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声调分化条件

沈力 中野尚美

提要：声母是如何决定声调分化的？这个问题是汉语的声调发展史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高本汉、王力等学者提出声母的有声性（voicedness）是决定声调分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来自“清高浊低”这一语音学（phonetics）方面的原理。我们在这篇论文中，通过对汉语各个方言的声调，特别是入声的分化事实进行调查，提出在汉语声调发展史中，它们的分化可能经历过两个阶段，早期是以声母的有声性为基准的分化，到了晚期应该是以有声性和有标性（markedness）这两个声母区别特征的组合为标准的分化。我们所提出的标准的依据是来自“音素的特殊性和一般性”这一音韵学（phonology）方面的原理。

关键词：声调分化；有声性；有标性；声母；清浊

一、 问题提起

按照李方桂（1980）和平山久雄（1991）的观察，上古汉语中“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已经确立。另外，按照高本汉（1915—26，译本437—450）和王力（2008：698），中古汉语声母的清浊对立对声调的分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下：

（1） 清浊对立说：

平上去入×古声母的清浊对立＝八声调

（1）说明上古汉语的四声调在中古汉语以后由于受到了清浊声母的影响，而分化成八声调。王力（2008）认为清声母的音值发音偏高，而浊声母的音值发音偏低。这个观察从语音学原理上支持了清浊对立说。另外，清浊对立说也得到了方言事实上的支持。在侯精一、温端正（1993）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山西省临县方言的入声调就是按照声母的清浊对立来分裂的。见（2）：

（2） 可预测的方言事实：我们知道在古汉中全清声母和次清声母都具有无声（–voiced）特征，而全浊声母和次浊声母都具有有声（+voiced）特征。而在临县方言中古入声字是按照有声性和无声性来分裂的。如，“发（fɑʔ4）”和“脱（t'uəʔ4）”的调值为4，而“笛（tiəʔ24）”和“月（yəʔ24）”的调值为24。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北方和南方大部分方言声调分裂的事实，都无法按照“清高浊低说”来解释。以入声字为例，试比较（3）和（4）：

（3） 不可预测的方言事实：

（4） 不可预测的方言事实：上述的丹东方言和嘉善方言都是“入派三声”的方言。如（3）所示，在钱曾怡（2010）中，丹东方言的入声确实以有声性（±voiced）为标准一分为二。这里用实线标示，实线以上的，如古全清声母音节“黑（xə213）”和古次清声母音节“铁（tʻiə213）”都具有无声特征，它们的入声归一类。与此相反，实线以下的，如古全浊声母音节如“毒（tu35）”和古次浊声母音节“麦（mi53）”虽然同样具有有声特征，但是二者的入声并没有归为一类，也就是说，全浊和次浊还会成为声调分化的条件。另一方面，如（4）所示，在徐越（2006）的调查中，嘉善方言的入声除了以有声性（±voiced）为标准分裂之外，全清和次清也成为了分化的条件。比如，（4）中的实线以下的全浊声母音节“白（baʔ2）”和次浊声母音节“落（loʔ2）”因为都具有有声特征，所以二者声调都归为一类；但是实线以上的无声声母音节就不同了。全清声母音节“折（tsøʔ45）”和次清声母音节“七（tɕʰiɪʔ54）”虽然都具有无声特征（–voiced），全清声母的入声调值为45，而次清声母的调值为54，也就是说全清和次清也会成为声调分化的条件。

（3）和（4）这两个实例说明汉语声调分裂的标准不只是“清浊对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汉语声调分裂条件是“清浊对立说”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在“全浊和次浊”或“全清和次清”之间发生分化呢？

我们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回答以上这个问题的。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考虑中古以后的汉语声调分化条件。高本汉是从语音学（phonetics）角度来考虑声调分化条件的，即清浊发音的特征是“清高浊低”，这个特征决定了声调调值为阴高阳低，其结果很多方言的声调调值证明并不是“阴高阳低”。这个事实就促使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声母对声调的影响。我们假设声母对声调的影响不是语音学上的影响，而是音韵学（phonology）上的影响，具体设想如下：

