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香港文化大事

香港商务印书馆赠送《陈君葆日记》上下二册，对于了解昔日香港社会、文化、政治，颇有价值。客中得此，引以为乐。因就《日记》主人亲身所历香港文化大事，缀成此文，藉供今人之了解，而于香港今后文化之发展，或可供作参考焉。

陈君葆（一八九八～一九八三），广东中山人。十一岁到香港，肄业皇仁书院，后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修读政治经济。一九三四年起，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兼文学院教席，一九五六年退休。陈君葆一生功绩，是在日寇占领香港时期，忍辱负重，完好保存了冯平山图书馆藏书，免遭日军掠夺焚毁，并搜集其他院校与有关部门的书籍，弃藏冯平山图书馆。当时南京中央图书馆有珍贵图书典籍一百十一箱，经陈君葆之手寄存冯平山图书馆，一九四二年为日军盗走。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君葆多方设法寻回，归还国家。《日记》所载，他还为一些私家藏书尽力保存与运送，免遭损失。如帮助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由香港运送一千七百多册书籍到上海，为颜惠庆保存世界名著三十八册。陈君葆一生主要职务在管书，由书而注意到文书簿册，亦为他保护文献之一功。一次，他到邮局察看待运冯平山图书馆的医学书籍，竟然发现整批生死注册处的簿册，知其重要，将其存藏于冯平山图书馆。这批材料，成为战后确认居民身份的依据，死材料发挥了活作用。陈君葆终生写作《日记》，保存完好，今兹出版，只是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九年的选录，一鳞半爪，是所不足。

忆一九九五年冬，与老友数人游南丫岛。其地与香港其他离岛同，面积不大，多为港人度假之居和吃海鲜所在。同行香港老文化人罗君告，陈君葆晚年居南丫，亦可谓胜地了。又说：周恩来曾说，陈君葆保护图书文物有功国家。当时听而未悉，今读《日记》，方知其事。陈君葆护书经过，诚然值得大加叙述，我把这篇短文的重点不放在护书上，而着眼于香港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抚昔验今，或者更有现实的意义。

或谓香港无文化，香港的学者、文化人必以为大谬不然。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偏见。不能以文化的差异来看一个于审视者生疏之地，一个外来者不可能很快了解生疏之地的文化。或说香港的文化发展与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与香港在今日世界所处的地位不相适应，恐怕是可以成立的。

昔日香港，人来人往。人来，就会带来本身具有的文化。然而，人往矣，其所具有的文化，往往也带走了，没有在香港植地生根，没有与香港的文化融合无间。试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香港曾经聚集了大批内地来的文化人，他们因日军占领香港而离去，活跃一时的文化，也随之沉寂。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又集聚了大批内地来的文化人，亦曾使香港文化活跃一时，随之这大批人相率回归，香港似又故我依然。外来的刺激诚为必要，本地的主动更为必须，植根未固，便难长盛不衰。

从《陈君葆日记》看香港，香港大学一九三五年初邀请胡适来港，授予名誉法学博士一事，是文化大事。胡适在港停留五天，演讲五次，每讲言改革，强烈批评香港中文教学，可说是刮起了一阵旋风。香港大学授予胡适名誉学位的举措，不能说是赶时髦。因为香港大学当时并不与内地在教学上等同，无须也不会赶这个时髦。而香港大学在全世界大学中是第一个授予胡适名誉学位的，倒是得风气之先。又有一说，香港大学原意是请胡适来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果如此，香港大学对于原来文学院和中文系的教学方针当有所不满，才会请胡适来。在此之前，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是一批老翰林。其所教，《日记》虽未记其详，但他们对胡适到此和演讲后的反应，《日记》倒是表达了一二，无非是惶恐与不满。其后，胡适推荐许地山代他而到港大，这种情绪，在《日记》里就表达无遗了。

胡适在《南游杂记》中严厉批评了香港的文科教育：“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学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的大潮流之外。”陈君葆赞成胡适的批评，《日记》有这么一段：“今晨对学生言，指出徽师（按指清翰林区大典，时主讲港大经学）的偏见，原来许多学生都已察出，类如程志宏专从文学立论，罗鸿机谓一比较胡适的演讲与区先生的演讲，便看出他们的优劣来，这是无可讳言的。”胡适在港大的演讲是由陈君葆译为英文，交给学校英籍主管人的。

胡适没有就港大任，推荐了陈受颐（历任岭南大学、北京大学、夏威夷大学等校教授）来主港大中文系。《日记》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记：“科务会议，……罗伯生报告。关于聘请陈受颐一事，已接到渠及胡适之两方面来电说‘不能来’，胡适来电改介绍许地山或陆侃如。陆侃如我知道他的甚少，许地山则似乎从前已有人提过了。”《日记》还写到，郑振铎很愿意来。几经酝酿，决定聘许地山为港大中文系主任。此前，校长贺纳问陈君葆知道陆许否。陈回答以聘许更佳。许地山辞燕京大学教授职务，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到港大就职。胡适开风气，许地山躬行实践，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走向了改革之路。

