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集团香港

时间：2022-08-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在商海中打拼40年的杨钊仍保持年轻、恬静、透彻的心态，是位亦儒亦佛亦商的谦谦君子。成立至今已有113年历史的中华总商会，企业会员多达6000个，个人会员人数逾万人，为香港与内地关系最密切的商会组织。此后，杨钊带领工人们全力以赴，在一年内赢得了10万打的订单，工厂由600平方米扩大至超过1万平方米，工人从100人扩充到超过1000人。因此，杨钊决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菲律宾。

在商海中打拼40年的杨钊仍保持年轻、恬静、透彻的心态，是位亦儒亦佛亦商的谦谦君子。他每天持斋礼佛，追寻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梦想，恪守践行“取于社会，用于社会”的信念。

2012年，杨钊被推选为香港中华总商会第48届会长。成立至今已有113年历史的中华总商会，企业会员多达6000个，个人会员人数逾万人，为香港与内地关系最密切的商会组织。以此为起点，已为公益慈善事业捐出超过18亿港币的杨钊，开始将更多精力转向服务社会事业发展。

四度转型立于不败之地

1947年，杨钊出生在广东惠州西子湖畔一个客家家庭。1967年，未满20岁的他告别家乡来到香港，流浪了一个多月后，才找到了一份在制衣厂当杂工的工作，虽然日薪只有6元港币，但对于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他来说，已是万分幸运。为此，他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别人闲聊、休息，他却仍在埋头苦干。正因这份勤快吃苦，让他仅仅在工作了十天就被调为熨衣工，工资也升到每天16元港币。这也让杨钊认定了“只要勤力，不会吃亏”的信念，而工作也更加努力。正是他的认真踏实、好学好专而深受老板赏识，又很快被升为领班，继而又升为经理，直至厂长。7年的打工经历，使杨钊成为精通制衣业务和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日后建立属于自己的制衣集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4年，27岁的杨钊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加上朋友资助的10多万元港币，开设了一家小型制衣厂，并取名为“旭日”，意为“旭日东升，光芒万丈”。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成百上千家制衣厂散布在港九各地。外贸公司获得欧美国家的服装配额订单后，再转手交给这些制衣厂加工生产。杨钊新成立的旭日制衣厂，就以此为生。

工厂成立之初，苦于接不到订单，眼看着再没活干工厂就要倒闭了，焦急万分的杨钊四处打听谁手里还有干不完或者干不了的活。这一天，一个朋友对杨钊说：“有个200打的牛仔裤，你能不能干？”杨钊眼睛一亮，急忙应承了下来。

等对方拿来样板，杨钊几乎傻了眼。这是什么裤子？从没见过。原来，对方拿来的是美洲流行的方格牛仔裤。这种裤料很厚，需要在牛仔布上打出4英寸见方的一个一个的格子，且需要手工缝制，加工困难。关键是，谁也不知道这活该怎么做，从美国拿了样过来，也没人敢接。

杨钊把心一横：“难是难了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承接订单后，杨钊就将一门心思用在攻克这个技术难题上。天资聪颖的他很快便研发了一种将格子固定住的小模具，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此后，杨钊带领工人们全力以赴，在一年内赢得了10万打的订单，工厂由600平方米扩大至超过1万平方米，工人从100人扩充到超过1000人。

可以说这份订单价值相当于衣厂当年一年营业额的33倍。两年间，杨钊就赚了600万港元。杨钊一战定乾坤，第一桶金赚得盆满钵满。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子牛仔裤风行世界，杨钊的旭日制衣厂声名鹊起，杨钊“牛仔裤大王”的美誉也传遍四方。此后，旭日集团果然如旭日东升般崛起。

面临问题时积极寻找出路，是旭日集团发展的法宝。当他们赚得第一桶金时，又有一个因素制肘着“旭日”高升——香港的外贸配额制度。那时，香港企业出口纺织服装需要买配额，由于竞争激烈，配额从第一年的6元/打疯涨到第二年的126元/打。这样下去，赚不到钱不说，底子本来就薄的旭日还有可能被拖垮。这时，杨钊通过新闻了解到，在菲律宾，配额不需要买，只要企业有出口额，政府就给。因此，杨钊决定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菲律宾。一年后，杨钊又发现印尼不仅不需要买配额，而且每出口1元，政府还补贴5角。于是，杨钊就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在印尼设立了生产基地。

此后，杨钊继续将事业向海外拓展，先后在孟加拉及柬埔寨等地建立了庞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在东南亚国家迅速树起“旭日”大旗。从而也实现了旭日集团从在香港制造到海外制造的第一次转型。

