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1969年中共召开九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情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引起新一轮最高权力之争。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围绕承不承认“天才”和要不要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展开斗争。

召开人大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

一天晚上，在怀仁堂康生主持讨论修改宪法会。吴法宪与张春桥吵起来。事后陈伯达问吴法宪吵什么。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

陈伯达当时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虽然他在过去似乎没有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说毛主席是“天才”并不错。

怀仁堂修宪争吵，拉开了两个集团暗中争权夺利的序幕。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陈伯达也论述过天才问题。

什么是天才？可以讨论。问题在于，林彪一伙此时维护“天才论”，目的并不是探讨哲学，而是维护林彪的地位。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修改宪法时，为了“天才地”这个副词，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这是政治格斗！

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他企望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毛泽东自己不愿再当国家主席，也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个“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未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谈笑风生，但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这是他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林彪仍一意孤行。据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亲笔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三）1970年8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议程有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8月21日上午，林彪、叶群飞抵九江机场，上了庐山。

下午，陈伯达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暗指张春桥。

黄昏前，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日下午3时举行开幕式。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

23日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中午，陈伯达叫来史敬棠，口授了对195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条的若干修改意见。

下午近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宣布完三项议程，林彪突然在大会上讲话，完全出人意料。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鼓吹“天才论”。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鼓吹了一番“天才论”之后，林彪很含蓄地谈及了国家主席问题。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他说：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

林彪所说的“国家元首”，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提法罢了。他的这段话，婉转地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散会以后，陈伯达来到林彪住处，问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当晚，陈伯达连夜编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电话中念给吴法宪听，吴法宪记录后，马上要打字员打印……

吴法宪对于“天才”问题劲头十足，那是因为他在怀仁堂跟张春桥就这个问题吵过一架，他很想能够从经典著作中找到理论根据，以驳倒张春桥。

林彪讲话之后，叶群对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这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吴法宪突然提出：“明天全会听林副主席讲话录音，学习林副主席讲话，进行讨论！”会后，吴法宪马上得到林彪表扬，说他“立了一功”。

24日的黎明悄然来临，林彪一伙处于亢奋之中。“副统帅”昨日一马当先，今日他们便要上阵厮杀了。一早，叶群便把林彪的意思转告他们。她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叶群谈了以下“注意事项”：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

“导演”如此详细规定了“演员”们的台词以至表情，到了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演员”们一齐动作起来了。那份连夜赶印的论“天才”的语录，出现在各小组会会场。

陈伯达在华北组讨论时再次说到“天才”问题。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张春桥：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叶群在中南组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提出一系列的“有人”“有人”，暗指张春桥：“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讲话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是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由于“副统帅”事先统一过口径，所以属下们步调是那么的整齐，全线出击。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这期简报由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在24日晚10时多签发付印，25日晨向与会者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注：这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坚持设国家主席）。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林彪听了秘书念简报，笑了。林彪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正在林彪一伙觉得大功告成之时，事物开始走向反面。

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找毛泽东告急！江青一见到毛泽东，就尖声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组讨论。不过，毛泽东临时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会议。

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他严肃地做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一回他们输了！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结束之后，各组组长便紧急向小组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于是，各组急刹车，不再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毛泽东找林彪个别谈话。毛泽东用了一个典故，比喻林彪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林彪听不懂，又不敢当面问毛泽东。

林彪让叶群打电话到北京毛家湾，要人查找这句话的出处和含义。

北京回电：“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

惨矣！在毛泽东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了“纣王”。当然，也有值得安慰的：“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

8月31日，毛泽东开始反击。他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115页）

9月1日，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我们两人还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着“副统帅”的地位。

这封信虽然是在盛怒之下一挥而就，不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杂文风格，但是仍然保持着旁征博引挥洒自如的毛式文章特色。此次“杞人忧天”典故是借李白诗句再次登场的。唐代诗人李白在《梁甫吟》中运用了《列子·汤问》篇这一典故，有“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的诗句。意思是，唐玄宗看不见他的一片赤诚之心，使他在政治上遭到排挤，但他还像杞国人怕天塌下来一样，关心着国家大事。毛泽东取李白后一句。他首先形容陈伯达（实际是林彪一伙人）的进攻态势：“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极力描摹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接着设问：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他的结论是：我看大概不会吧！进而引出到过庐山的李白的名句，最终告诉人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那么，谁是杞国人？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陈伯达和林彪一伙是妄图天下大乱、炸平庐山、停转地球者，而盲目上当、惊惶失措、恐怖不安者，才是“无事忧天倾”的“杞国人”。

毛泽东五谈“杞人忧天”，实质体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主义，什么霸权主义，以及党内的什么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统统不在话下，无奈我何。总之，“天塌不下来”！

毛泽东鄙视毫无根据就忧心忡忡、疑虑重重的“杞人”，今天怕天塌下来，明天怕地陷下去，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感伤主义，结果是只看到一片黑暗，看不到前途无限光明；只在前怕狼后怕虎中徘徊不前，不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和“通天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