A.中古汉语的声母具有有声性（voicedness）和有标性（markedness）这两个区别特征，当这两个区别特征分别被付与正负值后就形成四种可能的声母类型，而恰恰这四种可能的类型对声调分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见（5）：

（5） 中古汉语的音韵特征与声调分化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声调分化不是由声母的发音特征决定，而是由声母的音韵特征决定是因为有标性不是音声学（phonetics）特征，而是音韵学特征。（5）表示，中古汉语的声母按照有声性和有标性可以分成四大类别，而这四大类别都对声调分化起着区别作用，但是对声调调值的高低分化不起作用。那么，这两个区别特征又如何去影响声调分化呢？

B. 入派三声的两种类型（3）和（4）表明入声分化都是以有声性为前提的。所以，我们进一步提出：[±voiced]对声调分化的影响是主要的，而[±marked]是次要的。见（6）：

（6）我们说很有可能中古汉语以后声调发生过两次分化。第一次分化处于声母清浊对立时期，这个时期的声调按声母的[±voiced]条件来分化的，第二次分化处于清浊对立开始或已经消失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声调在第一次分化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以[±marked]为条件再分化。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针对第一节的假设来提出我们的根据。在第二节中，提出“全浊送气”将支持我们导入有标性的分析方法。在第三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提出，纵观全国各个方言的入声分裂特征，都支持有标性导入的分析方法。在第四节中，我们通过观察有声性影响声调分化的方言的地理分布特征，得出有声性影响声调分化早于有标性影响声调分化。最后谈一下考察的结论和今后的展望。

二、 中古汉语声母的有标性分析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讨论中古汉语的声母可以按照Trobetzkoy（1939）的有标理论进行分析，而且这个分析的合理性可以通过“全浊送气”和“次清浊化”等现象得以证实。

（一） 什么是有标性（markedness）

Trobetzkoy（1939）是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他首次发现语言内部存在的两项对立都是不对称的，他把这种关系叫做A与non-A的关系。比如，在音素对立中有一种叫缺位性对立（privative opposition）。<有声>与<无声>的对立就属于这一种。我们往往把发音困难的<有声>看成特殊的对立项，叫有标项，把发音简单的看成是一般的对立项，叫无标项。窪園（1999）指出，古代日语人已经察觉到日语全浊辅音是特殊的，所以在假名文字上对其有所表示。见（7）：

（7） 日语假名日语的假名也是一个音节文字，（7a）是[全清声母+元音]的音节文字，而（7b）是[全浊声母+元音]的音节文字。我们把二者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日本人造全浊文字时，只是在全清文字上加两个点就可以了。这个事实说明早期日本人已经意识到全浊声母是有标的。再看（7c）。同样具有有声性的次浊音节，日本人不把它与全浊声母同样看待，其理由是次浊声母没有对立的清声母，因此日本人把它做是无标的。

这种有标性理论在语法中也被广泛运用。主动句与被动句的对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人类往往把视点放在施事上，而不是受事上。人们往往把被动句看成是特殊的A，而把主动句看成一般性的non-A。这个观察的证据是大多数语言都在被动句上附加特殊语法标志而不在主动句中添加。见（8）：

（8） a. 张三打了李四。

b. 李四被张三打了。

（8a）的“x打了y”和（8b）的“y被x打了”，这两个句子所表示的逻辑意义是一样的：有一个x和一个y，而且二者是<打>与<被打>的关系。但是，被动句却被“被”字标志，而主动句没有。

这种有标性理论词汇意义上也被广泛应用。<大小>，<长短>，<重轻>等配对形容词的语义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人类往往把弱小义看成是特殊的A，而把强大义看成是一般的non-A。见（9）：

