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代人的高考

王亚贞/口述　　郑　霞/整理

今年刚好是恢复高考40周年。现在看恢复高考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步。知识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恢复高考使我们最早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风闻高考喜出望外

1977年我从慈湖中学高中毕业。当时，支农还是绝大多数毕业生的去向。在毕业大会上，我作为班长上台发言，主题是“走上山下乡道路”，大概意思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家纷纷表决心签名，表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到海岛去。照我家的实际情况，我也是要去支农的。因为四个兄妹中哥哥是唯一的儿子，肯定要照顾的，就去了慈城农机厂（宁波农机三厂），大姐已经去支农了，小姐姐是妈妈动了脑筋打了病退证明（说是头晕症，常常要晕倒），回来进了慈城米厂，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支农了。

当时我们已经做好支农的一切准备，妈妈在江北乍山老家帮我安排好了插队去处。户口也准备在10月份或11月份这样迁过去，就等支农名单划下去。但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恢复高考的风声。我记得是1977年5月底6月初听到要高考的风声。那时候没什么课外书可以读，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也爱好读书的同学，私底下经常互相走动，在交流时，他们都说：“要高考了！”我不太相信，怎么会高考呢？不可能的，十年没考了。可是原来的班长（后来担任了学校的团委书记，就由我接替任班长），居然拿来一本老的物理书在复习（他是家里老小，兄弟姐妹中有“老三届”的，所以有老教材），我们便都笑他。直到8月底9月初，宁波教育局开座谈会，每班叫了四位同学去，告知我们要去参加摸底考。这时我想希望来了，可能真的要高考了。摸底考试的成绩是张榜公布的，只考了语文和数学两科，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排名挺靠前。考试的目的大概是了解我们的程度怎样，以便把握高考试卷的难易度吧。记得当时考试的范围也只针对应届生。果真考完不久就通知我们要高考了。

理化课如云里雾里

恢复高考的通知一下来，大家都开始手忙脚乱了。慈湖中学马上组织了一个针对我们应届生的高复班（后来历届生也可以参加，但他们白天还要上班，所以高复班主要还是针对我们应届生的），大家都拼着命地学习。

最遗憾的是，在读高中时学校为了改革，把我们八个班学生分成甲乙两个组。我所在的甲组四个班是试点班，乙组没试点，仍延续原来的课程。所谓试点就是把物理课改为“三机一泵”。乙组仍上物理课，教他们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叶老师。他说自己不懂“三机一泵”，还是上老教材，现在看来是“因祸得福”了。而教我们的是年轻的周老师，搞试点上“三机一泵”，结果我们四个班的物理全军覆没。当时教化学的是一个浙江化工所的研究员袁中启老师，水平很高，但上完元素周期表才一学期就心肌梗死了。他去世后我们的化学课就改了自修课，所以一年半没有上过化学课。那时候，大家一心想把化学和物理补起来，可是两三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补完两年要学的东西呢？所以听理化课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云里雾里，之后没能考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幸运遇上数学家教

我与哥哥两人很幸运，碰上了邻居的数学老师。当时，我是应届生，而我哥哥已经在农机厂工作几年了。他没有复习资料，也没有时间，就拿我每天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资料复习。没时间怎么办？他就躲到厕所里看书，一去就是半小时、一小时。车间主任一天到晚来抓他：“人又到哪里去了？又到厕所去了？”

因为刚刚恢复高考，找不到复习资料，新华书店根本没有。但就是学校发的那些复习资料，我们也有许多题目不会做。凑巧的是，我邻居夫妻俩是教师，丈夫曾留学日本，是温州大学退休的数学老师，妻子是中学数学老师。丈夫水平更高，难度再大的题目也难不倒，尤其是解代数题。他们的教学很严谨，帮我们解题时连证明题的标点符号都写得一丝不苟。所以，我和我哥碰到数学难题就去问他们，后来他们说：“你们就不要过来了，晚上我们两个过来！”就这样，每天晚上夫妻俩都过来辅导我们半小时到一小时，这样复习了整整三个月。后来我和我哥的数学都考得不错。他们的无私帮助成就了我们，永远难忘。除了数学之外，教政治的邹志海老师也不错，后来调到江北区教育局。他把复习内容分三类：第一类画五角星，是重点一定要掌握；第二类是要稍微看一下的；第三类浏览一下即可。如此梯度分明，重点明确，所以后来我的政治考得也不错。

母亲背扫帚来“巡考”

我记得正式考试在12月中旬，我们应届生的考点设在慈城二小（现在的中城小学），地点就是现在的孔庙。我被排在孔庙大门进去右边祠堂的第一个教室。哥哥已经工作，是历届生，在宁波考。

当时家长没有一个陪考的，我妈妈算有心了，那天她刚买了把新扫帚，从街上买了菜回来路过学校。她和管门的派出所工作人员熟识，说：“我女儿在考试，我望一望。”就这样背着扫帚站在大门前看了一会儿。当时的考试不像现在这么戒备森严，也许是因为刚刚恢复高考，好多东西都不规范。

