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入侵四川与南宋军队的抵抗
端平元年(1234)秋天，蒙古出动军队袭击了南宋的入洛之师以后，恶人先告状，遣宣抚使王檝南来，向南宋“兴师问罪”。同时南宋得悉:“鞑靼聚兵牧马决意南来;一渡河、洛以窥江淮;一由唐、邓以窥襄汉;一托秦、巩以窥四川。三道并入，众号百万。”[142]同时，又命山东的李璮出兵对南宋淮东地区作牵制性攻击。宋廷闻此十分恐慌，急忙于当年十二月派曾经参与联蒙灭金谈判的邹伸之等四人作为王檝的报谢使，出使蒙古，想以岁币换取蒙古的和好。但此时的蒙古对南宋国力已经有了彻底了解，所以蒙古丞相耶律楚材明白告诉宋使说:“你们只恃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143]表明蒙古所考虑的已不再是金帛的多少，而是决心加兵南宋，发动南侵。
端平二年春，窝阔台汗在派遣诸王拔都、长子贵由、皇侄蒙哥继续西征的同时，分兵三路侵宋:次子阔端率西路蒙军从秦(甘肃天水)、巩(甘肃陇西)入侵四川;三子阔出(一译曲出)率中路蒙军进攻襄阳;皇侄口温不花率东路蒙军进攻江、淮地区。
当年秋天，阔端一军自凤州(在陕西凤县东北)入侵，迅速攻下河池(甘肃徽县)，距关外重镇沔州(陕西略阳)九十里。另一路蒙军于十月进攻巩昌(甘肃陇西)。盘踞在巩昌的原金将汪世显部曾想投降南宋，但遭到南宋政府的拒绝，这次便投降了蒙古，窝阔台汗封他为征行大元帅，命他作为蒙古入侵蜀地的先锋，随同攻宋，从此汪世显部就成了帮助蒙古侵略四川的最凶恶敌人。
蒙军进逼沔州，有人向守臣高稼建议，暂时退保大安(陕西宁强大安镇)，高稼向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求援，决意坚守，以防蒙军深入蜀地，但赵彦呐已将一半左右的四川军队调往蜀口，此时已无兵可派。沔州无城，依山为阻，高稼刚调兵毕，蒙军大至。十二月，沔州失守，高稼殉难。这时，从兴元(陕西汉中)移屯青野原(在甘肃徽县南)的赵彦呐也被蒙军包围，宋初大将曹彬裔孙、考取宝庆二年(1226)进士、号“满身胆”的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曹友闻与其弟曹万率兵前往救援，他们从小道直趋青野原，击退敌军。蒙古军攻大安，曹友闻率诸军坚守鸡冠隘(在陕西宁强东北)、阳平关两个军事要塞，“蹀血十余里”，迫使蒙古军解围而去。阔端初次攻蜀受挫，暂时将主力撤出蜀边。
端平三年(1236)秋，阔端率蒙古大军再次进攻四川。在此之前，扼守仙人关(在陕西略阳北，甘肃徽县境内)的曹友闻得报，蒙古会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万将来进攻，便对其弟曹万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待之。”蒙军先攻武休关(在陕西凤县东南)，打败都统李显忠的军队，进据兴元(陕西汉中)，并想乘机进攻大安军。赵彦呐命曹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曹友闻以为沔州地势险要，只要以重兵防守，敌不可能越沔而入蜀;反之，若退守大安，那里地势平旷，无险可守，利敌骑兵而不利于我步兵。赵彦呐不以为然，一天发七次红牌催促，曹友闻被迫自沔州撤往大安。
面对优势的敌人，曹友闻决定乘夜出奇兵夹击，遂命曹万、曹友谅率少量军队坚守鸡冠隘以诱敌，自己率精兵万人夜渡嘉陵江，秘密设伏于流溪。九月二十二日，蒙军大至，曹友闻率伏兵出击，曹万也领兵出隘口支援，“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144]。二十七日，蒙军攻下大安城，曹友闻得知后挥师南下，分三道攻入蒙古军营，转战至晚，直入阳平关(在陕西宁强西北)。蒙军猝不及防，被宋军杀死甚众。二十八日清晨，蒙军大至，乃以铁骑四面围攻，宋军鏖战二日，无法突围，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全军覆灭，曹友闻与其弟曹万皆壮烈牺牲。南宋失蜀口，三关、五州再次全部沦陷。
曹友闻是南宋由进士出身的又一员猛将，可惜受制于只会说大话却没有真才实学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如此结局，曹友闻也早有预感，他曾非常伤感地说道:“武休出奇，前既失机，沔阳坚守，今又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俱亡矣。”[145]
蒙军长驱入蜀，十月初七日攻占利州(四川广元)，十六日入潼川府(四川三台)，二十日破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丁黼率兵巷战，不敌而死。接着，蒙军向川东、川西抄掠，“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沪、果、合数州仅存”[146]。蒙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特别是成都，蒙军虽于次月撤离，但城郭被焚毁一空，城内居民惨遭血洗，死者达数十万。当年冬天，窝阔台汗率领的主力撤出四川，留下部分蒙军，继续攻打南宋在蜀边的据点，向东攻取金州(陕西安康)后，再南下攻取夔州(重庆市奉节)，进抵长江北岸。因缺乏水军，受南岸宋军阻击，遂退兵，要想打开川东长江门户的企图未能实现。
四川地区经过蒙古军队的野蛮蹂躏，遭到了彻底破坏，“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147]，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嘉熙三年(1239)八月，蒙将塔海及秃雪率兵数十万再次入蜀，到处抄掠后，于次年进攻重庆府，占领开州(重庆市开县)，进抵长江北岸的万州(重庆市万县)，并沿长江顺流而下，进至夔峡。在那里，蒙军遭到南宋京湖制置使孟珙兄弟所率军队的顽强阻击，并迫使蒙军于嘉熙四年春沿长江两岸向西退军。蒙军打通川东长江门户的企图再次陷于失败。对此我们在后文将再阐述。
成都府的失陷和严重破坏，使它丧失了防御指挥中心的地位，蒙军几次入侵川东，蜀地残破，使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口的重庆，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嘉熙元年(1237)夏秋之交，曾经出使蒙古并对其侵略意图颇多了解的彭大雅出任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他为了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以及整个四川地区抗御蒙军的重要基地，力排众议，不惜一切代价，于嘉熙四年全力修筑了重庆城，并派部将在合州(四川合川)的钓鱼山修筑山寨，作为重庆屏障。此后，宋廷虽然仍建四川制置司于成都府，但在重庆府设置了分司，从此重庆成为川东重镇，“支持西蜀且四十年”。[148]
二、蒙古入侵京湖与孟珙等人领导的抗蒙战争
端平二年(1235)秋，与阔端攻蜀的同时，中路蒙军在皇子阔出和宗王口温不花的率领下，自河南经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两州向京(西)湖(北)地区发动进攻，主要目标是重镇襄阳。
