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要不要过“紧”日子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发生了9次“经济过热一治理整顿一经济停滞”的周期性波动。

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旧病复发,头脑发热呢?

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宏观失控,经济过热呢?

本书不是历史读物,我们如此详细地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波动,并不只是让读者了解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关键是要想让读者能领悟到一点:经济是不能搞运动的!

以十五大为标志,又一轮改革大潮开始了。

加快改革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又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

这是否意味着宏观调控就此结束,中国经济又要来一次报纸上最爱说的“超常规发展”呢?

有的地方已经打出了“超常规发展”的口号,有的地方已经作出了“超常规发展”的部署。有的地方要求所属企业1年之内全部变成股份制,因为他们认为“一股就灵”;有的地方要求3年当做30年用,要引多少外资,搞多少项目……

但是,党中央、国务院却是极为清醒的。9次经济波动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刚刚的“软着陆”才使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199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控制在2%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货币发行量1500亿元;城镇登记失业率3.5%左右。

有的人对这个目标不满意,认为经济速度要加快,货币投放要增加,基建规模要扩大。认为不如此的话,则不能解决市场疲软、企业效益下降、工人大量下岗的局面。其实,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这一目标是最现实的,是最符合当前经济形势与改革发展需要的。如果我们再凭一时的冲动,盲目地求快求高,几年之后我们又要来一次治理整顿是完全有可能的。

7%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居世界最前列,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高3倍多,接近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率,比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高好几倍。这样的速度已不慢,再“起飞”又能飞到哪里去?我们用了5年多的时间,动用了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从“高速度、高通胀”中解脱出来,实现了“高速度、低通胀”的良好局面。如果又一味求高求快,我们就很可能再次陷入经济过热的泥沼。稳中求进,这是中央总结历次经济周期波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

我们必须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信贷政策,对审批新项目有所控制仍有必要。目前投资扩张冲动的压力依然很大,这是由于前几年投资过快增长,建设摊子铺得过大,资金缺口较多造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还没有真正按照“两个转变”的要求更新经济发展思路,一提加快改革步伐,一提促进经济发展,想到的就是多上项目,多铺新摊子,追求过高的经济速度。某地级市列的市级重点项目达259个,某县级市“九五”总投资计划是“八五”的15.6倍,达到217亿元,规模之大惊人。如果简单地放松银根,很有可能形成新一轮“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现在,国务院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的制度,规定对各种经营性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律要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建设,否则不能上马。没有资本金,银行也不予贷款。这对滥上项目滥搞工程起到了根本性的抑制效果。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如果一哄而起,乱铺摊子,大搞重复建设和劣质工程那就会给财政背上沉重包袱,迟早要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选好项目,认真论证,决不能草率上马。

不过,在目前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后的情况下,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有所调整与改善。现在的宏观调控,不是单纯的紧缩与压制,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秩序的理顺。通过对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1999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投放将逐渐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也将逐渐增多,以扶助与支持有竞争力的项目与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日子过得紧巴一点,对我们的经济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