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从盐碱地走进高考考场

王剑波

1977年10月，我已经在地处三门湾畔的宁海县青珠农场下乡一年半。这是一家以种植棉花为主的国营农场，场党委提出“棉农不吃商品粮”，我们七名知青和一位老农组成“青年队”，在围垦不久的“四胜塘”试种水稻。盐碱地板结坚硬，一旦灌水马上变得黏性十足，脚踩下去拔不出来，而且泥浆里满是“咸青”（一种能够淡化土壤盐分的植物）梗，一不小心就会刺伤腿脚。就这样，我们冒着凛冽的海风平土垒堰，踏着刺骨的春水播种育苗，穿着“水田袜”弯腰插秧，扛着“背包”喷洒农药，身上的衣服布满汗水凝结成的霜花。劳动虽然辛苦，但“少年不识愁滋味”，二十岁的我半是浪漫半是迷惘，在潮涨潮落的大海边谱写着自己的“青春之歌”。因为是国营农场职工，不会再有“招工”的可能，我也已经作好了扎根农场一辈子的打算。

在上海高校任教的父亲的一封来信激起了我心中的波澜。父亲在信中说，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实行“自愿报名、单位批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政策，要求我抓紧复习功课。上大学是我年幼时的理想，但这个理想早已破灭。我的祖父是“地主”，虽然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也一直在“家庭成分”一栏里填“职员”，不承认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但祖父的问题就像一片乌云如影随形，无论是读初中还是升高中，一路走来疙疙瘩瘩。对我来说，推荐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听到恢复高考并且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消息，我上大学的理想瞬间复苏，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报考。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正式发布恢复高考消息

10月21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时离宁波地区举行“文化水平审核”还剩一个月的时间。我1963年上小学，跟着担任乡村教师的母亲辗转了几个村庄，读的是村办学校的复式班（几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到四年级的时候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上课断断续续，用的教材是《毛主席语录》。小学毕业后无学可上，在家闲住半年后，跟着舅父到宁海和象山交界的车岙港边，在车岙村“戴帽中学”（在小学的基础上办初中班）读初中，第二学期转回老家桑洲中学。那时的高中同样实行推荐入学，1971年初中毕业后我就投靠亲友去打零工，直至1973年，岔路区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在地处天台山脉的千米高山冠峰岗办起“五七学校”，负责招生的区教办主任叶维明是我的初中校长，对我的学习成绩比较欣赏，破例招收我上了冠峰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公社林场，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采茶种树，砍柴挑沙，自己烧窑盖校舍。由此可见，我接受教育的过程比同龄人更为坎坷，学的知识支离破碎，尤其是理科底子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所以我决定报考文科。因为相对来说，我的文科基础稍好一些。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我千方百计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哪怕是地上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捡起来看看。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按时到公社办公室的窗外等着，看桌上放着报纸，就偷偷地拿过来读。后来公社的人也知道了，见我去了，就主动把报纸拿给我。1973年前后，一些文艺杂志开始出版，我自费订阅了上海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朝霞》。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本杂志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对处于知识荒漠的我来说，即便面对“狼奶”也是如饥似渴。高中阶段迷恋上写作，我既是校刊的作者、编辑，还负责刻写、油印、分发，一个人办起了一张报纸。后来做起了“文学梦”，在农场繁重的劳作之余，用别人打牌聊天的时间坚持写作，在《宁海文艺》上发表诗歌，并参加过县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为我报考文科增添了信心。

一时间高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尤其是青年人群情激奋、跃跃欲试。各学校都把毕业生召回去复习。由于长街区（农场所在地属于长街区）报考人数太多，长街红旗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准备选取基础较好的集中起来复习，我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记得一天晚上场里放露天电影，放映员播送去长街红旗学校集中复习的通知，但因为我不是红旗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心里一阵失落。接到红旗学校通知的可以名正言顺地请假，一些县城来的知青也回去了。母亲来信要我回家去岔路中学复习，但当时正是晚稻收割季节，我不好意思请假，只得白天照旧下地劳动，晚上一个人复习到深夜。说是复习，其实也没有复习资料，母亲寄来我用过的高中课本，我就从头至尾把数学习题做一遍，因为没人辅导也没人讨论，复习效果可想而知。语文基本没有复习也没法复习，有空时就翻翻《新华字典》。就这样，一直到11月20日参加宁波地区组织的“文化水平审核”，心里也没个底。“审核”在红旗学校进行，就考语文、数学两门，其他的题目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作文是“十月”和“怀念”二选一。我写的是“怀念”。我从棉花地里听到广播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禁不住眼泪打湿棉花叶写起，回顾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抒发了怀念伟人的心情和继承遗志的豪情，写的都是当时流行的套话。一则简单的古文翻译，把“吾”翻成了“你”。数学差不多交了白卷。自己对这次考试非常不满意，心情有点沮丧，觉得没有希望参加省里的统考了，所以回来后也没继续复习，心想等明年再考吧。