唐、邓两州原属金朝统治，金亡由南宋收回，但戍军仍以金降兵充任，被称为“北军”，以与南宋军队的“南军”相区别。但是南、北两军存在着矛盾。端平二年六月，唐州守臣杨先因与北军统制军马郭胜有隙甚深，遂密告郭“有异志”，镇守襄阳的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下令对郭胜进行调查，郭胜获此消息，当即发动叛乱，杀死杨先，密遣人往北向蒙古求援。郭胜叛宋的报告传到襄阳，赵范命知随州全子才、摄枣阳军刘子澄等率军前往唐州平叛。七月初，全子才、刘子澄在唐州与蒙军遭遇，立即弃兵逃遁。赵范再调北军将领知德安王文策援全子才军，王文也半途而返，他们逃回襄阳后，“反俱以捷闻”。
九月，阔出等率领的蒙军进围枣阳(今属湖北)，枣阳守将樊文彬告急，赵范却不发兵支援。枣阳数千守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城终于被攻破，樊文彬自杀，蒙军在枣阳展开大屠杀，均州、邓州、光化军相继降蒙古。只有德安府(湖北安陆)坚决抗拒蒙军的进攻，城破后，“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149]
赵范虽为名将赵方次子，但此人善言辞而无实才。自到襄阳后，以王文、李伯渊等数人为腹心，不顾军情紧急，朝夕饮酒取乐，“民讼边备，一切废弛”。王文招纳驻扎黄州号称克敌军的叛军四千八百人，进入襄阳，由于其反复无常，引起襄人的疑惧。当年十一月，蒙军骑兵进抵襄阳城下，赵范虽下令清野，仍不作认真防备。
宋廷得报，于端平三年二月遣镇江都统李虎率无敌军策应襄阳。南军的到来，使克敌军等北军“不能自安”，加上赵范对南、北两军“失于抚御”，三月，王文遂率克敌军发动叛乱，李伯渊也随之应附，叛军在城内大肆抢劫焚烧，“凡官民之居，一而空”;南军主将李虎不仅不平叛，反而乘火劫掠。赵范、李虎等人于混乱中逃出西门，于是襄阳落入蒙军之手。“城中官民尚四万七千有奇，钱粮在库者无虑三十万，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库，皆为敌有”。不久，随(湖北随县)、郢(湖北钟祥)等州皆沦陷，南宋京西南路一府八州军，除金州(陕西安康)外，全部丧失。蒙古以南宋叛将游显主持襄阳、樊城事。
襄阳自岳飞于绍兴四年(1134)从金人手中收复以来，历一百三十年，经多年经营，“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150]，一旦失守，后果非常严重。时人李宗勉以为:“均、房、安、蕲、光、化等处兵祸甚烈，然江面可藉以无忧者，犹有襄州，今又告变矣。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昔之所虑犹在秋，今之所虑者只在旦夕。”[151]南宋的中路防线有两道，一为荆襄防线，一为长江防线。而被宋人号称为“天下之脊，国之西门”[152]的襄阳乃荆襄防线的支撑点，襄阳一失，这道防线就被突破，长江防线门户因此洞开，这对两浙尤其是都城临安的防御来说，就非常危险。
端平三年十月，阔出病死，中路蒙军在另一将领塔思率领下，继续南侵，围攻蕲州(在湖北蕲春南)。宋军坚守城池，知黄州孟珙遣兵救援，解蕲州围。蒙军转攻江陵(今属湖北)，江陵危急，孟珙再次奉命救援。他先派部将张顺渡江，自己以全师继进。这时蒙军兵分两路，一攻复州(湖北沔阳)，一在枝江、监利县(今属湖北)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孟珙改变部队旗帜服饰，循环往来，夜晚则列起无数火炬照江，绵延数十里，蒙军以为宋军力量强大，十分害怕。孟珙趁蒙军立足未稳，主动发起进攻，占领蒙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人民二万，从而挫败了蒙古对江陵的入侵，初次显示出孟珙出色的军事才能。
前面已经提到，孟珙(1195—1246)为孟宗政之子，他从小随父在军中，以机智勇敢闻名。父死后，统其父所招“忠顺军”二万余人，以灭金、抗蒙为己任，屡立战功。嘉熙元年(1237)三月，孟珙以功升任忠州团练使、知江陵府、京湖北安抚副使，不久又进为京湖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今属湖北)。
蒙古南侵一时不能得逞，乃变换手法，企图以和议佐攻战，达到麻痹南宋，勒索银绢，甚至不战而使之投降的目的。嘉熙二年二月，蒙古第四次派王檝来到临安，提出议和条件:南宋每年向蒙古交纳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并要求划长江为界[153]。这时的南宋官员中，主战和主和的人都占少数，多数人在衡量宋、蒙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吸取了以往屈辱妥协的历史教训以后，纷纷上疏反对与蒙古议和，认为加强防守才是上策。如侍御史李鸣复对理宗说:
金昔以和误我，鞑后以和误金，商鉴不远，而犹欲蹈其覆辙乎?为今之计，当移所以议鞑使者议边备，举所以讲虚文者讲实政。财必欲其丰，粮必欲其足，器械必欲其备，人心必欲其固，士马必欲其壮健。而又择良将以任之。使吾边陲之间，屹然长城，隠若敌国。则有所不和，和无不成;有所不战，战无不胜矣。[154]
李鸣复的奏议，是应对蒙古的最好良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中可以看出南宋确实有人。当年十月，监察御史曹觱提出了类似主张，他说:“蒙古之兴，劳圣虑者五年矣。聘使往来，谓息兵有期。秋风未高，合肥已受重围，和安在哉?”他告诫理宗要“易信和者而信守，则天佑人助矣”[155]，不能对蒙古的议和抱什么幻想。理宗基本上采纳了主守派的策略，决心加强战备，是年十月，理宗让孟珙代替史嵩之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岳州，让他负担起全面主持京(西)湖(北)战场和收复荆襄地区的重任。
孟珙以为，“必得郢然后可以通馈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156]。遂指授方略，令江陵节制司攻襄(湖北襄樊)、郢(湖北钟祥)，部将张俊收复郢州，贺顺收复荆门军(湖北当阳)。三年春，孟珙再派军队与蒙古战，三战皆捷，曹文镛克信阳军，刘全克樊城，进而于六月收复襄阳。刘全又遣部将收复光化军，“自是边境多以捷闻”。当时，右相兼枢密使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他以为:“襄阳虽复，未易守。”[157]孟珙对此也有同样看法，他上奏说:“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于是孟珙以蔡州、息州(河南息县)投降之人组成忠卫军，以襄、郢投降之人置先锋军，拱卫襄阳。
端平二年到三年蒙古军入侵南宋略图
十二月，驻守在鄂州的孟珙得到情报，蒙古将窜犯四川，从长江上游东下，孟珙估计侵略军有可能经施(湖北恩施)、黔(重庆市彭水)渗透入湖、湘，便在湖北与四川交界的战略要地积极囤积粮饷，部署兵力，设策备御。嘉熙三年(1239)秋，蒙将塔海及秃雪果然率数十万军队大举攻入川东，侵略军渡过万州(重庆市万县)湖滩，沿江东下，“施、夔震动”。孟珙与其兄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孟景作紧急谋划后，立即带兵西上迎战。在孟景及其弟孟璋所率领的两支军队的配合下，孟珙在归州(湖北秭归)、巴东(湖北巴东)一带打败了蒙军，迫使其向西退去。
