅这几个最起码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当，就足以使这部作品具有磅礴的气势，而且它的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看得出来，处理起来，难度极大。

从这个角度上讲，《正红旗下》称得上是当代满族文学的扛鼎之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来说，是个多事之秋，整个社会处在急剧的变动之中。帝国主义列强在这块土地上为划分势力范围，接连挑起事端，各种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农民起义暴动此起彼伏，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伦理全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突变期……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本身就孕育着大文豪和大作品的产生，但是，究竟从哪个角度去揭示它和表现它，就成了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能抓住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前人从未涉及过的，淋漓尽致地去发挥，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满族，就是被父亲抓住的新领域。

解放前，父亲对自己的满族出身比较避讳，在作品中即使有描写满族的地方，也不标明，有些回避的意思。解放后，大不一样。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把历史遗留下的种种顾虑和世俗偏见一扫而光，而且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提高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使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走上了平等与共同繁荣的道路。随着满族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父亲对满族问题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还常常作为满族的代表，参加一系列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协商。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国贵宾时，不止一次请父亲作陪，把他当做当代满族杰出的代表介绍给客人，称他为“满族的杰出人物”。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起和父亲谈论过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他们高度赞扬康熙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和他的开明好学，认为很值得一写。父亲在主管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中多次作过民族文学工作报告。所有这些，使父亲对自己的满族出身感到有特殊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自豪。于是，渐渐地产生了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以满族为题材的强烈创作欲望。

▲1964年初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后，老舍于5月到密云城关公社满蒙杂居的檀营大队体验生活，在社员王静之家住了三个月。

有上世纪初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重灾难的社会背景，有波澜壮阔、场面浩大的革命风云的时代特征，有那个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国外的基本矛盾，加上多层次多角度的社会生活，多彩的迷人的旗人风土人情，生动的艺术群像，父亲的《正红旗下》不仅织出了一幅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逼真画卷，回答了清朝灭亡的原因，也为世人正确地认识满人提供了足够的依据。满人中也有为数众多的穷人，他们天然地和汉人的下层人属于同类，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互相友好。“八旗制度”为创立清王朝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剽悍大军，却也极大地约束了和损害了自己的旗民，使他们没有任何自立的能力，一旦没有了钱粮发放，便多数沦为社会上的最卑贱的下等人，或者干脆饿死。父亲在《正红旗下》中塑造了几位极其可爱的满族下层人物，像福海二哥和母亲，他们是“熟透了”的旗人，满族气质十分明显。这些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描绘，使过去由于历史误会对满人不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律怀有反感的读者大为感动，正像著名作家冰心所说：“这篇《正红旗下》和老舍笔下的解放前中国的故事一样，充满了愤激，充满了哀愁，而这愤激和哀愁又都用他惯用的尖刻和诙谐的笔法描述了出来，使人读了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觉。这个长篇最动人之处也在这里！”

然而，这本有特殊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作品竟没能完成，而且不是出自父亲自身的原因。它，真的成了压卷之作，像“告别演出”一样，《正红旗下》是父亲最后的有重要作用的作品。

▲老舍有时独自到村外小路上散步。

《正红旗下》在父亲生前没有出版。1962年7月，长篇小说《刘志丹》被批判，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1963年初“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被抛出，接着昆曲《李慧娘》被批判，文联开始整风。1963年下半年，更多的作品和作者遭到批判。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被迫停顿了《正红旗下》的创作，它的发表甚至也成了不合时宜的事。

从1963年起，父亲的创作进入了低潮。这个低潮持续了三年。

继1961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之行，1962年广东、福建、上海、大同、天津之行之后，父亲利用这段时间，于1963年夏天到北戴河、秦皇岛、天津新港，秋天到湖南进行了访问和讲学。1964年夏天，游览了黄山。所到之处，大部分讲话是就提高作品质量、勤学苦练、掌握语言技巧发表意见，受到了各地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欢迎。

1964年春天，父亲到北京郊外密云县檀营村居住了三个月。檀营是满、蒙旗人聚居村。以前这里居住了两千户满蒙族兵，担任皇帝由北京到承德避暑或者狩猎的中途保卫工作。辛亥革命后，这个村子很快衰落了，饿死的、逃走他乡的占多数，悲惨万状。到解放时，仅剩下二百户，都极穷困。父亲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找一个具体的有典型性的例子，以便向全世界说：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我们满、蒙族人又都活了，而且活得愉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在民族的大家庭里同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一起劳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老舍在题诗。

实际上，父亲时刻不忘《正红旗下》的创作。过去的题材不便去写，那么，就写现代题材。由黄山回来之后，同年秋天父亲又一个人来到北京西郊香山之麓，住在门头村里。这里也是满人聚居区，他们是清代担任保卫皇家园林的八旗兵丁的后代。父亲每天出去访问，作了许多笔记。这些满人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不会劳动到会劳动，而且年年增产增收，村里有了小学，有了电灯，有了水渠，有了副业，有了新房，人口也有了增长。父亲开始酝酿一部新的《正红旗下》——写满人的翻身解放和新生活。在门头村，他写了一首诗赠给郭沫若，表达了这番心意：

