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最早提出级差地租

“乘马”这个概念，在《管子》中经常出现，做题目的就有《乘马数》、《巨乘马》。“乘”，计算；“马”，筹码，算筹；合在一起就是运筹谋划之术。这里选《乘马数》一 段：

桓公问：应该如何实践应用“乘马之数”，运筹之术呢？管子回答：每个郡县的长官一定要知道管辖范围内，上等的丰腴土地持有多少，中等的土地持有多少，贫瘠的下等土地持有多少。“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相壤定籍”也就是《国语·齐语》记载管子说的“相地而衰征”。按韦昭的注释：“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相”，即“视”；“衰”是等差的意思；“籍”和“征”都是指征税。意思就是说，按照土地肥瘠和产量的不同，征收不等额的租税。这样的话，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不会移民了。政府赈济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民众就会喜欢拥护朝廷。为什么政府有条件这么去做呢？“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因为从良田征来的高额租税，可以去补贴坏地上的穷人。“章四时，守诸开阖”，政府明确四季该做的事，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收割的时候收割，不误农时。冬天农闲时，政府才抽调民力去修水利、道路、宫殿等，掌握“开阖”的时机。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市场要放开，什么时候要收紧。现在经常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政府的执政能力就在于此，该放的时候要放，该收的时候要收，该干预的时候要干预，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有问题，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也有问题。做到了这些措施，“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 。老百姓就会安土重迁，留在家乡就像将一个方形物体放置于平地上一样稳固，不再会流亡迁移。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一出问题，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会出现大批流民。两汉末年、唐末、明末等，都出现过大批流民的现象，使整个社会陷入大混乱的局面。所以，统治者都高度重视流民问题，希望把农民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 上。

接下来着重讲讲“相壤定籍”、“相地而衰征”的问题。大概在管子之前，所有租税都是按统一标准征收的。管子提出，要按照土地不同情况征收不同租税。这样贫瘠的土地才能得到开发，国家才能够收到更多的税。否则，交纳同样的税，老百姓自然只愿意去种上等好地，没有人会愿意去种贫瘠的、交通不便的下等地。荒地得不到开发，下等地还可能被抛荒。国家的税收反而会减少。所以管子提出“相壤定籍”。战国晚期的荀子在《王制》篇有记载：“田野什一，关市议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可见这项制度在管子及其之后的时代已广泛推行，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今天听听很简单，但在两千多年前要想出这四个字来又谈何容 易？

“相壤定籍”和西方经济学的“级差地租”不谋而合。而现代欧洲建立的西方经济理论提出“级差地租”概念，约在三百多年前。创始人是十七世纪的配第。他看到维持某军队所需的谷物，有的是从远距离的产地运来，有的是从近距离的产地运来，后者因少付39英里的费用，便可使谷物生产者获得高于其自然价格的收入，于是他从土地位置的差别上提出了级差地租的概念。亚当·斯密又根据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进一步论述了级差地租产生的自然条件。安德森在1777年出版的《谷物法本质的研究：关于为苏格兰提出的新谷物法案》一书中，论述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成为级差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阐述这个概念，认为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可是已经比管子晚了两千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