蒙军连年入蜀，进而攻入川东，想从长江上游东下。孟珙了解敌人的意图，及时向朝廷提出上流藩篱三层防御策略:在夔州设制置副司，调集关外都统制司一军驻防，负责涪州(重庆市涪陵)、万州以下的防御，作为第一层防线;在鼎(湖南常德)、澧(湖南澧州)屯驻重兵，作为第二层防线;在辰(湖南沅陵)、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桂(广西桂林)屯驻重兵，作为第三层防线。对于各地的屯兵人数，孟珙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个防御策略的重点是长江中、上游地区，但是已经估计到蒙古有可能迂回云南、广西，对荆湖南路作战略包围，这确实具有远见卓识。理宗虽然对孟珙的方案表示赞同，但由于目光短浅并受兵力和财力所限，不可能真正予以贯彻，特别是对第三层防御，直到淳祐二年(1242)，沅、辰、靖三州仍“粒米寸兵无所从出”。
嘉熙四年二月，宋廷以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州军马，兼京湖安抚制置使，担负起领导和协调四川、京湖两大战场，特别是加强对川东门户的防御，指挥三层防御中前面二层防线的重任。孟珙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当地军政。首先，致书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调解两人之间的矛盾，他说:”国事如此，合智并谋，犹惧弗克，而两司方勇于私斗，岂不愧廉、蔺之风乎。”两人得书后“大愧”。其次，选拔人才，充实幕府。招集因襄、蜀失陷而无处安身的士人，让蜀士集中于公安(今属湖北)，襄士集中于郢州，分别于两地建公安、南阳两书院，拨给田庐，“使有所教养”。第三，一一列举四川军政的各种弊病和改正措施，如严禁官吏贪黩，建立山城防御工事，安集流民等等，颁于州郡，订立赏罚，“俾诸司奉行之”。淳祐元年(1241)二月，宋廷撤销四川宣抚使，孟珙改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置司峡州(湖北宜昌)，并将夔州路从四川制置司划出，纳入京湖制置司的统辖范围，统一归孟珙领导。于是孟珙在秭归(今属湖北)到汉口一带大兴屯田，建屯二十个，共建屯田村庄一百七十个，屯田面积达到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顷。[158]
孟珙还组织军队，深入敌后，主动发动了几次对蒙军的小规模进攻，都取得胜利。如淳祐四年(1244)九月，京湖将领李福等进入河南，攻破信阳军、蔡州西平县(河南西平)城壁，及马家等砦。淳祐五年秋天，宋军对邓州镇平县(今属河南)发动袭击，部将刘整等率领的军队曾一度以云梯从四面攻入城内，进行巷战，放火烧掉城中仓库、粮食、器甲;接着，又转攻广阳，焚烧蒙军的大批军营和砦栅、庐舍共二十余所，“还抵灵山，又力战有功”[159]，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孟珙“善御众，得士心，轻财结客，对境虚实，莫不周知”[160]，多次给蒙军以沉重打击，加上当时蒙军在拔都统率下，正在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南侵的军事力量不足，于是蒙古继续对南宋玩弄议和阴谋。继王檝五次出使南宋以后，淳祐元年又派遣月里麻思使宋，从行者多达七十余人。月里麻思入宋后，态度极为傲慢，不仅声言自己不是来议和，而是来劝降，且明显带有刺探军情的目的。这就激起南宋官员的愤慨，他们把月里麻思等人扣押在长沙飞虎寨，长期囚禁，从而打击了蒙古侵略者的诱和阴谋。[161]
淳祐二年(1242)，蒙古入侵淮东，孟珙奉命派出部将李得率精兵四千应援，并让儿子孟之经出任监军。又得知蒙将也可那延以骑兵三千从京兆府(陕西西安)经商(陕西商县)、房(湖北房县)入侵，孟珙立即遣部将进屯郢州、沙市、襄阳，进行严密防范。蒙军攻沪州(今属四川)，孟珙命重庆分司发兵应援，并遣部将张祥屯驻涪州，扼守大江。
宋廷命余玠主持蜀政以后，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逐步从四川脱身，以便重点负责京(西)湖(北)地区的防御。四年十一月，孟珙兼知江陵府，他到江陵后，看到由于沧海桑田，江陵已失去了昔日的险阻，于是就动用民力，沟通四周水道，建内隘和外隘各十条，使江陵为重叠的水网所包围，“三百里间，渺然巨浸”，成为天然屏障。这项工程因为组织得好，尽管土木之工多达一百七十万，可是“民不知役”。[162]
孟珙治兵有方，多次挫败入侵蒙军，威名远震，原先降蒙的南宋士兵纷纷归降，这便引来朝廷对他的猜疑。淳祐六年(1246)，蒙古行省官员范用吉秘密向孟珙要求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竟然被拒绝。孟珙知道，理宗并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对自己“权重兵久居上流”[163]，也非常不放心，不禁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164]于是郁悒得病，九月，宋廷以贾似道代替孟珙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当月，一代名将孟珙病逝于江陵府治。孟珙留下给理宗的遗表，要求让贾似道代替自己的职务，并将手下幕僚、主管机宜文字李庭芝推荐给贾似道。[165]
孟珙从嘉熙二年(1238)十月起到淳祐六年(1246)九月逝世止，前后八年间，收复襄阳，整顿四川军政，为加强京湖、夔州路的长江中、上游的防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率领的军队，东援淮甸，西保川东，南北策应，有力地阻挡了蒙古的入侵，对支撑晚宋的抗蒙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孟珙既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提出的三层防御策略和在四川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建议，对后来南宋抗击蒙元的战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孟珙在抗蒙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也与他的良好个人品质分不开。史称孟珙“在军中与参佐部曲论事，言人人异，珙徐以片语折衷，众志皆惬。谒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抚接。名位虽重，惟建旗鼓、临将吏而色凛然，无敢涕唾者。退则焚香扫地，隐几危坐，若萧然事外。远货色，绝滋味”[166]，有儒将风度。在南宋后期的众多将领中，孟珙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
