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军委三局来调令，要我办好手续去北京三局报到。刘寅副局长（在红军通信学校时是我的教员）同我谈话说：“中央电信总局需要大批干部，所以局里决定调你去。”
到了电信总局报到，局长王子纲同志是原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过草地时我曾在他的电台见习过，所以比较熟悉。一见面，王局长就说：“西南解放后，那里急需要大批干部，决定调你到西南邮电管理局。”
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
6月下旬，我从北京出发，先到武汉，见到了中南邮电管理局局长钟夫翔同志（原华北军区通信处长），在武汉休息了三四天后，乘船到重庆。由于是上水，这段行程共走了七天七夜。
这时，我已有三个孩子了，老三才七个多月大。行进到“鬼城”丰都时，船体突然发生故障，需要靠岸维修。那个时候，山上还有土匪，一时间，搞得很紧张。
我乘坐的“民生号”船上，连我共有30多名解放军。那时，干部出门都随身携带武器。我有一名警卫员，共带有“卡宾”枪一支，子弹100发；20响盒子枪（驳壳枪）一支，子弹80发；外加“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80发。
天已快黑，船长召集船上的军人开会说：“船什么时候能修复起航，还不敢定，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希望军人同志们给予大力支持。”
在场的虽都是军人，但互不认识，大家随便提名，推选一负责人统一指挥。有的提我，还有其他两名，共三人。是军人，在危难之时都应自动挺身而出，不能推诿。我们三人临时碰头，一致推选我任总指挥。
我立即告诉船长，通知所有乘客决不要慌乱，一切听从解放军临时指挥组的指挥。同时决定，参加护船行动的解放军全体人员一律靠船近岸边一侧，一路横队准备战斗。其余乘客快速转移到船的沿江一侧，并告诉大家，不要拥挤，不要乱走动，有解放军保护，谁都不要害怕。
上世纪50年代初，作者与夫人王炳及三个孩子合影
等一切安排好后，我又派出三个哨兵监视岸上动静，其他人就地休息。而我们被选出来的三人指挥组也通宵在船上巡逻，没有休息。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仍未发现敌情，估计土匪侦察到船上有武装的解放军，他们不敢妄动。第二天下午，船修复后继续航行。
到达重庆时，正是大热天气。当时的江岸码头，下船后，就是一段很陡很高的石台阶。带着三个小孩，正好有警卫员，我们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向上爬，又累又热，口又干渴，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本来从武汉出发的前两天，中南局已经向西南局发出电报，通知了我们到达的时间，并说明带有三个小孩，请他们派人到码头来接。结果，根本无人接，再加上人生地不熟的。西南局当时驻上清寺，方向也不知，还要边走边问。小孩热得直哭，我们就一人买了根冰棒，边走边吃。谁知，被解放军纠察人员拦住，还拿出本本记录，问我从哪来，到哪去，是哪个部队的，等等。
登记后，要我随他到值班室。因遇到这样热的天气，我穿的军衣也未扣扣子。值班室同志说：“你的军容风纪很不好，一是衣服不扣扣子，二是大街上吃冰棒，很不雅观。”军人嘛，尽管是客观情况所致，但仍要虚心接受批评。
值班的同志还是很客气地说：“首长，遇上大热天，我们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们也是执行大军区的命令，也请首长能理解我们。”我说：“你们做得对，我完全理解。”
经过近两个小时，才找到西南局大门。一进传达室，值班人员也不说叫你坐下，就先问：“你找谁呀？”我说：“从北京军委三局奉命来工作的。”“看证件。”把介绍信给他看后，他打电话给办公室，回答说等着，这时才说：“你找个地方坐下等等。”我们就在门外一棵树下坐着等。
这时，已是下午3时了，人又饿又渴，三个孩子一直哇哇叫。等了近20分钟仍无人过问，我进门对传达员说：“请你再打个电话问一下。”他说：“那你找哪个啊？”我说：“找你们局长。”他说：“局长好几个，你找的是哪个局长？”我实在难以忍受了，高声说：“找你们所有局长！”他一看我发火了，才又打电话。
又等了十几分钟后，叶云章同志来了（他原在晋冀鲁豫大军区通信分局任副局长，我们都很熟悉，此时是西南区局副局长），一见面就说：“让你久等了，实在对不起。”
正因为熟悉，所以说话比较随便，加之我有点火气，开口就说：“你们衙门大，官大、架子大！在武汉走之前两天，中南区局还给你们发电报，请来码头接，可我们找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这个大衙门。”他说：“实在对不起，我确实不知你什么时候到，知道你来，是北京电总的电话告知的，但具体时间不知。”我说：“老伙计，算了，赶快给我们搞点吃的，肚皮早就骂娘了，嘴皮官司以后再打吧。”
叶先带我们去食堂用餐，很快又安排了住宿。
休息十天后，区局领导找我谈话，要求前去筹建川东邮电管理局（含川北区）。任务很艰巨，当时是房无半间、人无一个，只有我单枪匹马，光杆司令一人，真正的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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