门头村里好为家，文艺源泉岂浪夸。

金玉红楼终是梦，镰锄碧野遍地花。

东流巨浪今潮北，霜降香山叶染霞。

瓜果齐歌丰产日，高天一弹吐光华。

1965年3月至4月，父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同行的作家还有刘白羽、张光年、杜宣、茹志鹃。对父亲来说，这是使他极为愉快的一次国外旅行，完全生活在友好的情谊之中。父亲兴致很高，他亲自分别登门拜访了三十三位日本当代有影响的作家。除谈文学方面的问题之外，父亲谈花，谈画，讲故事，比试拳术，唱昆曲，写诗，题词，给日本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本留下了三十四首即席创作的小诗，有写景的，有抒情的，还有嵌字的——把日本朋友的名字嵌进诗句，多数都当场挥毫书写出来面赠对方。有一次，甚至乘兴把诗题在了女作家有吉佐和子漂亮的和服腰带上，彼此都很得意。在和作家水上勉谈话时，父亲知道水上勉少年时在庙里当过和尚，对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非常崇拜，很想到六祖慧能当过舂米工的湖北省黄梅县东禅寺进香，便拿过一张包日本点心的包装纸，提笔把六祖慧能的四句著名诗偈默写了出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后爽快地告诉水上勉：欢迎他到中国去访问，到时一定陪他前往东禅寺。水上勉被父亲的友善深深感动。日本作家以前大多是从作品中认识父亲的，现在，见到他本人，了解了他的为人和品德，觉得他更加可亲可敬。

▲1965年4月25日在中岛健藏、龟井胜一郎主持的宴会上合影。前排左起张光年、龟井、老舍、中岛、刘白羽。

由日本回来之后，父亲将旅日见闻，尤其是和各位日本作家亲切交往的情况，写成长篇散文，名为《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然而，寄出后，在国内竟不能发表，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对父亲来说，这是第一个信号：他的作品也遇到了某些麻烦。虽然，父亲还能参加各种外事活动，继续被任命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还能主持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并作工作报告，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笔受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来自极左方面的压力。他干脆停了笔。1963年仅发表了四十篇短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只有一篇。当外国朋友和记者问父亲有什么写作计划时，他仅仅简单地回答说：“身体不大好，不写什么了。”实际上，他对知己的朋友说：已经酝酿了三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第一部。看来，此时极左的文艺思潮和父亲的文学主张已经完全格格不入。对当时被批判的“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父亲保持了沉默，看不见他也去声讨。相反，对被批判的作家，他深表同情，尽他的可能，给了难能可贵的温暖的安慰。1964年7月，阳翰笙创作的电影剧本《北国江南》受到了严厉批判，他的处境十分困难。父亲得知后，在黄山上接二连三给他写长信，称他为好朋友、老朋友，报告自己到了哪些地方，沿途有何见闻，心情如何愉快。父亲在信里根本不提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对他的批判，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父亲谈他的创作计划，也劝阳翰笙保重身体。他不相信，这一切会长久地持续下去。父亲主动要求和文艺工作队一起下乡去为农民演出。他认为，这样，总会给农民一些实际的帮助，譬如，宣传计划生育、宣传科学种田，都会给农民带来一些切身的利益。他诙谐地说：“带上我吧，我能写快板呀，我还会编鼓词、编相声，会有用的，不会给你们光添麻烦！”队员们热烈地欢迎这位老作家和他们同往。可是，竟不被批准。又是一个信号！1966年春，倔强的老人，实在无法在城市里再呆下去，好像赌气似的，一个人带着行李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这是一个以科学养猪而闻名的村庄，他真的去写快板了，真的去写科学养猪了。和农民在一起，他很快活，能聊到一块儿去，心里挺踏实。

▼“文革”初期的发难。

震撼世界的大悲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小撮钻进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阴谋家利用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开始抢班夺权，他们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发难。早在1963年他们就把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内定为资产阶级作家。江青背着父亲点了他的名。

江青和父亲早在1934年都曾在山东大学工作过，父亲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著名教授。江青在图书馆工作。但后来，除了1939年父亲的延安之行和1946年江青出席过的在重庆为送别父亲、曹禺赴美讲学而举行的欢送会之外，他们之间并无来往。解放后，父亲主要从事话剧创作，仅在剧场中和江青有过礼节性的会晤。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他们之间存在什么个人冤仇的依据。被江青视为眼中钉的是父亲在整个文艺界的地位、威望、成就和他的文学主张。父亲和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存在，对江青谋求占据文艺界霸主地位，无疑是个严重障碍。父亲是不会跟着江青一伙人跑的。于是，老舍这个名字，一旦时机成熟，便从江青的口中首先说了出来。表面上看，江青谈话时似乎漫不经心，语无伦次，完全不合逻辑，诸如：“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话虽不多，但她的险恶用意十分明显。

这些谈话成了大悲剧的导火索。有这些恶言在先，什么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

不过，父亲并不知道厄运正在向他迅速地走来，他被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