三、蒙古入侵两淮与南宋军队的抵抗
宋、蒙战争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两淮。两淮地近京畿，对南宋的威胁为最大，宋廷为确保两淮安全，在这一带投入的兵力也最多。但由于那里江河纵横，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而蒙军水军力量又极为薄弱，所以蒙古在南侵早期，对两淮的军事行动反较其他两个战场要少一些。
端平三年(1236)十月，蒙军首次对两淮发动大规模进攻。蒙古宗王口温不花与在京(西)湖(北)地区受挫的塔思一起，率领蒙军攻入淮西，十八日攻占固始县(今属河南)，淮西宋将吕文信、杜林率溃兵数万投敌，于是六安(今属安徽)、霍丘(今属安徽)都被叛兵所占领。十一月，口温不花遣部分蒙军自信阳东经安丰军(在安徽寿县西南)攻合肥，自己与塔思南下攻黄州(湖北黄冈)。宋廷命淮西制置使史嵩之援光州(河南潢川)，淮东安抚制置使赵葵援合肥，沿江制置使陈韡遏和州(安徽和县)，“为淮西声援”[167]。蒙军进围安丰军，被知军杜杲所率领的军民击退。南宋军队与进攻蕲、黄、江陵等地的蒙军激战一月余，双方伤亡都很大。嘉熙二年春，蒙古遣敢死之士突入黄州城内，但都跌入宋人所设陷阱之中。宋军自月城上炮擂俱下，再次击退攻城蒙军。蒙军围攻黄州等地数月不下，被迫先后退去。
与口温不花入侵淮西的同时，另一支东路蒙军在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率领下，侵入淮东，破六合(今属江苏)，围滁州(今属安徽)，由于南宋池州都统赵邦永驰援，滁州不能下，蒙军转攻长江沿岸的真州(江苏仪征)。真州军民在知州丘岳的率领下，多次打败攻城蒙军，给敌人以严重杀伤。孤军深入的蒙军，在淮东军民的沉重打击下，也只得退回北方。
嘉熙元年(1237)冬，口温不花、察罕再次率军南侵，包围光州，光州守臣出降，蒙军又分兵攻取信阳(今属河南)、随州(湖北随县)、复州(陕西勉县)、蕲州(在湖北蕲春南)、舒州(安徽安庆)，守臣弃城逃走。蒙军乘胜进攻黄州，孟珙率援军赶到，冲入城内，打败蒙军的进攻。蒙军又转攻安丰军，知军杜杲早已做好准备，蒙军用火炮烧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军以死囚为敢死队，强行攻城，杜杲招募善射士卒，用小箭将他们射退。蒙军又填城濠成二十七坝，杜杲分兵扼坝坚守。蒙军乘风放火，宋军拼死夺坝路冲杀。正当危急时刻，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率援军突围入城，与杜杲合力捍御，终于打退了敌人。杜杲因战功升任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成为在淮西战场抵御蒙军入侵的主将。
嘉熙二年九月，察罕率兵号八十万，以南宋叛将范用吉等为先锋，再次进围庐州，攻具数倍于攻安丰时，想攻破庐州后直捣长江北岸。杜杲全力守御，以火烧、炮轰摧毁敌人攻具，并乘胜追杀数十里。此战蒙军先用女真人和汉人攻城，不胜，又用回回军队，仍不胜，最后用上蒙军，仍然被打得大败，丧师折将，阵亡人数达到二万六千人，宋军缴获大量炮车、云梯、弓弩、器甲等物资，粉碎了蒙古企图“窥江”的计划[168]。蒙军进攻庐州不能得逞，转攻滁州，知招信军余玠率精兵援滁，师未到而滁州已陷落，余玠援军反被蒙军围困于青平(在安徽滁州东北)，但蒙军久攻青平不下，再乘虚转攻招信军(在江苏盱眙北)。余玠急返招信军，顽强抵御，与蒙军激战三日，消灭大量蒙军，余玠身负重伤，“几以不支”[169]。蒙军攻城不下，只得于当年年底引兵北归。
为抵御蒙军新的进攻，南宋亟须进一步加强对两淮的防务。淳祐二年(1242)二月，因赵葵升任同知枢密院事，理宗以李曾伯接替赵葵出任淮东、西安抚制置使，知扬州，以杜杲出任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三月，宋廷以沿江、两淮唇齿相依，将长江以北淮西制置司所辖和州(安徽和县)、无为军(安徽无为)、安庆府(安徽安庆)划归沿江制置司节制，以增强长江一线的调度力量。同时加紧修筑或增固泰州(今属江苏)、泗州(在江苏盱眙以北，淮河西岸，清时州城陷入洪泽湖中)、安丰军(在安徽寿县西南)、真州(江苏仪征)、寿春(安徽寿县)等两淮重要城市的城防工事。
淳祐九年闰二月，理宗以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吴渊为沿江制置使，代替因老病而去职的杜杲，同时兼任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不久，宋廷又将淮西光州、安丰军、蕲州、黄州付吴渊统管。吴渊到任后，加紧在淮西战略要地修筑了三大寨和二十二小寨，集结丁壮，加以守卫。这些山寨“星联棋布，脉络贯通，无事则耕，有警则御”[170]，有力地加强了淮西地区的防御。
蒙古在端平二年(1235)秋天开始对两淮的军事行动，随着统治集团内部汗位争夺的加剧和南侵受挫，在主将死去，兵力损失很大的情况下，到嘉熙二年(1238)年底，侵略势头有所缓和。此后，虽仍不时有小规模的入侵，但皆被击退。
南宋对两淮的积极防御，阻挡了蒙古从两淮南下、直接渡江进入南宋统治中心的企图，于是他们再一次的将侵略矛头转向南宋的四川地区。
四、余玠守蜀和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构筑
四川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加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南宋统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到南宋后期，形势发生了逆转。从经济上看，南宋前期，它是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每年上交户部的有五百余万缗，上交四总领所的有二千五百余万缗，“金银绫锦丝绵之类不与焉”，几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可是，宝庆三年(1227)的“丁亥之变”，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守三关，不仅关外五州之地尽失，也给蜀口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稍后，蒙军退去，南宋一度收复失地，然而从端平二年(1235)起，蒙军再次攻占蜀口，并多次长驱入侵，蹂躏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使蜀地残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从此，宋廷不仅在财政上不能对它有所依靠，反而要以东南之力救蜀，使得“国用愈窘”[171]。在军事上看，四川原是南宋西部的屏障，一直来都利用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和尚原(在陕西宝鸡西南)等有利地形，将金、蒙侵略军阻挡于关外，可是现在蒙军已深入川东、川西，到达长江上游，严重威胁到京湖和贵州、广西等地区的安全。故嘉熙元年(1237)时，已有大臣哀叹道:“东南立国，倚蜀为重，今之蜀则仅存其名而已。”[172]
