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艰难竭蹶之中

荀子生于战国纵横之世，长于论辩，故其文多长篇大论，畅所欲言。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简练，语汇丰富，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是荀子散文的突出特点。

《荀子》一书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不少成语。毛泽东或谈话，或撰稿，喜好运用这些成语以增添文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使用了由《荀子》一书来源的成语。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讲到广大贫农在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为艰难困苦，他说：

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页）

成语“艰难竭蹶”出自《荀子·儒效》：

“远者竭蹶而趋之”，意思是远方的人跌跌爬爬地奔向他。“竭蹶”也用来比喻境况极端困苦。毛泽东用“艰难竭蹶”一句，形容旧中国农村贫农的生活极端艰难贫穷，引申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优于自耕农”。

旧中国农村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生活得极端贫苦，这使他们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打击剥削压迫农民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毛泽东把这称之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1926年10月到1927年年初，湖南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斗争如急风暴雨，有些革命党人看到斗地主老财，惊呼“过分”“糟得很”！反对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这种情况说：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页）

成语“罚不当罪”源见《荀子·政论》：

“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当”即相称。“罚不当罪”意即给予的处罚与所犯的罪行不相称。

毛泽东说农民协会处理问题“罚不当罪的极少”，是称赞农民对地主豪绅贪官污吏能根据其罪恶轻重，处罚宽严得当，真正乱来过分的并不多。以此说服革命党人指导农民运动健康发展。

毛泽东再次使用《荀子》中的成语已是抗日战争初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至事变后十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寇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在这时，蒋介石政府仍然和日寇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寇和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一直到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

卢沟桥事变十几天后（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说：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7页）

成语“前车可鉴”也作“前车之鉴”“覆车之鉴”“前覆后戒”等。语出《荀子·成相》篇：

“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

《汉书·贾谊传》：“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鉴：镜子，引申为教训。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应该戒备，改变轨道，如果重蹈覆辙，照着前车的老路走去，那也一定要翻车。比喻前人的失败，后人可引为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阿比西尼亚的覆辙”，指阿比西尼亚（即现今的埃塞俄比亚）在意大利入侵时战败的教训。阿比西尼亚位于非洲东北部，战略地位重要，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法西斯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计划遭到英、法的坚决反对后，即把侵略矛头指向东非。1934年12月，意军在意属索马里和阿比西尼亚接壤的华尔矿区制造边境冲突。1935年10月3日，配备重武器的三十万意军不宣而战地向阿比西尼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阿意战争爆发，国际联盟大会五十一国代表决定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但由于英、法采取绥靖政策，制裁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在抗意战争中，尽管阿比西尼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其落后的封建统治制度，不敢发动全民族的抗战，加之阿军武器装备低劣，且分属于各封建领主，不但不能协调军事行动，甚至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而互不支援，抗意战争最终失败。1936年5月5日，意军攻占阿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出亡英国。有鉴于此，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一文中就说：

“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6页）

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毛泽东使用这一成语，告诫全党和中国人民要吸取非洲国家阿比西尼亚不依靠人民大众抗击意大利侵略者，被意大利全部侵占的教训，巩固国内团结，改革政治制度，发动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认真记取“阿比西尼亚的覆辙”这个“前车之鉴”，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民族自卫战争，最终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但是，全国团结抗战的大业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944年，国民党顽固派与蒋介石等人，和日寇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常背弃他在庐山谈话中关于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

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节演讲”。第二天，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作了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评论说：蒋介石双十演说中，看不见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大后方）剩余土地的。蒋介石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评论接着说：

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都是“莫名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07页）

评论说蒋介石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成语“拒谏饰非”出自《荀子·成相》：

“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

大意是：做大臣的人如果拒绝劝告，掩饰错误，和国君一样的昏庸，那么国家必定要遭到灾祸。“拒谏饰非”意即拒绝劝告，掩饰错误。

毛泽东在新闻评论中使用《荀子》这一成语，揭露蒋介石“双十节演说”不改变其错误政策，而是采取了拒绝劝告和批评，制造借口掩盖错误的拙劣方法。这样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如荀子所说：“国必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