（9） a. 这个东西有多大/长/重？

b. 这个东西有多小/短/轻？

（9a）和（9b）都是对“这个东西”的尺寸和重量提出疑问的句子，但是这两个问题的前提不同。在（9a）问句中，“这个东西”的尺寸和重量没有限度，有可能大/长/重也有可能小/短/轻。而（9b）问句就不同了。这个问句是以“这个东西小/短/轻”为前提的。这说明人们往往把含弱小义的形容词看成是有标的，把含强大义的形容词看成是无标的。

（二） 对中古汉语声母的分析

平山久雄（1967）对中古辅音进行了重建研究，它重建表如下：表1

我们从表1中看到了，隋唐人已经意识到中古汉语的声母可以分四类，全清类、次清类、全浊类、次浊类。平山久雄（1967）又在这些典型声母字上标注国际音标，以表示其音价。

当我们从语音学角度观察中古汉语音价时，不难发现，当时的汉语声母可以分析“一次性构成”的声母和“二次性构成”的声母。一次性构成的声母指通过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组合构成的声母。二次性构成的声母是在一次性构成的基础上，重新调音（articulation）而构成的声母，试比较（10）和（11）。

（10） 一次性构成的声母

a. 全清声母：p， t， ȶ， ts， s， ʈʂ， ʂ， ȶɕ， ɕ， k， h， ʔ

b. 次浊声母：m， n， l， ȵ， ȵʑ， j， ŋ

（11） 二次性构成的声母

a. 全浊声母：b， d， ȡ， dz， z， ɖʐ， ʐ， g， ɦ

b. 次清声母：pʻ， tʻ， ȶʻ， tsʻ， ʈʂʻ， ȶɕʻ， kʻ

（10a）所表示的全清声母和（10b）所表示的次浊声母在构音时，不需要前提，只把发音位置和发音方法组合起来即可。而（11a）所表示的全浊声母和（11b）所表示的次清声母的调音需要以全清声母为前提，在全清声母的基础上再调音。如全浊声母不过是全清声母的浊化，而次清声母不过是全清声母的送气化。这个观察根据是中古汉语的所有全浊声母和次清声母都分别与全清声母形成对立，见（12）。

（12） 与全清声母的对立

我们的观点是，古代汉人把第二次构成的全浊声母和次清声母看成是特殊的A，即有标声母，而把一次构成的声母看成是一般的non-A，即无标声母。暂且把这种分析法叫做“有标分析法”。

有标分析法有两大优点。一个是理论上的解释是合理的。[±voiced]×[±marked]＝4种声母类型，而且实际上中古声母也只有这4种类型。见表2。

按照我们的解释，表2中的全浊类声母具有有声性和有标性特征，因此，它是最特殊的类型，相反全清类声母既没有有声性也没有有标性，所以，它是最一般的类型。而次清和次浊都属于中间类型。

另外，按照语音学特征来分析的话，中古汉语的声母就会出现以下的分析结果，见表3。表3表示次清声母具有送气性质，次浊声母具有共鸣性质，另外再加上有声性。按照这个分析方法，从理论上[±voiced]×[±aspirate]×[±sonorant]应该得到8种类型的分析结果，但实际上只有表3这4种。而理论上存在的其他四种，在中古汉语声母中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音韵学上的采用有标性概念比照搬语音学的方法更合理。

表3

有标分析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可以合理地解释汉语“全浊送气”和“次清浊化”现象。所谓“全浊送气”是指，中古全浊声母原本不送气的，而到了现代汉语时代，它们却成为了次清声母，演变公式为：C[+v，+m]→Cʻ[–v，+m]。“全浊送气”这个现象在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具有“全浊送气”的方言分布如图1（详情参考钱曾怡2010）。图1中的红点表示全浊声母都送气，黄点表示在全浊声母中平·入送气，上/去不送气。白点表示在全浊声母中只有平声送气，其他声调不送气。浅蓝色圆点表示全浊声母都不送气。具体的例子，请参看侯精一、温端政（1993）。见表4a。