四川远离京师，朝廷往往赋予当地守臣以很大的权力，所以造成四川地区的这种危急局面，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派往蜀地统率军旅、主持民政的最高长官——宣抚使和制置使的不善有很大关系。据统计，南宋从宝庆三年(1227)到淳祐二年(1242)的十六年间，四川共授宣抚使三人，制置使九人，副使四人，这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谬，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这中间，虽有如制置使丁黼的英勇战死和孟珙的一度兼管蜀事，但前者并不知兵，无法领导抗蒙战争，后者虽然有所建树，但毕竟时间不长，却主要是防守夔州路，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四川的局面。就在“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的危急时刻，余玠承担起了保卫和收复四川的重任。
余玠(?—1253)，分宁(江西修水)人，侨寓蕲州(在湖北蕲春南)。少年时家庭贫困，但志向远大。后入白鹿洞书院读书，因犯事走淮襄，投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在淮东抗蒙前线屡立战功，累迁淮东提点刑狱、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1241)十一月，率水军解安丰军(在安徽寿县西南)之围有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就在当月，四川又发生了突发事件，已经被蒙军围困了十余天的成都府，由于部将田世显叛变，乘夜开门让蒙军突入，酿成四川制置使陈隆之阖家数百口遇害的惨剧。蒙古兵撤退时，又将陈隆之槛送至汉州(四川广汉)，命他劝汉州守臣王夔降蒙，陈隆之大声对王夔道:“大丈夫死尔，毋降也!”[173]遂被杀。
面对岌岌可危的四川局势，宋廷已感到束手无策。淳祐二年五月，余玠入见理宗，他针对宋朝重文抑武的恶劣传统，进对说:“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他的这番话受到理宗的赞扬，认为余玠“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面”[174]。当年六月，理宗决定将余玠从淮东战场调往四川战场，并授予他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如事关机速，“许同制臣公共措置”。后来，理宗大概觉得对余玠的任用尚不够专一，遂于十二月重新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置司重庆府。诏令余玠“任责全蜀”，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175]，换言之，将四川的防御大权，完全托付给了他。
淳祐三年(1243)春，余玠前往重庆府赴任途中，会见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孟珙，孟珙以重庆粮食储备少，主动供应军粮十万石，又派遣部将晋德师率六千士兵援蜀，以其子孟之经为策应司都统制，给予新上任的余玠以大力的配合和支持。[176]
余玠到达重庆府后，首先设招贤馆于帅府的左边，馆内的陈设一如帅府，并下招贤令说:“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以谋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余玠礼贤下士，远近之人纷纷前来投奔，隐居西川的播州(贵州遵义)人冉进、冉璞兄弟颇有文才武略，也来帅府拜见，他们向余玠建议，利用合州(重庆市合川)钓鱼山的天然地理条件，在彭大雅筑钓鱼城的基础上，修筑山城，迁州治于此，积粟防守，以阻挡蒙古骑兵的进攻。这一建议既与余玠在四川实施战略防御的意图相吻合，也有余玠入蜀之前，一些地区陆续结成山寨，有效地抗御了蒙军入侵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得到了余玠的积极支持，他将治理合州和修筑钓鱼城的任务交给了冉进、冉璞兄弟，同时把建筑山城的做法推广到其他州郡。最后，建成了十余所山城，其中特别有名的是云顶城(在四川金堂南云顶山)、营山城(在四川营山西云山)、大获城(在四川苍溪东南大获山)、苦竹城(四川剑阁北小剑山)、青居城(在四川南充南青居山)、钓鱼城(在重庆市合川东钓鱼山)、得汉城(在四川通江东得汉山)、天生城(在重庆市万县西天生山)、白帝城(在重庆市奉节东白帝山)等，“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余玠又移利州州治于云顶城，阆州州治于大获城，合州州治于钓鱼城，顺庆府府治于青居城，隆庆府府治于苦竹城。又移金州的驻军于大获城，以保护蜀口;移沔州的驻军于青居城，移合州的驻军于钓鱼城，以共备内水(涪江);移利州的驻军于云顶城，以备外水(岷江)。“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177]，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城防御系统。
据近人统计，到南宋末年，整个四川地区包括余玠的后继者王坚、张珏等人所修筑的山城在内，共计达到八十余所之多[178]，在抗击蒙(元)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淳祐四年正月，余玠兼任四川总领财赋，又兼屯田使后，即命部将俞兴在成都平原上大兴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以保障军饷来源;减轻赋役，以宽民力;减轻商税，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后来，随着四川的”富实”，余玠便罢去了京(西)湖(北)地区对蜀地粮饷的供给。
在积极做好军事防御的同时，余玠领导四川军民对来犯的蒙军以迎头痛击，取得不少胜利。据枢密院的一道奏疏中说，到淳祐四年(1244)正月，“四川帅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宜第功行赏”[179]。但是，蒙军不甘心失败，仍然连年入侵。六年春天，蒙军又分兵四道入蜀，由于南宋已在侵略者所经要道筑起了众多的山城堡寨，进行顽强抵御，蒙古骑兵不能得逞，只好退走。特别是进攻蓬州(在四川仪陇东南)运山山城的蒙古便宜都总帅汪德臣(汪世显次子，世显已于上年病死)部，损失更加惨重，其所乘马为飞石打死，其弟汪直臣也被击毙，蒙军虽然攻下了外城，对内城却一筹莫展。[180]
