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辉煌的中年

业绩辉煌的中年

1634年（崇祯七年）宋应星年四十八岁时出任江西分宜教谕。分宜县属袁州府管辖，在该府东部，与临江府哈及吉安府安福交界，属于赣西地区。由南昌府奉新出发向西南行，经瑞州府即可到分宜，直线距离为100千米，离他家乡不算远。明代官方学校在京师有国学（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和县学。县学设教谕一人主持学校，相当于校长，下有训导二人。学生一般20人，明末时人数有所增加。教谕还兼任教学工作，每四年一任。教学内容仍主要是“四书五经”、历史、诗文和制艺。宋应星的教学有自己的特色，除讲授学生必须具备的文化知识外，还主要传授经世致用之实学。因此他在讲解儒家经史典籍时，一方面让学生明了各章句的本义及有关音韵问题，另一方面又帮助他们吸取儒家典籍中的精华，将经文所述思想与当前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又按自己的理解诠释经文含义，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此外，他还结合经文向学生讲授有关自然科学和工农业技术知识，并结合自己的体验让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养成艰苦朴素、刻苦学习的精神。他认为学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学生素质优劣影响到他们今后走向社会工作时的成败。学生肩负着掌握国家未来命运的重任，教官应当给他们提供好的智育、德育和体育的综合训练。

宋应星教“四书五经”时，不主张学生死背书本，而是引导他们独立思考，不必拘泥于某个名家的注释。他常以诸子百家著作为辅助教材，让学生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而这正是他自己的治学方法。例如《率语·子路》记载，孔子的弟子樊迟请老师教他种五谷和蔬菜的技术，孔子说“我不如农民”、“我不如菜农”。樊迟退后，孔子说他是不识大体的“小人”，因为领导者只要懂礼仪、讲信誉就够了，用不着懂农业。宋应星讲到这一段时，向学生说，不能因此认为领导者应忽视农业技术，因为《书经·无逸》中记载周文王曾从事农业，在农田里长期劳动过，而且周公旦也说过：身居高位的人不可贪图享乐，首先应懂得农业劳动的艰难，这样他在逸乐时才能知道种田人的辛苦。只有这样，才能懂得爱护农民，不要向他们征收过重赋税，让他们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宋应星又说，战国时的李冰守蜀时，因懂技术而修建江堰水利工程，又凿井级卤取盐，发展农业，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李冰事迹至今人人称道。当领导者不懂工农业怎么行呢？他要求学生都要了解粟米、布帛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不能知其味而忘其源、穿着衣服却不知如何纺织。同时孔子也劝人们读《诗经》，以便“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增加博物学知识。宋应星在教书期间写的《天工开物》，从教育角度观之，正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圣贤经书中很少谈到的工农业技术课本，以便他们今后就业时参考。作为老师，他愿意回答任何有关科技方面的问题，就科学技术而言，他的知识水平超过“至圣先师”孔子。

在经书中，宋应星推崇《孟子》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反复向学生灌输《尽心下》中“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宣讲《梁惠王下》所述“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非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不令天下归服）者，未之有也”等治国安民的意识。他还引《离娄上》所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欲得其民在得其心”，得民心在为民作其所希望的事，不要将百姓厌恶的事加之于民。接着他列举历代王朝统治的得失经验教训，对比本朝各地实际情况，向学生讲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批判当代从阁僚到各级地方官不顾人民死活，实行横征暴敛的做法，闹得官逼民反，造成破残遍天下的不可收拾的局面。他言词激动，课堂上一片幽静，有的学生流下眼泪。他授课以“六经为我所用”为原则，不以经书第一章句为神圣教条，凡与实践及情理不合者，他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怕说他背违儒说。讲《易经》时，他抓住《系辞传·序卦传》中“盈天地之间者，唯历物”的哲学命题，指出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又发挥说，人感觉器官看到或感到的万物都是有具体形象的物体，如房屋、山川、树木等，构成这些物体的还有更小的物质如行、气等等。他在吸取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向学生讲述了他的唯物论世界观。他指出，学问是不断发展的，经学也应随着时代的推移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读经典应有发展的观点。对经典中的迷信成分或与实践不符的论述，应予扬弃。