表4a

表4a表示，古全浊声母在现代方言中，如运城方言、吉县方言、霍州方言和汾西方言中，与送气声母对应。

所谓“次清浊化”与“全浊送气”相反，中古次清声母原本送气，而到了现代汉语方言中，它们变成了全浊声母，演变公式为：Cʻ[–v，+m]→C[+v，+m]。“次清浊化”在南方方言中可以看到。请参照詹伯慧等（1991）。见表4b。

表4b

表4b表示湖口方言的与古全浊声母对应的声母依然是有声的。同时与古次清声母对应的声母也是有声的。

我们知道从语音学角度来看，无论是全浊声母还是次清声母都是以全清声母为基础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当全浊退化时，不退化到“老本家——全清声母”而变成次清声母呢？同样，为什么当次清声母退化时，不退化到“老本家——全清声母”而退化到全浊声母呢？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有标性分析法能够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见（13）。

（13） a. 全浊→次清：[+voiced，+marked]→[–voiced，+marked] b. 次清→全浊：[–voiced，+marked] →[+voiced，+marked]

从音韵学角度来讲，全浊声母和次清声母都具有有标特征，无论是声母的无声化还是有声化，全浊和次清之间互相转变是最经济的，因为它们之间有共性，那就是有标性。它们之间的变化不过是用一种有标特征代替另一种有标特征而已。

相反，如果从语音学角度来探讨“全浊送气”和“次清浊化”现象的话，就会出现不合理的解释。见（14）。

（14） a. 全浊→次清：[+voiced，–sonorant]→[–voiced，+aspirate] b. 次清→全浊：[–voiced，+aspirate] →[+voiced，–sonorant]

我们知道全浊声母的发音特征，除了具有有声性特征以外，还有非共鸣性特征来区别次浊声母的共鸣性特征。另一方面，次清声母除了具有无声性以外，还有送气特征来与全清声母的不送气特征对立。但是，按照这种发音特征来分析中古音的话，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解释“全浊送气”和“次清浊化”的现象。如（14a）所示，“全浊送气”是在有声特征退化的同时，还会出现非共鸣性特征演变成送气特征，这是为什么？（14b）也同样，“次清浊化”是在有声特征出现的同时，还会出现送气特征演变成非共鸣特征，这又是为什么？换句话说，前者是用送气特征代替非共鸣特征，后者是用非共鸣特征代替送气特征。对于这个替代规则，我们无法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我们从音韵学角度，把Trobetzkoy（1939）的有标理论运用到中古汉语的声母分析是必要的，而且这个分析的合理性也可以通过“全浊送气”和“次清浊化”等现象得以证实。

三、 有标性对声调分化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暂且把有标性特征参与声调分化的现象叫做有标分调。并且，为了考察方便，暂且把分调的调类限定在入声调类上。

有标分调的方言大体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全浊凸显类，就是说只把具有有标特征的古浊声母突显出来，作为声调分化的标准。第二类是全清凸显类。就是说该方言在古全浊声母送气化的同时，只把有标特征作为分调标准。第三类方言是浊内分调类，就是说光用清浊对立特征分调还不够，在有声特征的调类内部，再以有标特征细分。第四类方言是清内分调类，就是说光用清浊特征分调还不够，在无声特征的调类内部，也以有标特征细分。

（一） 全浊凸显类

全浊凸显类方言对声母系统中最特殊的[+voiced， +marked]类很敏感，并以它来作为区分声调标准，见（15）。

（15）（15）表示这类方言中的声母音韵特征与声调分化的对应关系。这种方言是把古全浊声母和非全浊声母的对立来作为入声分化的标准。这类方言包括甘肃官话区域、关中方言区域、晋南官话区域、晋语中部区域、河南一小部分等等。具体情况请参照钱曾怡（2010）。我们只举两个例子，以示说明。见表5a和表5b。