12月2日清晨，我在睡梦中被室友叫醒，广播里正在播送地区初试合格名单，农场有14名考生可以参加省里统考，里面有我的名字。这时我睡意全无，十分兴奋，至少有参加省里统考的机会了。第二天开始，长街区的考生全部集中到红旗学校上课，分文理科组织复习。我每天搭乘好友陈金火的自行车一早从农场出发，路上需要一个小时，傍晚下课后再赶回农场。给我们上语文复习课的是黄金法老师，在红旗学校毕业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一次他布置我们写作文，题目是“为了明天”。之后他找到我，说“你就是王剑波？”并问我地区考试时写的是哪个题目。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黄老师看了我的作文，认为以我的文笔，对付高考作文应该没有问题。全省统考文科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听黄老师这样一说，我对语文心里有了底；因为我一直比较关心时事，觉得政治也不是大问题；数学是我的弱项，想要在短时间得到很大提高也难；历史与地理记忆的成分多一些，而前阶段基本没有复习，应该作为重点。经过分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白天在课堂上课，晚上的时间都用来复习史地。历史好歹有一本教科书，而地理在中学时根本没有开课，手头仅有的一本《知识青年地图册》就成了我的复习资料。

12月15日，我终于走进了改变命运的高考考场。考试前夜，我在日记里激动地写道：“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复习，明天，我们就要向党汇报、接受祖国的挑选了！”连续两天的考试，一些细节已经模糊，但那种兴奋甚至是神圣的感觉至今还难以忘怀。语文试卷的题型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用现在流行的“标准试题”来衡量，显得简单直白，但需要考生一字一句作答，不像“标准试题”那样在现成答案里作出选择就可以。我记得的题目有：用“消逝”造句；解释成语“高屋建瓴”中“建”的意思；解释毛泽东诗词“不可沽名学霸王”“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两句中带点的字“沽”“教”的意思；翻译古文“齐人攫金”并写出寓意。之所以记住这几道题，有的是因为简单，比如造句；有的是因为当时没有答上来，比如“高屋建瓴”，考完后翻字典才知道“建”是“倾倒”的意思；还有“齐人攫金”的寓意考后也是众说纷纭。记忆最深的是作文题目“路”。当时普遍流行社论体和大批判文章，把“路”作为题目令人意外，但对我这个“文学青年”来说，却是正中下怀，看到题目一阵惊喜，稍一思索就提笔写成了一篇抒情散文。作文的开头是：我求学的高中办在千米高山，每次返校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攀登……接着写途中的艰辛和到达顶峰的喜悦，然后就从现实的路联想到中国革命之路，最后不忘点题：为了明天继续攀登。虽然稍显牵强，但也符合当时的惯用逻辑和手法。据说这篇作文还被一些学校拿去作为第二年考生复习的范文。地理记得有两道读图题，一道是美国地图，要求填出“墨西哥湾”和“落基山脉”，一道是“长三角”地图，要求填出“杭州湾”以及几个城市。印象中，“长三角”地图我看懂了，但美国地图没看出来，结果“死海”“黑海”乱写一气。两天考试结束后，觉得自己的水平基本得到发挥，会答的都答了。

考试结束后我回农场继续劳动，直到1月9日参加体检。据说是按招生名额1:2.5的比例确定体检人数，宁海街头张贴了全县所有上线考生的名单。体检过程稍有波折。当时我正好生病，拔掉挂针和同伴一起乘车去力洋区卫生院，途中冷风一吹，当晚就发高烧，结果体检时心跳过快，后来证实是发烧引起，总算有惊无险。忘记是考试前还是考试后填的志愿，只记得《浙江日报》用一个版面刊登了招生学校和专业。我报的三个志愿先后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浙江师院中文系、杭州大学历史系。考生“政审表”里的“社会关系”要求上溯到祖辈，虽然祖父母早已去世，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填上“地主”。春节后，农场里一起参加高考的已经有人接到录取通知，但我的通知书并没有如期到来，于是我着手制订复习计划，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我利用休假时间去岔路中学葛才丁老师处讨要复习资料，他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毕业于“文革”前的南京大学地理系。葛老师也许是为了安慰我，就说：你的成绩应该没有问题，可能还是“政审”的原因。随我一起去的亲戚又从另一个角度安慰我：“政审”应该不会有事，还是分数不够吧，考好了就没问题。3月17日，我接到通知去红旗学校重新填报志愿，才知道要扩大招生。那一年的考试成绩并不通知考生本人，红旗学校的老师告诉我，留下的考生里我的分数是最高的了。扩大招生的学校大多有走读要求，我就填报了能够住宿的浙江师院台州分校。4月8日傍晚，去红旗学校复习的陈金火替我领回了录取通知，我在农场的桥头等他，远远地就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扬着信封在喊：“台州中文系、台州中文系！”这个镜头伴随着春日的晚霞，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1978年5月，我告别了生活、劳动整整两年的青珠农场，踏进了浙江师范学院台州分校的大门，开始了我人生的新征程。

作者当年拟订的复习计划

作者两次考试的“入场证”与“准考证”

前些日子整理旧物，翻阅在农场写下的四本日记，无意中在红皮笔记本的封套里发现了宁波地区文化水平审核入场证和全省统考准考证，放在一起的还有为第二年考试制订的“复习计划”。面对这些旧物，看着准考证上自己黑瘦的面容，读着日记里记录的当时的心境，我真是百感交集。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使无数和我一样的青年改变了命运，更是吹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阵春风，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虽然岁月变迁、年华老去，但我的内心始终饱含着对改革开放的感激之情、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

王剑波　宁波市委原常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