明代虽对县学在学人数有定员，但富贵家庭都想子弟得科联第、做官，成绩不佳者则靠走门径、贿赂入学，因而学员超过原编制。明末时教官职权也减少，如果要开除不肖者，则县可阻挡，府可推翻，教官不敢抗拒，怕遭到报复。另一方面，成绩好的寒微子弟很少有入学的机会。宋应星在任教谕期间严于律己，秉公奉职，抵制了当时学政方面的不正之风。他在知县的支持下将学校办得很有起色，使县学学风大振，培养出一批有真才的学生。当时的分宜县知县曹国祺（约1600—1645）字介之，广西全州人、举人，1632年到任，为人清标雅度，与宋应星同为举人出身，两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为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畅谈，去郊外游览，互相以诗唱和。后来国祺母亲去世，便返乡奔丧，1642年（崇祯十五年）返任。他缺职时，由洪名臣补任，洪名臣为兵州（今湖南岳阳）人，亦是举人，1637年（崇祯十年）接曹国祺为分宜县令，与应星也相处得很融洽。待国祺复任后，应星已从分宜调到福建任职。明亡后，清兵南下攻入江西境内，分宜知县曹国祺联络当地志士举兵抗清，壮烈牺牲在战场上。在宋应星任教谕时，其兄应昇1635年（崇祯八年）从浙江转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如前所述，节假期他曾邀应星作广东之行，以考察那里的技术。他四十八岁至五十二岁（1634—1638）任职分宜，正是年富力强之时，教学剩下来的余闲时间便用于写作。四年之内共写下九部著作，整天都挑灯具草，整理过去的调查资料，查考必要的文献，从事紧张的著述。

在宋应星着手写书时，明朝统治已近末日，崇祯帝虽勤于政务，但同样昏庸，以腐儒入阁，朝廷纲纪仍不振。东北的清兵直接威胁京师安全，各路农民军起义之火已延燎中原，时局危在旦夕。宋应星以一种危机之感，想趁亡国之前把前半生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现状的心得尽快发表出来。成稿是很匆忙的，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完成，常常来不及考虑到文章的修辞润色，他请责备他的读者能给予谅解。他又是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情况下从事学术著述的。想买些急需的参考书，却没有足够的钱；想请一些同道者共同讨论，又没有适当的场所。白天要教书、管理学校，腾不出时间和心思去写作，只好晚间在寂静而简陋的房间内点起油灯，凭过去的调查资料写书，要忍受蚊虫的叮咬。有时晚上还要批改学生的作文或准备第二天的讲课内容，甚至晚间也不能全用来写自己的书。他的妻子远在奉新，不能前来照料，衣食住行、生活琐事都要自己料理。他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一部又一部的书，确实不易。幸而他练就一个健壮的体魄，没有被疾病缠身，想要写的书都基本上在短期内集中写完，了却多年心愿。在分宜的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同时也是在事业上最有收获的辉煌时期。他工作虽忙，但忙中无乱，把所有要做的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有时在同一年写出学科和性质不同的几部书，要随时改变自己的思路和思维方式，他都能及时调整好。写作题材及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课本、政治经济作品、杂文，还有科学技术和哲学专著，甚至更有诗集。他是驰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派多产作家，中国的狄德罗。