1978年，中国大地改革春风乍起，很多人不敢到内地投资，杨钊却认为港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率先在广东顺德成立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工厂——“大进制衣厂”，成为港商到内地投资设厂热潮的先行者和带头人。由于国内软硬投资环境的配合，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工厂办得很成功。后来，怀着对家乡的炽热情怀，杨钊回惠州办制衣厂，培养工人，引进海外订单，为家乡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杨钊也在美国大市场经营入口批发。这是旭日进行的第二次转型，由生产商转变为国际贸易商，发展工贸结合的经营模式。

1983年，世界经济萧条导致香港楼市全面崩溃，杨钊认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香港，一定会使1981年的高价行情再次出现。”于是他逆势而为，以智慧、经验和判断力决定，拿出一半资产投资地产业，低价买下大片厂房。

不久，香港的房地产重新复苏，1985年，杨钊投资8000万港币买入星光行，不到10年的时间，卖出12亿港币；1986年，杨钊又投进2000万港币购买钟意商场，后来以5亿港币出售。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而来，香港楼价再次一泻千里。第二年，杨钊又斥资12.4亿港币买下尖沙咀旁的北京道一号，然后花7亿港元建成了香港新的标志性建筑。当时不到20亿港元的投资，现在估价已经超过50亿港元！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旭日集团也分别拥有不同的优质住宅楼及购物商场。

此前，当旭日集团于1996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时，创造了超额认购236倍的空前纪录，在香港证券市场传为佳话。此时旭日集团也成功实现了第三次华丽转身，进入资金密集型行业。

而在20世纪90年代，旭日集团除了将战车向房地产和金融行业隆隆开进外，1993年，集团又开始向服装零售业进军。

1990年，旭日集团与澳洲进口商合作收购了澳洲服装零售商JEANSWEST。经过几年的努力经营，分销地区伸展至新西兰，而分销店超过200多家，成为澳洲第二大休闲服装连锁店。

1993年新年伊始，旭日集团成立了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5月28日，真维斯上海第一家专卖店开业，真维斯品牌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成为年轻一代“时尚”的象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真维斯专卖店已经开到了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乃至整个长江流域，以及华北的各个一二级城市，直营店达到500多家。旭日集团由以工贸为主转为以服装零售为主，实现了第四次转型。

随着休闲服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真维斯将目标顾客群定位于中档，并在零售业务方面不断开拓新的领域。2003年，真维斯先是与I.T公司合作，把日本品牌引入内地、澳门和台湾。同时拓展业务范围，把全球最畅销最流行的“板服”Quiksilver带入内地市场，也填补了集团在香港零售市场的空白。

多年来，真维斯以品牌大众化的经营理念，物超所值的市场策略，稳占内地休闲服装市场的领导地位。目前，真维斯在内地300多个城市开设超过2600家零售店铺，拥有最大的休闲服装服饰销售网络。2011年，品牌更进军香港，开设首家零售店铺。

30余年间，旭日集团已蜕变成为一个融服装零售、制造、贸易、房地产、投资为一体的多元化大型跨国企业，净资产超过100亿港元。在纺织制衣方面形成了生产、贸易、零售“一条龙”服务。其纺织制衣产品除牛仔裤外，还发展出梭织、针织等不同工艺的男装、女装等各类休闲服装。

除了在香港、内地及海外拥有多项优质物业和金融业务外，其属下的上市公司旭日企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及澳洲设有批发及零售业务，2012年度营业额超过71亿港元，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家和地区。

兼善天下履行社会责任

很多人认为事业成功就代表着人生成功，而在杨钊眼里，事业成功只说明人生成功了一半。事业成功纵然能带来名利和社会地位，但那些都是物质财富。而健康、家庭、快乐等精神财富，是金钱和名利解决不了的。

因为年轻时的勤奋努力和经营有道，杨钊二十多岁时就拥有了将近两亿港币资产，拥有了足以受用一生的财富，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对人生旅途的迷惘感随之而来。

“人来到世上是否只为有三餐一宿的温饱生活？若是继续赚更多的财富，求取更大的名和利，真正能用到自己身上的又有多少？辛苦工作，劳心劳力又劳神的目的是什么？”他开始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且试图从身边的亲友中寻求答案，亲友答不出来，于是就发起公开讨论。虽然反馈者众多，但大家的答案无非就是发财了可以去环游世界，买漂亮房子、汽车，好好享受等，这些答案并不能让他满意。

随后他回家探望父亲，遇到了虔诚向佛的堂叔。堂叔送给他两本阐论佛教教义的专著——冯达庵所著的《佛教真面目》及《佛教要论》。用心阅读后，他从中感受到佛陀发愿普渡众生的慈悲心，领悟到了要助人为善。“继续赚取更多的财富或许对自己并不重要，但还有许多人有需要，我可以更好地利用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既然我有助人的微力，何不以己之力帮助别人？”