经过余玠多年治理，四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都得到稳定，“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耕，士有处而学”[181]，“边庭宁肃，人赖以安”[182]。在经济上自立以后，在军事上也足以自卫，所以宋廷撤回了原先来自于东南的援军。总之，到淳祐末年，四川出现了近二十年来最好的局面。淳祐十年(1250)十一月，理宗下诏嘉奖余玠，言其:“任四蜀安危之寄，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则大稔。既寝还于旧观，将益懋于远图。畴其忠勤，足以褒勉，可进官二等。”[183]
随着四川局势的全面好转，余玠便主动发起对蒙军的进攻，以收复蜀边失地。淳祐十年(1250)十月，余玠率诸将巡边，自己亲自指挥宋军攻打蒙古侵蜀的重要据点兴元府(陕西汉中)，由于蒙将汪德臣、郑鼎率军救援，兴元未能下。十一年冬天，余玠部将王坚终于收复了兴元，南宋在关外重新建立起了据点。十二年二月，已任蒙古侵蜀主将的汪德臣，率兵掠成都，攻嘉定府(四川乐山)，余玠率部将俞兴等连夜前往支持，打退了蒙军的进攻。随着蒙古对南宋战略战术的改变，汪德臣奉蒙哥汗之命，在沔州(陕西略阳)、利州(四川广元)等地筑城驻守，开荒屯田，且耕且战，与宋军作长期周旋，这样就给余玠收复失地带来了很大困难。
利州都统王夔，居功骄恣，桀骜不驯，常以劫掠为能事，且十分残暴，人称“王夜叉”。王夔手握重兵，朝廷既鞭长莫及，当地帅臣对他也无可奈何，使他能够长期为非作歹，“蜀人患苦之”。余玠到嘉定府后，为了防止王夔成为第二个吴曦，便毅然将他处死，从而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在南宋四川的军队中，其他将领也相当骄横，如主将去职，自行让部属继任，谓之“举代”，成为惯例。这时正好有主将想让统制姚世安代替自己的职务，余玠为革除举代之弊，命一姓金的都统率三千军队前往云顶山，代姚世安为主将，可是姚世安闭关不纳，并出言要挟。右相谢方叔的一个子侄这时也避难云顶山上，姚世安就厚结此人，请谢方叔在朝中为援，以与余玠相抗衡。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余玠的支持者左丞相郑清之病死，谢方叔由右相升任左相。同知枢密院事徐清叟等官员或因嫉妒余玠的功绩，或为了反对郑清之而故意捏造和夸大余玠的过失，不断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谢方叔也趁机造谣说:“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起初理宗尚不相信，但经不住他们喋喋不休的诋毁，遂在宝祐年元(1253)五月召余玠赴临安。余玠收复蜀边的壮志未酬，又受到政敌的无端攻击，心中郁郁不乐，七月十七日突然病逝，也有人说他是服药自尽的。四川百姓听到余玠去世的消息以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184]。二年七月，理宗又听信谗言，下诏给余玠加上了“镇抚无状，兵苦于征戍，民困于征求”等罪状，抄没了他家的财产，“犒师振民”[185]，使前线将士深感寒心。
在余玠入蜀之前，蒙古铁骑已几乎踏遍全蜀，经过余玠首尾十二年时间的苦心治理，扭转了这种极端危急的局面，意义十分重大。明代学者何乔新在总结余玠守蜀所取得的成绩时说:“自奎腾(阔端)入蜀，雄据上流，国势盖岌岌乎不可为矣!幸得一余玠，招英贤之士而用之，择要害之地而城之，抚凋瘵，训兵戎，兴学以养士，薄敛以通商，财富既充，守御益固。京湖省转饷之劳，东南免更戍之役，使敌人逡巡却避，而宋祚得以少延者，翳谁之力耶?”[186]他对余玠的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全面而公正的。
余玠整顿吏治，势必要得罪那些腐败的文武官员，遭到他们的忌恨和反对，而地方上的官员又和朝中的官员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宋代官员特别是谏官，允许风闻言事，无端的攻击和猜疑成了他们的“职责”和升迁的资本。最高统治者本来就对手握重兵的边臣和武将很不放心，他们只要稍有不慎，便成了朝中这些官员的攻击目标和牺牲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涣散了士气，摧残了国防力量，所以明代史学家薛应旂以为:“玠死之后，不特蜀非宋有，而国祚亦从可知矣。”[187]
五、蒙古南侵的战略调整与南宋的防御对策
淳祐元年(1241)十一月，窝阔台汗病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起初，由窝阔台后脱列哥那氏暂摄国政，此后诸王之间经过近四年的争夺，才选出窝阔台长子贵由继承汗位(元定宗)。贵由汗在位不到二年就病死，汗位的继承再次引起纷争，直到淳祐十一年六月，选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蒙哥为大汗，是为元宪宗，这次长达十年之久的汗位争夺战，总算暂时告一段落。
蒙哥继位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重点是发动对南宋的侵略。为此，蒙哥任命四弟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政诸事，以才茶寒、叶了干统两淮等地蒙古、汉军，以带答儿统四川等地蒙古、汉军，以和里统吐蕃等地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188]。根据以往南侵受挫的经验教训，开始实施新的战略方针，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改变过去的所谓“涸水取鱼之法”，即“一岁一抄掠之，害其耕，夺其聚，杀其民人，使不得供其军赋”，“才掠即去，虽去不归”[189]。实施这种单纯破坏性与掠夺性的战略，虽然能重困南宋，却不能巩固侵略成果，以置南宋于死地。于是蒙军开始从四川到淮东一线与南宋接壤的占领区内修筑城池堡垒，部署重兵，实行屯田，争城夺地、步步推进，以达到最后灭亡南宋的目的。二是充分发挥蒙古骑兵机动性能好的特点，派遣忽必烈、兀良哈台行“斡腹之谋”[190]，即远征云南大理，进至两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从南北两面对南宋进行夹击。不过，据李曾伯在开庆元年(1259)奏称，“敌谋斡腹，逾二十年”[191]，说明蒙古早有这种打算，只是到蒙哥汗即位以后才正式执行。
蒙哥汗三年(1253，南宋宝祐元年)秋天，忽必烈大军从宁夏进入甘肃藏族地区，到达忒剌(四川松潘)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大理国。兀良哈台率西路军自今理塘、稻城进入云南;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自今西昌和会理进入云南;忽必烈自领中路军经大雪山，过大渡河，又穿行山谷二千余里，抵达金沙江岸，乘皮筏渡江，与西路军会合。翌年年初，忽必烈军包围了大理城。大理国主段兴智弃城逃走，大理城被攻陷，立国三百一十六年之久的云南地方政权至此灭亡。忽必烈自己随即率军北返，留下兀良合台镇守云南，继续征服大理各部。不久，段智兴被蒙军擒获，作为俘虏上献，后来蒙哥汗又将他放回，任命他为中庆路八府总管，依旧统治原大理国各部，世代相传，直至元亡。宝祐五年，兀良合台率军进入安南，国王陈日煚(音炯，jĬong)投降。这样，蒙古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