1636年（崇祯九年丙子），五十岁的分宜教谕宋应星一年内就刊行《画音归正》、《原耗》、《野议》和《思怜诗》等至少四部作品。《画音归正》是一部谈论文字学、音韵学的书，是当时读书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夫。他在县学向学员讲授文字音韵之学，此书是根据他两年来的教学实践和以往的研究心得写出的，为年轻人的一本课外读物。他生来有语言天赋，在全国南北各地长途旅行、作调查研究时，学会各种地方方言，其中包括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普通话或官话，说这种话的人数较多，分布区域广。为便各地经济、文化沟通，宋应星主张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操特殊方言的少数地区（广东、福建等）的人最好能掌握普通话，否则与外省人交谈便有语言障碍，甚至造成误会。元代颁布的《中原音韵》（1324）反映北方话发音的面貌，但明代颁布的《洪武正韵》（1375）在分韵归字上虽与《中原音韵》大体相近，却杂入南方方音，与普通话不合。宋应星在书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陈述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这部书是在他的朋友涂绍奎资助下出版的。当时涂绍奎任汝南兵巡道，巡察河南汝宁府及南阳府，兼理二府兵备，驻节于信阳州，值母丧，乃返回江西新建守丧。宋应星与兄应昇去新建参加葬礼时，向涂绍奎谈到他的写作计划和出版时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位家境富裕的老同学愿解囊相助，并且让他放心写作，要出的书都可给以资助。

《原耗》是一部万言的政治、经济论文集，探讨国家元气亏损的原因。从宋应星友人陈弘绪对此书的评论中可知其大体内容。陈弘绪在《石庄初集四·周母王孺人六秩序》（1637）中说：吾友宋长庚作《原耗》万言。大的方面谈到官吏授选、财政赋役和军政问题，小的方面谈到桑麻、绵葛的生产和人们穿戴的衣服靴帽等，事事都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与《原耗》内容相近，但阐述得更为系统的政治、经济论著《野议》，也是万言。关于此书的写作及其内容，下面要专作介绍，此处从略。宋应星从十五岁就开始写诗，经三十多年的积累，到五十岁（1636）时他的诗稿已“握之盈把”。京友们都劝他把诗整理发表出来，知县曹国祺还为他在分宜东皋找了个安静的处所，用来写作。这年秋天他翻看往日诗稿时，发现诗的内容与自己当前的情趣不合。他自叹说：“这样的诗怎能拿来发表呢！”遂将大批旧诗通通烧掉，而决定只发表反映当今心态的近年新作，共52首，都是七言律诗。他将自己的诗集分为《思美诗》（10首）及《怜愚诗》（42首）两部分，取二者首字“思”与“怜”，而总称为《思怜诗》。前者赞美他所思慕的美好人物形象，后者讥讽他所反对的愚昧人物形象。他用诗的表式刻画出社会上的两类人群，用对比方法展示他的人生哲学，向读者说明人生在世应当做什么样的人和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人。他的诗有哲理性和教化作用，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的诗那样“补察时政”与“救济人病”，为社会现实服务，虽然艺术技巧上还不及唐诗那样工美。

为使读者一睹宋应星诗原貌，此处摘引几首。《思美诗》第五首写道：

砥柱狂澜劲节标，非因闻誉动心要。

个中信誓千金重，身外浮荣一叶飘。

帝座光明呼吸透，尘埃笃挚鬼神招。

成功来源留名记，至德无称意自饶。

这首诗歌颂甘当国家中流砥柱、有刚劲气节的大丈夫，他不因名位而动摇意志。为国保疆信誓旦旦，视身外荣华为浮萍。在浊乱之世以其坦诚之心感天动地，成就功业而不图留名。品德无需人称颂，自己便已满足。这实际上是爱国志士的形象。《思美诗》第十首内容是：

性量群分贮水推，圣涵万顷众涵卮。

惊人事业优《尧典》，绝世文章玩《系辞》。

情物功深明范合，观天理契彻盈亏。

官骸不负洪钧赋，过此难将意只窥。

诗中说这类人的学识才能非一般人可推比，其惊人事业超过《尧典》所述古圣事迹，其绝世文章使《易系辞》相形见绌。他们深通博物之学及生产技术，还懂天体运行之理并据此沿察日永恒，充分运用五官观察、研究万物发展变化之理，否则难以获得这类知识。这分明是科学家的形象。《怜愚诗》第二十首说：

桐乡近宦一何愚，欲积鎏金百万余。

数未盈时冤已集，一夫作难委沟渠。

诗中讥讽一贪官剥削人民，欲积黄金百万两，但数未足时已恶贯满盈，待民众造反，将其暴尸田野。宋应星的诗反映他的雄心壮志和进步思想，绝无嘲风雪、弄花草或无病呻吟之类作品。