表5a：晋中

表5b：晋南

在侯精一、温端正（1993：437）的调查报告中晋中盆地有21个点，其有15个点属于这一类。15个点分别是太原、清徐、榆次、太谷、文水、交城、祁县、孝义、介休、寿阳、榆社、娄烦、灵石、盂县、阳曲。请看表5a中的具体例子。在太谷和祁县的入声字中，只有与古全浊声母对应的入声字为阳声调，除此以外都是阴声调。另外，在山西南部是汾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合流成为的晋南地区。在这个地区的入声调类出现了舒化现象。按照侯精一、温端正（1993：697）的调查，在24个点中有16个点，如运城、芮城、永济、平陆、临猗、万荣、河津、乡宁、吉县、绛县、临汾、翼城、浮山、古县、洪洞、霍州都属于这个类型。请看表5b中的具体例子。在运城方言中，与古全浊声母对应的古入声字归入到阳平调，而与非全浊声母对应的古入声字归入到阴平调去了。另外，在闻喜、新绛方言中，与古全浊声母对应的古入声字与运城方言一样归入到阳平调，而与非全浊声母对应的古入声字归入到去声调去了。

以上的事实说明决定入声分化的标准不只限于有声特征还有有标特征的参与。

（二） 次清凸显类

全浊凸显类方言是对声母系统中最特殊的[+voiced，+marked]类很敏感的方言。与此相反，次清凸显类方言是以[±marked]为声调分化的唯一标准，后来由于全浊送气化而形成具有[–voiced，+marked]特征的次清凸显的方言。见（16）。

（16）

（16）表示次清凸显方言是把古全浊/古次清声母与古次浊/古全清声母的对立来作为声调分化标准的方言。这类方言按照颜森（2002）的调查结果，只有江西赣方言之一的新余方言。见表6。

表6：新余方言

在新余方言的入声音节中，与古全浊声母和古次清声母对应的声母“杂（tɕʰiaʔ）”和“七（tɕʰiəʔ）”的声调调值为24。而与次浊声母和全清声母对应的声母“骨（kuɔʔ）”和“日（ȵiəʔ）”的声调属于音调，调值为5。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有标特征成为入声分化的重要标准。

（三） 阳调分化类

有一种方言，首先以有声特征为标准对声调的分化施加影响，然后再以有标特征为标准对阳声调进行细分。我们把这种方言叫做阳调分化类方言，见（17）。

（17）

（17）表示所谓的“入派三声”现象，即以[±voiced]把入声调分成阴阳入，然后再以[±marked]把阳声调分成阳入a和阳入b。按钱曾怡（2010）的考察，具有这种特征的方言分布在华北，东北等官话区。见表7。

表7

在利津方言中，声母具有无声特征的音节为阴声调，调值为44。而声母具有有声特征的音节为阳声调。在阳声调中，具有无有标特征的音节为阳声调a，后归为去声；具有有标特征的音节为阳声调b，后归为阳平。而丹东方言与利津方言的不同点在于，丹东方言的声母具有无声特征的音节为上声调。济南方言的不同点在于它的声母具有无声特征的音节为阴平调。这些方言的共同点在于，声母不具有有标特征的音节的声调都归为去声调，声母具有有标性的音节的声调都归为阳平声调。

这个事实说明有标性在汉语的声调分化中所起的作用是二次分化的作用。

（四） 阴调分化类

与阳调分化类相反，还有一种方言，首先以有声特征为标准把声调进行分化，然后再以有标特征为标准对分化出来的阴声调再进行细分。我们把这种方言叫做阴调分化类方言。见（17）。

（17）

（17）表示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入派三声”现象，即以[±voiced]把入声调分成阴阳入，然后再以[±marked]把阴声调分成阴入a和阴入b。按詹伯慧等（1991）和颜森（2002）的考察，具有这种特征的方言分布在赣语区、湘语区和吴语区的一小部分。见表（8）。

表8：嘉善方言

嘉善方言是吴语中的一个方言。这个方言，如粗线所示，首先以[±voiced]把入声调分成阴阳入，阳入的调值为2，阴入调值为5。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方言的阴入系统，在连续变调的条件下，按照[±marked]还可以细分为阴入a和b。阴入a的调值为45，阴入b的调值为54。