蒙哥继位前后，蒙古统治者因争夺汗位和调整对南宋战略的需要，一时减低了南侵的势头，使京湖、两淮战场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使南宋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去加强防御力量。
针对蒙古攻宋战略上的变化，南宋从淳祐十一年(1251)起，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不断袭击蒙军，断绝蒙军粮道，使其无法在沿边筑城固守。二是调整军事力量的部署，大力垦荒屯田，因地制宜地把在四川建设山城的经验推广到两淮等地，修筑各种城堡、山寨，加强防御力量。三是增强广西边备，抑制其“斡腹之谋”。
在京(西)湖(北)地区，孟珙去世后，宋廷调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贾似道出任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夔路策应使，不久又兼京湖屯田使，他在那里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详细情况待后述。淳祐十年(1250)三月，贾似道调任两淮制置大使兼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另调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李曾伯接替贾似道出任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京湖屯田使。李曾伯到任后，首先修复了被废弃的郢州城。襄阳自端平三年(1236)发生兵变而被毁以来，宋、蒙军队对该城多次易手，十五六年间，“付之棒莽，彼此视如弃地”[192]。由于筑城工程浩大，李曾伯于当年十一月上表朝廷，要求增援军队和钱粮。次年三月，宋廷拨出官会一千万贯，调兵八千增援筑城。四月，李曾伯以荆鄂副都统制高达、晋德为总指挥，率二万一千人赴襄阳、樊城，又以江州、黄州援军五千人跟进，经“连月修浚”，终于将两座废城修复。六月，宋廷任命高达权知襄阳府、管内安抚，节制屯戍军马。李曾伯因筑城有功，升任为京湖制置大使，高达及三万二千七百零二名筑城官兵都因此立功转官，犒师钱多达三百五十万缗。[193]
襄、樊城的筑成，意义十分重大，它使襄阳重新成为“城高池深，兵精食足”，“师出必克，敌人辄败”[194]的坚固堡垒，对于后来南宋在抗击蒙(元)的战争中，支撑京(西)湖(北)战场，保护长江中游门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两淮地区，自淳祐元年(1241)以来，蒙军每年冬春都有小规模的入侵，重点是进攻淮西的安丰军(在安徽寿县西南)、寿春(安徽寿县)和濠州(安徽凤阳)。淳祐四年春，蒙古为阻挠南宋军队的筑城计划，沿颍水南下，包围寿春城达七十余日，南宋命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总制两淮出战军马吕文德等部前往增援，终于打退了蒙军进攻。从七年起，蒙军转攻淮东，进围泗州(在江苏盱眙西北)，但不能下。八年春天，蒙军再次进围泗州，一度攻占外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吕文德等援军赶到，围解。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兼知建康府赵葵，得知蒙军步兵多为山东人，遂调军队袭击胶州(今属山东)、高密县(今属山东)，以牵制蒙军对两淮的入侵。
在四川地区，南宋除继续修筑和完善山城防御体系以外，还不断派出军队阻挠蒙古修复沔州(陕西略阳)城、利州(四川广元)城和成都城。如蒙军对利州城的修筑，时断时续，费时达五年之久，就是因为遭到宋军的阻挠之故。蒙古在修复成都城时，四川安抚制置使蒲择之也率军攻扰，并一度收复了剑门(在四川剑阁北，是由陕西进入成都平原的重要门户)。
淳祐十年(1250)十一月，理宗命赵葵判潭州、湖南安抚大使，但赵葵以老病辞。宝祐二年(1253)二月，理宗下诏改秦桧的谥号为“缪狠”，以表明抗击蒙古的决心。闰六月，理宗以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置使夔路，目的仍是为了让他像往昔孟珙一样，兼顾京湖和四川两地的协调作战。
宝祐五年正月，蒙军从安南北上的企图已日益明显，宋廷立即命具有抗蒙战争经验的李曾伯与赵葵两易其任:由李曾伯出任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由赵葵出任京湖宣抚使，判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赵葵的官职虽较李曾伯为高，但两人所担负的责任却基本一样。当年十二月，李曾伯又兼任广南制置使，并移司静江府(广西桂林)，由他主持两广和湖南的防御。李曾伯到广西后，屯兵蓄粮，修筑城池，密切注意蒙古在大理和安南一带的动向，对巩固南宋在广西的防务起到一定作用。开庆元年(1259)六月，实行“斡腹之谋”的兀良合台所率蒙军，入侵广西，时李曾伯虽固守静江府，却没有主动出击，以阻止蒙军继续大举北上。因此到景定元年(1260)五月，以“岭南闭城自守，不能备御”[195]的罪名，被落职罢官。时贾似道已经上台执政，很可能受到了他妒贤忌能的影响所至。不过，人们从李曾伯的经历来看，他擅长防守，不善进攻确实也是事实。
六、蒙哥南侵与南宋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
宝祐五年(1257)秋，蒙哥汗召诸王集会，决定于翌年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蒙哥汗命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自己与忽必烈带兵出征。
为了替蒙古大军的南下扫清道路，蒙哥汗命纽遴率军万人，提前于当年冬天入侵四川。纽遴的军队自利州(四川广元)沿白水经嘉陵江而下，过阆州(四川阆中)大获山，经梁山军(重庆市梁平)，直抵夔门，进军的速度虽很快，但重要的山城一个也没有被攻破。宝祐六年初，纽遴经钓鱼山回师，在击溃宋将刘整、段元鉴部围追堵截以后，进入成都。四川安抚制置使蒲泽之亲率军队进围成都，想一举加以收复。这时成都蒙军主帅阿答胡刚病死，众推纽遴为都元帅，打败了来围的宋军。蒙军趁势展开反攻，攻陷云顶山，又攻占彭(四川彭县)、汉(四川广汉)、怀安军(四川金堂县)、绵(四川绵阳)等州郡。
宝祐六年四月，蒙哥到达六盘山(在宁夏固原西南)，七月，分三路侵宋。蒙哥自率主力四万，号称十万攻打四川;宗王塔察儿领东路兵出襄、汉，首先以襄樊作为进攻目标，然后南下;已在安南的兀良合台领兵经广西北上，计划入湖南与东路军在长沙会师。三军会师后再直捣南宋都城临安。
