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买青盐换麝香

夷汉之争，自古皆然。临之以威，怀之以德，为治夷名言。（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

这句话反映的是过去汉族统治者对边地彝族的基本态度，但所谓威是“皇威”，所谓德是“王赐”，这里面就存在着根本的不公平。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下，民族歧视一直是边区社会矛盾的焦点，而强权的压制则是汉彝间争斗不断的根本原因。

马边作为一个四川西南边城，其位置非常特殊，平福增教授在民国时期考察凉山时曾说马边是“西南边区之中心，汉夷贸易之总枢”（平福增《雷马屏之农业》），足见马边在边区生活中的重要性。从马边建厅之后，清朝政府建城设官，置兵招垦，实有不少开明风气，特别是对待彝务上，鼓励汉彝间公平交易，这都体现了某些积极的因素。

彝人称自己为诺苏，“诺”就是黑的意思，彝人崇尚黑色，而彝族族群也有黑白之分。黑彝也称黑骨头，为彝人本族，血统纯正，被视为贵族阶层；白彝，也称白骨头，是被黑彝融化后形成的阶层，成分较为复杂，“内有被掳之汉人”。

彝族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体系，以父系血统为纽带，形成代系明晰的家支结构，分为诺伙家支（即黑彝家支）和吉伙家支（即白彝家支）。在马边彝族各成员之间，依其血缘关系、经济占有等因素，又分为诺伙、吉伙、挖甲、呷西等四个等级。虽然彝族社会相对独立，但同汉人社会也有很多的民族交融。

在生活区域上，汉彝之间的交融更为普遍，互动频繁。汉通西南夷以来，这是最早彝人与汉人发生关系的重要历史时期。据史载，四川彝族最早是从云南昭通一带迁徙到大凉山美姑一带，而马边彝族大多就是从美姑迁过来的，这个时间是在公元4世纪前后。

到了唐朝后，始有区域辖制，才在这一片广袤的地区设立都护府，纳入中央的集权之下。

宋太祖（927－976）时期，曾经以大渡河为界，只管理江北的汉区，而放弃了江南彝区的治理，这时的彝族部落名义上有归属，但实际是个自由王国。

但到元朝就变了，“复行经略，多立酋长，倮倮中至今尚稍有元风”（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明朝设土司，后改土归流，这些历史都证明汉彝之间的交往，通过政治、军事、贸易的方式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到了清朝，设千百户，王启焜的“圣代渐摩声教远，春风先渡八家蛮”一诗讲的就是这一段史实。所谓千百户，是清朝政府委派当地有势力的土著协助治理边地、管理属民的一种制度，行土官之职，只是权力更为细分，防止了各势力坐大为害。

千百户的设置，一般来说是在其族内千户以上，设千户一员，百户以上，设百户一员。当时马边也不例外，“康熙年间先后归化，设立土百户，颁给号纸次序承袭”（《马边厅志略·夷民志》）。在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乾隆、嘉庆时期马边在前营烟峰地面委派了5名土百户，在后营中坝地面委派了7名土百户。王启焜诗中所谓的“八家蛮”就指的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马边地区8个彝族土官在归诚后成为土百户（后又增加了1个，实为9名）。

被封的土百户有一定的权力，“父子承袭其俗，以黑骨头为贵，众皆推称之。凡土百户之弱稚愚顽不能出头者，则头人代为办事”。

彝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多有不同，但与汉人相处交往却比较友善，“遇汉人至，则杀鸡为黍”，甚至使用的餐具都要洗得干干净净，“凡刀砧器具洗涤至，再捧持以进，俟其自为，烹调恐汉人恶其不洁也”（《马边厅志略》）。

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两个不同民族的交往存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历史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否以平等、和谐的方式相处对历代王朝都是一个考验。

马边处在汉彝杂处地区，是从四川通往小凉山的北大门，“南接建昌、乌蒙众夷部，东北联叙、泸、嘉、眉诸名邦，诚全蜀之一重镇也”（《明嘉靖新建马湖府记》）。由于地理关系，过去的马边是汉彝之间发生关系最为密集的城镇，其交界的地方出现了不少繁盛的山市。