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了有标特征在声调分化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 有声性与有标性的关系

我们通过以上的考察知道古汉语声调分化的条件不只依靠有声特征，还需要有标特征的参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高本汉、王力的清浊对立说难道不成立吗？我们回答：不是！在汉语方言中确实有些方言支持高本汉和王力的清浊对立说。既然如此，高本汉的“清浊对立说”与我们的“有标参与说”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在这一节里，将提出汉语的声调自中古音以后发生过二次分化的假说。

（一） 有声分调的方言

在北方方言中，零散地可以看见有些方言的入声是清浊分调的。也就是说，这些方言中入声分化过程中，有标特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见（18）。

（18）

（18）表示的是以[±voiced]为标准把入声声调分成阴阳入的现象，在这种方言中，[±marked]没有成为分调标准。这类方言在山西境内包括吕梁山脉大部、太行山脉东南区一部、晋中盆地中的平遥方言等等。具体情况请参照侯精一、温端正（1993）。我们只举几个例子，见表9。

表9

以下是按照侯精一、温端正（1993：437，446，486，534）的调查结果：在吕梁山脉的15个点中有10个点属于这一类，它们分别是离石、汾阳、中阳、柳林、临县、方山、兴县、静乐、隰县、永和。在太行山脉的东南区的15个点中，只有4个点属于这个类型，它们分别是潞城、黎城、平顺、壶关。在晋中盆地里只有一个方言属于此类，那就是平遥方言。

表9告诉我们临县、离石、平顺、平遥这四个方言的入声都是以古声母的有声特征来分类的：与古浊声母[+voiced]特征对应的入声音节归为阳入，与古清声母[–voiced]特征对应的入声音节归为阴入。请关注一下调值。临县、离石、平顺等方言的调值特点是阳入偏低，阴入偏高。这个事实好像支持发音特征决定调值的理论的合理性。我们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平遥方言的调值特点却是阳入偏高，阴入偏低。这个事实会成为语音特征决定调值说的反例。

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回答，那就是在这些方言中有标特征为什么没有成为入声分调的标准。

（二） 声调二次分化的假说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将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如序章所述，中古汉语以后声调发生过两次分化。第一次分化处于声母清浊对立时期，这个时期的声调按声母的[±voiced]条件来分化的，第二次分化处于清浊对立开始或已经消失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声调在第一次分化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以[±marked]为条件的再分化。接下来，我们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来分析清浊分调的方言和有标分调的方言之间的分布特征，从而得出前者为早期出现的现象后者为晚期出现的现象这一结论。

首先，观察一下山西境内的分布特征。山西省境内的地理特征指向，人口移动的难易度是南北移动容易，东西移动困难。这一点通过河流的走向可以证实。见图2。图2表明山西境内大的河流以及大的山脉都是南北走向而不是东西走向。如大河包括黄河和汾河，山脉包括吕梁山脉和太行山脉。不仅如此，有标分调的方言都是按照大河走向分布，而有声分调的方言却恰恰是东西分布，而不是南北分布。

从语言传播的观点来看，有标语言之间的一致性容易解释，那是因为人口移动从南向北，也就是说从中原地区往晋中盆地移动造成的。而有声分调的方言之间的传播就没有办法解释了。见图3。

图3表示，有声分调的方言东西横向分布，但是由于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的阻隔，它们之间在5小时之内不能徒步联系，另一方面，有标分调的方言南北纵向分布，由于没有大山阻隔，它们之间一般可以在5小时之内徒步联系。那么，有声分调的方言是如何相互传播的呢？

我们的假设是时间差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声分调的方言曾经是山西方言的主流，早先曾大面积地存在，而后来又被有标分调的中心方言（关中方言）由南向北侵蚀同化，没有被同化的清浊分调方言只残留在大山里。所以，这些残留方言才保持了过去方言的相同特征。这一点参照八木（2011）。