第一门考语文。回想当时的语文试卷，政治倾向性还是很强的，但这方面我倒比较擅长。因为我爸爸一直在厂里做书记，他每次要做报告的时候就拿一本《红旗》杂志或一张报纸给我：“哎！你给我写篇文章，明天发言。”然后我就这边抄一点，那边抄一点，拼成了一篇报告。高中时我就是我爸的秘书。那时家里也没什么书，但有《红旗》杂志。记得曾在杂志里读到一篇鲁迅的文章，有一句话：“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那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正好是《路》，我就以这句话为开头了，结合在毕业大会上的发言，写我们就要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最后一段是用之前写过的《我的理想》来收尾的，因为写的也是这个主题，而且那篇文章曾被老师打了95分的高分。阅读题我记得很牢，是分析华国锋的《贵在鼓劲》。我对政治比较敏感，所以做得还可以。语文应该考得还不错，但是下午的理化就不行了，估计只考了十几分。物理一道关于斜坡拉力的题目，做了半小时多，后面的题就没时间做了。理化总共才做出两道题，一道是写分子式，另一道是物理的电路题，因为上“三机一泵”，学过装电灯。如果当时哪怕考到30多分，我可能已经到名牌大学去了。理化是第一天下午考的，考完我就觉得自己完蛋了。走出考场我就问一同班同学：“明天还考不考？”他说，不考了！其实我也不想考了，但我说都已经报名了，不能不考。不过，回到家就撑不住了，晚饭也不吃，蒙着头呜呜呜地哭了一顿，和现在学生考坏了一样。我奶奶看到我这样就开始责怪我妈：“哎呀！这扫帚怎么可以背去呢？背到考状元的地方（孔庙），把她运气都扫走了。都是你把扫帚背去害她考得一塌糊涂，这咋弄弄？”我说，还能咋弄弄，只能明天再去考。那时我妈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哪像现在还要穿红旗袍。第二天想着总归是考不上了，反而浑身轻松。

父兄鼓劲备战二考

自理化考砸后，我就萌生了第二年高考的想法。我爸、我哥和邻居的数学老师也都劝我再考一次。夫妻俩还说，我们再给你辅导一年，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

我爸是干部，他对教育比较重视。按理讲我哥应该是在慈湖中学读书的，但他了解到镇海的教育好，就把他弄到镇海大碶中学去读书了。我哥的英语和理化基础都很好，那时他离开学校已经好几年了，而且每天还要上班，却毫无悬念地考上了。我哥说：“你应届生明年再考吧！”这里我顺带说一下我哥哥王建军的情况。那年他考上了浙农大（现在的浙江大学）的农机系。他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社会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在大学里，他是班干部、校文工团团长、篮球队队员、排球队二传手。1982年毕业后就留校任教。1986年作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公派生到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留学。1988年获新泽西州立大学农业工程系硕士学位和纽约地区杰出研究生奖，1989年获食品系硕士学位，1991年获医疗器械、食品、农业综合工程跨系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就到美国高级食品技术研究中心，跟麻省理工学院教授Marcus Karel做博士后，做与遥感和物理化学相关科研，Karel教授对他十分器重。1992年开始他在雅培（Abbott Labs）跨国制药公司研究院任职。他有许多发明创造获得美国专利。仅仅5年时间，就从项目主管、高级项目主管、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升到了院士（Fellow），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院士。在雅培，当选院士一般需要工作15年到17年。

我哥还在海外积极传播中华文化。1992年他发起创办了美国中西部科技文化交流协会，并任第一任会长。1994年又作为创始人之一，发起组织了俄州现代中文学校，任第一任董事长，参与创办了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任第一届、第二届年会共同主席。参与组织了国务院侨办协调下的《中文》教材的编写、审核和发行。之后，他还创建了俄州现代中文学校图书馆，多次邀请国内艺术团体访美演出，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1997年，他组织发起了“庆祝香港回归　遥寄一份真情”的万人签名活动，并赴香港向新成立的香港政府赠送了巨幅五星红旗和万人签名册。他还受邀参加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和阅兵典礼。可惜在2008年因病英年早逝。

王建军

言归正传。虽然从高考一结束我就开始拼命复习，并预想一边支农一边复习，但因为没有考好还是哭得昏天黑地。年底，我爸作为镇海化肥厂书记去北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他排了一整天的队，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数理化复习丛书，鼓励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在这时又听到一个消息，说第二年高考要考英语（后来才知道只是作为参考）。我就更心慌了，因为当时我们的英语比理化还差。原来教英语的老师因为“试点”改教政语课（政治和语文合并），从此英语一直没人教，自然考不出。本来理化就差，再加上英语，更没把握。“二战”一下子又蒙上了阴影。

此生乐看桃李遍地

分数出来，一批批录取，没想到我还是上线了。接下来就是填志愿。那时候，家长不参与也不指导，都是我们自己乱填一气。我当时填的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第二志愿是浙江医科大学口腔系，第三志愿是宁波师范学院数学系。因为当时我对医生和老师这两个职业感兴趣，觉得医生能救死扶伤，做老师也合适，以前做过班长善于管理学生。那时候的想法都很天真的。最后，我是第三志愿被录取的。当时，宁波师范学院招生表格要填有没有走读条件，我在慈城，没有这个条件。于是去了台州师院。

到了台州师院，又说这里的数学系满了，我们看你的语文成绩不错，你就去中文系吧。到中文系，我实在是不愿意。因为经邻居数学老师辅导三个月后，我对数学已经有了浓厚兴趣。我说，我数学那么好干吗要我去中文系？又呜呜呜地哭了一整天，饭也不吃。我妈说：“你不想读中文那就支农去。”我想，明年还要考英语，真没把握，就说：“那我还是去中文系吧。”从此我走上了一辈子教语文的道路。

我们这代人的高考似乎带有一些戏剧性，但不管怎样，毕竟是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同国家的巨变相比，个人志愿的细微偏差又算得了什么呢？其实我现在觉得我这个人大概最适合做老师，命中该做老师，乐做老师！

王亚贞　宁波东恩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