许地山一系列的改革港大中文教学措施，最具系统见于所提《发展中国文史学系意见书》。这个意见书得文学院通过，付诸实施。继之，校务会议通过许地山所提医工两科学生都应学习中文的提案。许又提《改革中文意见书》，又倡议为医工科学生开设国语课。还提出港大造就人才应求为内地所用、课程设置应与内地需要相联系等等，大都付诸实施。其所计议之设置中文研究科计划遭到否决。总体而言，许地山的改革在港大是实行了。光有外面冲击而无本身的主动，改革不可能成功。从《陈君葆日记》看，许地山方到之时，港大内部已非死水一潭。前引学生对胡适演讲与区大典讲课的反应已见端倪，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日记》记，许地山就任第一天，中文系开会讨论改革课程，即决定：“一、第一年学生应一律增加历史，二、我们港大中文系似难在文学哲学方面与国内其他大学抗衡，唯在史学上局部方面似不无可以建树之机会，所以我们应以西南中国社会的民族的历史为研究重心，三、第七系改为史学系，另外增加第八系作哲学，原有的第六系可专作文学研究系，如此似更合理。（下略）”这些可谓改革之先声，似非全出许意，说明港大中文系已有所松动了。许以后能够得心应手，并非无因。

然而，在港大中文系，新旧之争，依然是激烈的。“许多人对许地山还是误会他是主张废经的”，前胡适在港演讲即因主张废经颇遭攻击，广州甚至予以讨伐。许地山主废经的误传，必然引起守旧人士更多的反感。许地山一面实施教学改革，一面大声疾呼，扬新文学之威。同年九月十八日，“许地山先生讲白话文学，几乎全系学生都来听”。陈君葆以为“这是很好的景象”。新旧之争，终于导致区大典、罗、崔两讲师退职。许便力揽新人，着意邀约陆侃如，未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陈君葆代许地山草拟致文学院长信，提议聘马监（季明）先生为中文讲师。季明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到港大就职。

马季明先生亦来自燕京大学，一九四二年重返复校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长，还曾一度代理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返港大，任讲座教授终其身。我是季明先生的学生，读过他一年的课程。学术界喜言三马，实是五马并列，季明先生早年曾参与蔡元培主持的《俄事警闻》（后易名《警钟日报》）的工作，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未闻他从事新文化与新文学工作，重返港大后多参与新文化新文学工作，且参与进步文艺活动（我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在香港工作，稍知其事），始悉其老而弥壮，学生窃喜。今阅《日记》，方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港大，季明先生即多与新文化活动，为许地山的得力助手，为陈君葆的同道。《日记》中有季明先生照片多幅，风采依旧。

许地山不只把新文化新文学带进了香港大学，还搅动了香港社会，引来了清新之气。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为常务理事。这是文艺界全国性的抗敌和文艺组织，抗战八年中，以文艺为武器反抗日本侵略，起了重大的作用。香港有分会之设，自然于抗敌宣传，起到应有的作用。一面是抗敌救亡，一面是活跃香港的学术文化，经许地山等努力，香港成立了中英文化协会，许任首屈主席。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许地山先生突然逝世，震动了港大，震动了香港，追悼会于九月二十一日举行。陈君葆写挽联多幅，以港大副校长史乐诗和全校同人名义送的一幅为：

长沙作赋，擅一代文章。怎教天老忌才，雄辩惊筵犹昨日。

讲院传经，才六更寒暑。谁料秋霖罹疾，肠断分手自今年。

字是马季明先生写的。司徒雷登送挽幛“露冷南枝”挂灵堂横额。叶恭绰写的追悼会祭文，传诵一时。

许地山先生长别港大，长别香港，六年功绩，新文化新文学震铄香港，一个新的香港大学中文系崛起了。此后五十余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以至文学院承传许氏之业，复增新姿，旧貌新颜，学界所重。我多次到港大中文系讲学访问，亲身所感，许地山先生遗规不泯。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七年，港大中文系两度举办建系六十周年、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得躬逢其盛，看世界各处来此的港大中文系子弟，白头黑发，济济一堂，许先生可安眠矣。

一事不明。《日记》写许之丧，篇幅不少，生者计议后事，诸如筹办纪念许先生的学校，送许夫人南返，也写到许先生遗存书籍的处理。一九八三年我讲学澳洲国立大学，在该校孟席斯图书馆，得见许多书籍盖有许先生印章或签名，询之主管，知是国立大学购得。许先生遗书不入藏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是为憾事。

《日记》写许先生之丧，及于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方来香港不久，《日记》载陈先生挽许先生联云：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午时回忆倍伤神。

陈君葆评曰：“挽联中以陈寅恪的一对为最亲切有味，可谓情文并至。”此是的论。联写人事家事，娓娓言家常，一看即知出自陈先生高手。

按陈先生在港大任客座教授一段生活，为香港平添学术文化之气氛，乃是香港文化盛事，《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知的史事，不可不记。

从《日记》，还得知陈先生和港大冯平山图书馆的一段因缘。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日记》，无头无脑记了一段事。是日，陈先生与许地山、徐森玉同访陈君葆，此当是陈先生去昆明联大经过香港的一次。陈先生“藏有光绪年间‘福建巡抚关防’银印一方及唐景崧（按为唐筼师母的祖父）手上李高阳（按为李鸿藻）书一函，均富有文献价值，因怕人家觊觎或别生枝节，遂拟寄存图书馆内。”陈君葆说，这两件文物是陈先生以二百二十金从古董铺买的。陈君葆为陈先生办好了这件事。类此事情，陈君葆做了不少，所以周恩来说他保护文物有功。

信笔写来，从胡适、许地山到陈寅恪先生，留港时间有短有长，于香港文化学术有不同的关系。今之研究香港史者，或均早悉。而于香港与内地文化学术交流之因缘及其作用，如能细究之，由此而及于目前，于回归后香港文化的取向，应有收益，严格说，陈君葆不能算是学者，以非学者的身份，做了于文化学术有益的事，读其书，应有以感念其人。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城市大学

（原载《万象》第二卷第三期，二〇〇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