接下来再观察一下有声分调方言在全国的分布特征。有声分调方言没有形成方言区域，只围绕着西北方言周边分布。这个事实说明“有声分调”一定是一个古老的规则，不会是多处同时出现的孤立现象。见图4。图4表示，有声分调方言（用红点表示）绕着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方言分布：如甘肃官话区有一个方言，山西境内有几个，还有山东和江苏等非常分散。而有标分调方言即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方言区域（用黄点表示）在中古汉语时期为中心方言区。也就是说有声分调方言在有标分调方言的外围零散分布。这是为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介绍一下方言周圈模式。见下图。

图5： “katatsumuri（蜗牛）”的分布图5表示的是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者柳田国男（1930）的调查结果。日语“蜗牛”这个词的语音形式在日本列岛以京都市为中心方言形成了左右对称式的分布。京都方言的语音形式为“dendenmushi”，而离京都最近的左右（广岛和静冈）方言的形式一样，为“maimai”；而离京都稍远的左右（四国和关东）方言也一样，为“katatsumuri”；而离京都更远的左右（大分和山形）方言又一样，为“tsuburi”；而离京都最远的左右（熊本和青森）方言还是一样，为“namekuji”。柳田国男（1930）以这个分布事实为依据提出方言传播的周圈理论。即以中心方言为起点向周边扩散，中心方言的左右距离越远的方言，只要语言形式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周边方言的语言形式就是中心方言的原始形式。柴田武（1969）把柳田国男（1930）的方言周圈理论总结成以下的分布原则：

（19）邻接分布原则

某个地区的词形以文化中心区为起点，其分布顺序依次呈a—b—c时，

则该词形的历史演变顺序则会构拟为c>b>a。

我们按照方言邻接分布原则（19）来解释一下有声分调方言的分布特点。即以关中方言为中心的“西北方音”在《切韵》时代对全国各方言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当关中方言发生了“有声分调”时，这个规则花费漫长时间传遍全国各地。见图6。

图6的红点表示入声按照有声特征分为阴阳两个声调，而白点表示入声不分阴阳的方言。但是后来，关中方言又出现有标分调全浊分调的变化，不料，这个时期由于改朝换代等原因，关中方言的影响力减弱，这个规则只影响到晋南，再由晋南顺着黄河、汾河影响着晋中和吕梁地区。而远离西北方言的冀鲁方言、辽东方言等出现了阳调内部分化的变化，即“入派三声”。而吴方言以南出现了阴调内部分化的变化，即“气流分调”的现象。这样一来，早期发生的“有声分调”方言被同化，只有周边地区才能见到它的痕迹。见图7。

图7的黄点表示全浊分调方言，这是入派二声的方言。由于它的影响力有限，只停留在秦晋河南以及甘肃一带，和他接壤的地区是入派三声的方言区域：水色点表示阳调分化的方言，灰色点表示阴调分化的方言。以上三种方言类型都是有标分调方言，而剩下的红点表示有声分调的方言。这些有声分调的方言出了南方边缘地区以外，在中原地区都分布在黄点的周边地带。这个分布特点足以支持我们的“声调二次分化”的假说。

五、 结论与展望

我们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在中古汉语入声分化过程中，除了“有声分调”规则以外，还有“有标分调”规则。“有声分调”规则早于“有标分调”规则。

如果把我们的目光投射到入声以外的声调分化时，就会出现疑问，即其他声调是否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呢？我们通过粗浅调查发现，调类不同所遵循的规则不同：就北方方言而言，平声和去声一般遵循“有声分调”，上声一般遵循“有标分调”，主要是全浊凸显型。这里所说的北方方言指的是山西省境内和所有官话区方言。

我们从这个调查结果中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有声分调”早于“有标分调”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汉语声调的调类的演变存在着不均衡的状况，具体地说平声和去声的分化晚于上声的分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声调经历了两次分化，而平声调和去声调只经历了一次。就山西诸方言而言，在有很多地区方言中，平声和去声不分阴阳，与此相反，没有一个上声不分阴阳的方言。这个事实也许会成为我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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