1937年，马边聚盛和商号的全体股东照。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提供。

从历史记载来看，马边的边地贸易始于封领之前，除了中央王朝与蕃夷的供奉及赏赐往来外，民间的交往也非常多。宋朝时期，马边地区的交易日盛，“马湖生蛮，许赴官中卖蛮马，优支价值”、“夷人常以马博茶锦”（《宋会要辑稿》）；明清时期，马边的贸易商品逐渐趋于丰富，从牲畜、粮食的交易发展到了手工业与农副产品的交易；而到清末的时候，达到其盛，“彝族用鸦片、皮毛、药材、水果、木板等土特产品换取食盐、布匹、铁锅、食糖、针线、农具等生活必需品”（《马边彝族自治县志》）。

但在过去，汉彝之地泾渭分明，出入彝地到马边城都需要有专门的证件，称为号纸。没有这个号纸，寸步难行。

在马边设厅以前，由马边营都司管辖，号纸由营部来签发；在设厅以后，手续办理复杂了一些，“一切俱由营中查报，然后移厅转详营中”。当时在营中设有数名目兵，也即是兵卒中的小头领，称为“隘总”，官职小于“把总”（相当于连长）。“隘总”的工作就是专门办理出入彝地手续的人，但这份工作有特殊性，专门要选择“阅历夷地、熟悉彝情者为之”。

同样，在马边厅中也有类似的低级行政职官，称为“乡约”，专门选择“近夷地之汉民老成干练者充当”。“隘总”和“乡约”干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处理汉彝日常事务，解决汉彝的临时纠纷。

过去，马边的汉地只占全域的十分之二三，虽然在阿尔泰时期大量垦荒，但大多沦为彝区，所以从实际产量来说不算农业大县，且农耕方式也比较落后，“凡低凹多水之田，大抵为二年三熟制，高山缺水之地多一年一熟制”（平福增《雷马屏之农业》）。

由于农作不兴，这反倒强化了它的商业功能，马边周边存在着较大的汉彝交易市场，所以马边汉民更倾向于经商，“人民以商为重，农耕不过维持食粮而已”。

边贸胜于农耕，这是地缘的特殊性使然。王启焜在《烟峰城杂咏》一诗中写的“年年十月来山市，争买青盐换麝香”，就是对这一盛况的描述。

当地的农产品决定了市场货物的主要交易内容，而物产的丰歉又跟当地的气候分不开：

边地多山岚瘴之气，不免地湿温和，夏日炎暑有时特甚。冬季少雪霜，城中九九无冰，然去城二三十里，高山雪封，往往不化。树叶隆冬青蒨，交春发新乃脱。山花杂卉，四时不断，雪兰腊底盛开，五谷栽植较他处为迟；包谷四月种入，八月方收，禾稻端阳后插秧，早者八月，迟则九月后甫能成熟。十月农事方毕，其余亦皆较他处略迟。

（《马边厅志略》）

当时，马边在汉彝的交界处有一些小集市，如烟峰、油榨坪、大竹乡的普兴场、冈外乡的核桃场、三河场等，特别是在通往雷波的双星场，由于有二百多户人家，上千男女，被称为“马属第一繁荣市场”。

这些集市一般是定期赶集，彝人就会到这些集市上来交易，“夷地庄稼，多荞麦、苞谷、苦荞、萝卜，收敛囤积，遇场期则背负出，与汉人易换针棉等物”。对“针棉等物”的偏好可能同彝族民俗有关，彝人有极高的编织技艺，服饰“颇爱华丽，见红布绸缎则喜。女子首饰等物亦皆精巧”。

除此之外，马边也盛产药材，也是彝人交易的主要物产，“如贝母、黄连、附子、厚朴、麝香并包谷杂粮之类，入汉地俱换为布匹、烟盐、针线并绸绫绣缎等件”。当然，除了正常的通货交易以外，马边等凉山地区的汉彝集市中还存在着不少黑市和特商，这主要是从清末以来大量种植鸦片后才出现的新情况，这在后面会专门讲述。