他以其最初的四部书迎来了他的五十大寿，很快又投入紧张的工作。第二年（1637），崇祯十年丁丑年初他回奉新与家人欢度春节后，返回分宜任内，四月（孟夏月）出版了他一生最重要作品《天工开物》三卷十八章，仍由涂绍奎资助刊行。这部科学技术杰作的问世，标志他一生学术事业的顶峰。另有《观象》、《乐律》二卷分别研究天文学和乐律学问题，本想放在《天工开物》中同时发表，但临出版时被删去，决定放在另一书中。同一年宋应星还发表《卮言十种》，这是一部有关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论著集，由十种单独的论著组成。“卮言”为不成熟之言或支离破碎之言，典出于《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儿”。后来学者们将自己的著作谦虚地称为“卮言”，如明人王世贞（1526—1590）的《艺苑卮言》。宋应星在此著作中就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十个方面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与学者们商榷，因此可将《卮言十种》语译为《十种要商榷的观点》。这部书相当重要，可惜现只流传下来其中的《率气节八种》和《谈天第九种》，其余八种皆已失传。原来本想收入《天工开物》中的《观象》卷有关内容，可能收入《卮言十种》中，与《谈天第九种》有很大关系，而《乐律》卷亦必同时收入，但不详为第几种。宋应星对博物学很有研究，估计十种中还应有讨论生物种起源和变化的论著，还有关于物质变化的理论，这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天工开物》及《论气》之中。因此可以说，《天工开物》是他研究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心得之作，而《卮言十种》是他研究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论的心得之作。此外，他还著有《杂色文》，显然是部杂文集，成于1636或1637年，今亦失传。

关于《天工开物》和《卮言十种》，将在下面介绍。宋应星只在1636—1637年两年之内就写出至少七部书，足见他的勤奋和惊人的写作能力，这当然是多年努力的结果。这些书是他在身处乱世，怀才不遇，而又忧国忧民的心情郁闷下疾笔而成的。写这些书的主要思想动机是救国济民，展示自己的理想抱负，在社会上获得共鸣，也希望在后世找到知己。汉代史家司马迁《报任安书》写过：古时身虽富贵但湮没无闻者不可胜记，只有超脱世俗的卓异之士才能见称于世……，这些人思想上都有郁结，不能实现其理想，故著书立说，希望将来的人了解其抱负。宋应星正是这种卓异之士，他作为江西小县城里举人出身而社会地位低微的教书先生，竟能议论治国大事，潜心研究科学技术和哲学，并登上学术殿堂，在思想史和科学史中树立丰碑，足见其脱俗超凡。

历史上获进士功名而身居高位的庸碌之辈多得很，都为历史洪流所湮没，但才大学博、胸怀凌云壮志都屡试不及进士第的宋应星，则以其众多著作写出远远超过殿试一甲登科水平的优秀答卷。他的学术成就不但在国内被普遍赞颂，而且在国际上也被公认，今天他的著作获得亿万知己。历史终于对他在分宜任未入流的教谕期间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给予了报偿。这也说明他在后半生学术研究和事业进取中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使他在明代士林中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尽管当时社会还没给予他应当享有的地位，可叹之处正在于此。说来也巧，他早年想走曾祖宋景的路，而到头来他踏出了正好与宋景相反的路。宋景在宋氏家族历史中开创的是由农而士、由士而仕的路线，结果以清廉的阁臣高位而名垂族史。宋应星开创的是由农而士，再由士而与科举决裂，转向研究工农技术，最后成为一位科学家。他还研究经济与哲学，并与科学相结合，成为一位思想家。这是宋氏家史中谁也没有做过的。他的事业非宋景可比。他不但是奉新宋族中最杰出的人物，也是中华民族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为宋景所立的“三代尚书第”石碑坊，在1966年那场政治风暴中已被毁掉，但为宋应星建立的纪念馆却于1987年落成于奉新，其意义亦非“三代尚书第”所可比。宋景之名只因研究宋应星才被人们忆起，而宋应星的大名将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