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德祖书

曹　植

植白①：数日不见，思子②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③，孔璋鹰扬于河朔④，伟长擅名于青土⑤，公幹振藻于海隅⑥，德琏发迹于此魏⑦，足下高视于上京⑧。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⑨，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⑩。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注〕　①白：陈述。②子：您。③仲宣：王粲字。粲曾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多年。独步：谓无人可及。汉南：汉水之南，指荆州。④孔璋：陈琳字。琳曾在冀州任袁绍的记室。鹰扬：如鹰一般奋飞远翔，喻大展雄才。河朔：黄河以北地区。⑤伟长：徐幹字。幹北海郡人。擅名：大享盛名。青土：青州地区，北海古属青州。⑥公幹：刘桢字。桢东平宁阳人。振藻：显露文采。海隅：海边，宁阳地近海。⑦德琏：应玚字。玚汝南南顿人。发迹：立功扬名。此魏：指魏都许昌，南顿地近许昌。⑧足下：敬词，指杨修。高视：不同凡近。上京：即京师洛阳，杨修为汉太尉杨彪之子，生长于京师。⑨灵蛇之珠：即隋侯救蛇所得的宝珠（见《淮南子·览冥训》注）。⑩荆山之玉：即“和氏之璧”，楚人和氏奉献给楚王的荆山美玉（见《韩非子·和氏》）。吾王：指魏王曹操。天网：笼罩天地的网。该：同“赅”，包罗。顿：振举。八纮（hóng宏）：网周围的纲绳，借指四面八方边远地。掩：寻搜，捕取。二句意谓曹操采取一切措施网罗人才。飞轩绝迹：高飞远翥，超绝尘世。轩，飞翔。闲：同“娴”，熟练。长卿：西汉司马相如字。同风：同一风格。画虎不成反为狗：喻好高骛远而事无所成，反贻笑柄。见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钟期：钟子期。春秋时期，楚人伯牙善弹琴，钟子期能知音；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弹（见《吕氏春秋·本味》）。不失听：指不会误会琴声中的寄意，即知音善听。讥弹：指责，批评。丁敬礼：丁廙，字敬礼，建安时黄门侍郎，与曹植相友善，后为曹丕所杀。若人：此人，指丁敬礼。尼父：孔子。通流：交流，商讨。游夏之徒：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这一流人。措：置。过此：除此。此，指《春秋》。不病：没有缺点。“盖有南威之容”四句：意谓评论者自己须先具备过人的文才，方有资格去批评别人。南威，春秋时著名美女。淑媛，贤美的女子。龙渊，古代宝剑名，唐时避高祖李渊讳改作“龙泉”。刘季绪：刘表之子，著有诗赋颂六篇。逮：及。掎摭（jǐzhí己直）：拾取，挑剔。“昔田巴”六句：据《文选》李善注引《鲁连子》：“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鲁连，谓劫曰：臣愿当田子，使不敢复说。”三王，即“三皇”。訾，毁谤。稷下，齐都的城门有稷门，谈说之士多会集于稷下。鲁连，即鲁仲连。杜口，闭口。兰茝（chǎi）荪蕙：皆香草名。逐臭：《吕氏春秋·遇合》：“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自苦而居海上。有悦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咸池”三句：咸池，黄帝时古乐名。六茎，颛顼时古乐名。发，指演奏。墨翟，墨子，著有《非乐》篇。往：送去。一通：一份。击辕之歌：田野中人叩击车辕唱歌，指代民歌。应：符合。风雅：《诗经》的国风与大、小雅。“昔扬子云”三句：扬子云，扬雄，字子云。先朝，指西汉。执戟之臣，扬雄曾为郎官，执戟以侍皇帝。扬雄曾谓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见《法言·吾子》。“吾虽德薄”八句：藩侯，诸侯。庶几，希望。戮力，尽力。上国，指朝廷。流，留。金石之功，功绩能够刻在钟鼎、碑碣上，指永久流传的大功。“则将”四句：庶官，百官。实录，指政事、典章、制度等史料。辩，辨析。衷，指中心意旨。一家之言，自成体系的著述。要：约。皓首：白头。惠子：即惠施，战国时学者。此喻杨修。惠施常与庄子辩论，他死后，庄子失去争论的对手，感到悲哀（见《庄子·徐无鬼》）。

本文写于建安二十一年（216），时间当在五月之后（文中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语，曹操进号“魏王”事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作者时为临淄侯。此信意在嘱托杨修对自己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

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也已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似乎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这个问题该怎么解释？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还曾指出，子建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子建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的。

（顾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