蒙哥汗的主力军再分三路并进，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经沔州、利州，长驱而下。十月，蒙哥率军到达剑门，轮番攻打苦竹隘(隆庆府治)。苦竹隘军民凭借险要的地形坚持战斗，誓不投降。蒙哥汗亲自督战，仍久攻不下，又命架起天桥进攻，也不能得逞。后来由于苦竹隘裨将赵仲偷开东南城门降蒙，蒙军才得以进入城内。守将杨立力战不敌，与部下皆战死，苦竹隘失守。此后，蒙军又相继攻占或招降了鹅顶堡(潼川府治)、大获城(阆州治)、运山城(蓬州治)、青居城(顺庆府治)等重要山城，南宋守将杨大渊等投降，四川大部沦陷，蒙哥的军队于十二月下旬抵达合州钓鱼城下。但是东路的塔察儿军却作战不利，久攻樊城不能下，当年秋天，蒙哥命忽必烈代塔察儿为东路军统帅，避开襄樊，自河南南部渡淮，直接攻打鄂州。
钓鱼城建在钓鱼山上，该山距合州(重庆市合川)县城约十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嘉陵江、渠江环绕钓鱼山北、西、南三面，形成一个环抱的钳形江流，两江汇合后往西流十里又与涪江汇合。山高海拔三百九十一米，远望成鱼形，故名钓鱼山。山脚周围四十余里，总面积三百八十多万平方米，在钓鱼山腰凭险修有两道高二、三丈的石城墙，沿嘉陵江的南北两面，还建有“一字城墙”。钓鱼城共建有八座城门，门上建楼，门外悬岩无路可通。山顶则地势平旷开阔，开有周长达一百余米的天池一口、小池十三所、水井九十二眼，还有良田千亩，军民长期居住山上，可无饥渴之虑。
前面已经说到，钓鱼城始筑于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筑重庆城时，派人于钓鱼山筑寨，作为合州军民临时避蒙古兵锋之所。余玠守蜀时，于淳祐三年(1243)正式筑成此城，以为重庆屏障。
王坚(?—1264)，原为孟珙部将，在孟珙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夔州时，随孟珙入蜀，他后来又成为余玠的部将。淳祐十一年，王坚奉命收复兴元府(陕西汉中)，次年即进驻合州旧城，作为守护内水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宝祐二年(1254)初夏，蒙古军侵合州、广安(在四川广安北)等地，王坚与广安守将曹世雄率兵击溃来犯的蒙古军，以战功授兴元都统兼知合州。王坚到任后，又动用十七万军民大修钓鱼城，终于把它修建成一座极难攻破的堡垒，远近百姓闻风响应，迁入钓鱼城的人口达到数十万之众。
宝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蒙哥汗派降人晋国宝来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拒绝，并将他擒获处死。开庆元年(1259)正月，降将杨大渊率蒙军进攻合州旧城，“俘男女八万余”。二月初二日，蒙哥汗率诸军从鸡爪山渡过渠江，到距钓鱼城约五里的石子山上，并于次日亲自“督诸军战城下”。钓鱼城军民在王坚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抵抗，揭开了钓鱼城保卫战的序幕。从初七日起，蒙军攻一字城，并接连攻打诸城门，皆被宋军打退。四月二十四日深夜，蒙古军偷袭一字城，一度攻入外城，但又为宋军击退。进入五月，蒙军继续攻打钓鱼城，仍“屡攻不克”[196]。王坚看到蒙军已经精疲力尽，便率军多次夜袭敌人营地，造成蒙军夜不安枕，人人自危。
钓鱼城久攻不下，而盛夏又即将来临，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部将术速忽里对这次战争作了分析并提出建议，他道:
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鋭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鋭，用降人为乡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侯冬水涸，瞿唐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
术速忽里虽在蒙哥汗手下只任“掌膳事”之职，但对蒙古如何攻占四川却有着深谋远虑和独到的见解，可是其他蒙军将领皆急于求成，“反以其言为迂，卒不用”[197]，终于招致这次蒙军进攻四川的严重受挫。
宋廷得知蒙军大举入蜀，情况十分危急的消息后，于开庆元年正月将贾似道从扬州调往峡州(湖北峡州)，出任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总领湖广京西财赋、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兼知江陵府军事等职，几乎将组织抗击蒙军进犯的全部重任都交给了他，以便由他对各战区作统一指挥。三月，宋廷又以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代替无能的蒲泽之主持四川抗战。同时下诏嘉奖王坚，说他“婴城固守，百战弥厉，节义为蜀列城之冠，诏赏典加厚”[198]，以示鼓励。三月，吕文德率水军由长江西上增援，至涪州，遭到纽璘军队的拦截，双方相持七十日。一日，宋军乘顺风进攻浮桥，大败纽璘军，乘胜进入重庆府。五月，吕文德继续率战船沿嘉陵江北上，增援钓鱼城，但受到蒙军拦截，被迫退回重庆。
钓鱼城军民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堡和充裕的粮食储备，以逸待劳，多次杀退来犯蒙军，士气非常高昂。相反，蒙军因长期作战，已经十分疲劳，加上天气渐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造成士气低落。六月初，多年来作为蒙古侵蜀急先锋的汪德臣单骑至钓鱼城下，企图招降宋军，为城中发出的飞石所击中，回营后即死去，蒙军士气更加沮丧。
此时，蒙哥汗因长期不能取胜，又气又急，亦染上病，在病势逐渐加深的情况下，被迫于七月下旬从钓鱼城撤兵，只留精兵三千围城，主力转攻重庆。二天后，这位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病死于钓鱼城下[199]。一说蒙哥汗于七月二十一日亲临钓鱼城新东门对面的脑顶坪台上瞭望指挥时，被城内射来的飞炮击中受伤，不久即死于钓鱼城下[200]。蒙哥汗死后，侵蜀蒙军无法继续前进，只得从重庆、合州等地撤兵北返。至此王坚领导的钓鱼城保卫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次钓鱼城保卫战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合州军民在王坚领导下团结奋战，充分运用了山城的有利地形和阵地，沉重地打击了来犯的蒙军，不仅使他们损兵折将，还让蒙哥汗也付出了性命，最后迫使蒙军不得不全线撤退。这是南宋自抗蒙战争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对于暂时挽救四川危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坚因功升任宁远军节度使，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兼知合州，不久又将他调往临安，出任侍卫步军司都指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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