为此，他用了数年时间去了解以前不曾接触的宗教，随着对佛家思想、精神的认识及体会日深，杨钊将渡人向善、助人即助己视为人生信仰，并不断付诸实践。佛学让他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他把佛学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企业管理之中，把“为国、为民、为社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杨钊说，人生有两种财富：一是物质财富，二是精神财富，前者让你有名利、有地位，后者让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没烦恼。人若要活得安乐，必须兼具精神和物质财富，失其一必无法平衡。

为了让自己的两种财富都得到平衡，杨钊不断钻研佛法、儒学并培养阅读的习惯，努力学习新知识。“人生的追求不应有终点，而是通过不断创造、改善，为生命增添新的力量。”杨钊感悟的人生真谛同样融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中，旭日集团能够迅速发展并取得骄人的成就，与他所推行的一整套糅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经营管理思想和模式密不可分。

杨钊是虔诚的佛教徒，并在佛的指引下竭尽心力，奉献社会，福泽他人

受佛学的影响，生活中的杨钊淡泊名利、鄙夷奢侈、不尚虚名。读书占据他生活中许多时间，关于人生、关于为人处世、关于经商办企，他都有很多哲思和独到的见解。

佛法讲究信、解、行、证。杨钊认为，企业家要成功，也要信、解、行、证。信者，信心也，信心来自你的诚意和诚心。解者，觉心也，你要了解自己的优点，比如语言能力、兴趣等。行者，实践也，凡事都要付出行动。证者，印证也。杨钊认为，成功除了要善于观察、思考、总结外，还要靠运气、知识及努力。

他常说：“人需要保持四个‘心’，即爱心、同情心、布施心、随喜心。”他认为，企业家首先把自己、员工、企业管好，这是最大的善事。目前旭日集团的员工已超过2万人，集团竭尽所能地为员工提供好的生活场所、学习场所和能发挥才智的场所，并竭力做到令顾客、员工、投资人满意。“慈善并不遥远，是从脚下开始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杨钊时刻不忘“达则兼善天下”的古训，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品牌的核心理念，以积极的态度和朴实的心态支持公益教育事业，其开展的公益项目涉及支持佛教医院、敬老院，援建希望小学，设立大学生助学基金，实施“希望教师”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青年创业就业”计划及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活动等，在国内的公益版图上留下了极具时代特色和企业特质的爱心足迹。

1985年，针对国内大专院校服装教育太少及与我国主要出口服装的状况极不相适应的形势，他先后捐资3000多万港元兴办“学用结合，学工一体”的“西北纺织工学院惠州分院”，使之成为我国华南地区唯一培养应用型服装专才的高等学府。学院的建立不仅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服装教育标准，填补了国家空白，而且为引进国际应用教育模式开创了先河。

1993年，他捐资1000万港元给惠州大学建教学楼；同年还捐资1000万港元给上海纺织大学建实验大楼；2002年6月，旭日集团为素有“光明使者”之称的健康快车捐资300万港元，为祖国偏远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治疗，帮助他们尽早复明。

另外，杨钊及旭日集团还积极捐助“两岸三地”众多佛教重点寺庙的重建修复工程，如从2001年开始至今捐助五台山普寿寺累计9800万港元， 2004年起先后捐资近2亿港元协助台湾灵岩山寺重建大雄宝殿等。2002年，杨钊还捐资百万港币在南京大学成立“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这是内地第一家佛学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佛学人才的培养和重大佛学专题的研究，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同年，捐资700万港元给四川成都建成爱道堂，并捐资2600万港元给河北柏林禅寺建佛殿及教学楼。

他还为内地华东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华南水灾捐款300万港元，为广东阳山县大良乡扶贫捐款200万港元，2003年捐资300万港元给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协助解决东北三省失业人员问题，并向广东惠州市教育基金捐款300万港元。抗击“非典”期间，他还捐资2000万港元至卫生部及佛教界等。

2010年至今，为响应广东省慈善总会号召，旭日集团每年举办“6.30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共认捐1.05亿元人民币，捐助内地及香港知名大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专项教育经费、惠州市未成年人品德优秀奖学金等合计逾7400万元人民币，捐助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超过1200万元人民币等。

从1998年至今，杨钊及旭日集团为香港和内地的公益慈善事业捐款累计超过18亿港元。“兼善天下”让杨钊领悟到一名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莫大人生快乐和精神满足，而他所带领的旭日集团不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做到了财富与道德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只获得了物质财富，还得到了精神财富。”

2013年4月19日，由国家民政部主办评选的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表彰会议暨中国慈善联合会成立大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经过专家委员会的重重审核、公众的积极投票，最终，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以其个人对慈善事业的不懈投入，捧得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奖杯。同时，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也荣获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企业”奖项，第五度将这项政府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收入囊中。

杨钊带领的旭日集团所恪守的企业文化精神和履行的各项企业责任，以及他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为他在全国政协委员中赢得了“感动政协”的美誉。

杨钊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众生，为人群，为社会”，在于让这个人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在这个过程中，杨钊愿意把快乐和幸福与别人分享，“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