其实，到民国时期马边最大宗的农产品是三样：茶、笋、丝。

马边的茶非常有名，宋即为茶马互市之地，过去称为“西路茶”。在谷雨前采摘的叫毛尖，春分前采摘的叫“上天字”，品质最佳，价格昂贵。马边出好茶得益于“山峦重叠，雨量充沛，溪水常流，云雾缭绕”（刘允枢《马边茶叶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自然环境。

同样，马边的竹笋也是得天独厚，分春笋、冬笋两季收获，历来是蜀中食馔美味，清朝时期就开办有“笋厂”，当地居民常常以此为业，笋子的加工常常是小凉山区的季节盛事，雷波、马边、沐川等均为产笋之地。“春时则笋发生，厅民业此者于清明节后，设厂募工，采归微煮，用火烘之。既干，然后盛为包运至郡城售卖，每百斤价银六七两”（《雷波厅志》）。马边在民国时可产三千万担以上。

马边的丝绸曾经一度很盛，但后来衰落了，这在史书中仍然能够看到一些记载。当时丝绸主要是由汉人经营，彝人种茶挖笋，但唯独丝不沾，因为他们不事桑蚕。

在彝汉山市中，有几个特殊的角色，颇值得一说。

“客长”，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科长，他的职责在于秉公查察，公平断理，打击投机倒把。

“夷人通事”，即翻译。他们在集市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翻译的作用，也充当掮客和中间人的角色，人们称他们为“牙口蛮”。这些“牙口蛮”常常长期住在集市店铺主人的家里，主人供其吃喝；但一到赶场日，他们就在汉彝之中来回撮合，一旦交易成功，他们会得到一定的提成，这又叫作“牙口银”。但有了中间商，难免纵容奸民“短少克扣，欠负反先许后骗，皆为酿衅之端”。

交易的公正非常重要，但过去彝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常常处于弱势地位。“汉人亦多欺人太甚，与倮倮交往，多作大斗小秤以欺之。一有反抗，即称为反蛮而聚殴之”（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内地无业奸民窜入其地，代为耕凿，教之树畜。狡黠之徒肆意欺侮诈骗，百般愚弄肇成衅端，又边地汉奸希图打厂，肆入夷地，纠众滋扰，致夷人生端，互相为难”（《马边厅志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彝汉间出现的问题，这中间实际是利益的纠葛。

在《马边厅志略》中还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汉人去彝家承租土地，言明了每年交租若干，不问丰歉到期必如数交清，如果歉收不交则加利一倍。按说双方需讲诚信，但有些汉人到期不能偿还，欠债逃亡，彝人一怒之下便迁罪于周边的汉族百姓，“就近汉地一带捆抢人口货物，一如打冤家”。

在《清实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雷波马边等处汉租夷地，日事盘剥，穷夷积怨，每致纠众滋扰。”但这样的冤冤相报，实则是对汉彝间正常贸易市场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边地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清政府也并非不知道边地贸易的情况，对待汉人之恶，也曾经下决心整治。

夷番滋事，大率皆由汉奸逼或诱引所致，平日地方官稽察严密，使汉奸不敢有侵占勾结夷人之事，则夷民自不致滋生事端……近日滇省临安边夷滋事，亦以汉奸就获，遂得迅速办竣。雷波、马边等处，情形大略相同，总当重惩汉奸，并严查书吏兵丁之串通欺压夷民者，从重治罪，则杜其衅端，边圄自永臻宁谧矣。

（《清实录》）

不过，过去彝汉之间虽然有矛盾和冲突，但民族间的交融并不会减少，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交融是越来越加强了，马边的日渐强盛证明了这一点，“商贾日盛，虽处崇山峻岭之间，亦川南一重镇也”（《叙州府志》）。

贸易是连接汉彝的桥梁，彝族有句谚语：“汉人离不开皮货，彝人离不开盐巴，彝族离不开汉人，汉人离不开彝家。”这恰巧又说明了彝汉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