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的艰难抉择

二、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的艰难抉择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引起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思想观念的转化。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使得中国政治格局呈现出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

鸦片战争带来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其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特别是列强建立的租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权限以外，是“国中之国”，成为列强推行侵华政策的基地。另一方面，从半封建化来看，鸦片战争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二，社会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其三，革命任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从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独立的艰难探索。

（一）资产阶级政治道路的失败

清朝末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蓄势待发。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广泛影响，资产阶级团体的建立和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积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清朝政治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在必行。清朝末年，清王朝实施所谓的“新政”，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更促使人民群众不断起来反抗；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利益的纷争进一步分裂。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1912年元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资产阶级共和国。随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次，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再次，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后，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但是，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中外反动势力强大。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一，主观上，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表现为进步、革命上却妥协软弱的两面性。其二，在思想上，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理想上的目光短浅、在政治民主目标上的缺乏细致、在政治伦理上不能实现脱胎换骨，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软弱性的根本原因。其三，在组织上，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失败了，但它在政治、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是值得赞扬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传入

政治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直接缔造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谱写了新篇章。由于辛亥革命砸碎了专制枷锁，中国的思想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各种主义、思潮有机会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展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选择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把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传入有着广泛的思想基础，并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政治伦理和资产阶级政治伦理的双重批判实现了当代中国政治面目的焕然一新。

1.对封建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进程，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拉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分析和批判以往的政治历史，从而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展开了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复古派、国粹派及东方文化派的尊孔保教思想的猛烈批判。

中国漫长的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统治以孔孟儒家伦理为轴心，塑造了制度式（传统型）道德权威，特别是孔孟之后经帝王专制化后的儒家伦理，已经背离了孔孟德性伦理的初衷，伦理约束性逐渐走向条目化、规范化、律法化，成为一副强有力的“应当”枷锁，禁锢着人们的道德意识的发展，尤其是汉代董仲舒，创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到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把伦理规范作为枷锁架在人们的身上，伦理依靠帝王专制统治凸现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威。

李大钊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政治伦理的反动本质，认为它只不过是维护封建家族制度的政治工具，是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李大钊首先揭露了封建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他指出：“孔子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对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24]李大钊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主义政治伦理，指出其实质：

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25]

封建主义政治伦理只不过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是一种驯服和戕害。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凭借纲常名教和孔门伦理“障蔽民彝”，造成的后果是“锢蔽其聪明，夭阏其思想，消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26]。

李大钊倡导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的解放运动，其一是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它“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联治主义和自治主义，也都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随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动，一方因为经济受不了外来的压迫，国民的生活，极感不安，因而归咎于政治的不良、政治当局的无能，而力谋改造。一方因为欧美各国Democracy的思潮随着经济的势力传入东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种响应”^[27]。其二是社会解放运动。它“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28]。

与此同时，一大批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等人，开展了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伦理的批判。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主将，他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旗帜，以资产阶级道德观为思想武器，极其勇敢地把矛头指向孔孟之道，尖锐地抨击了纲常名教的封建道德规范，并自觉地把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与推翻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联系起来。1916年《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29]

随着历史的车轮逐渐驶出封建专制社会而向近现代迈进，中国政治伦理思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潮的涌入，许多仁人志士认识到“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30]。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潮的传入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深入、展开并占领着中国现代政治理论领域。

2.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

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动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伦理批判的同时，也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伦理。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映了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和要求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制衡”、“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伦理思想。这些政治伦理思想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一定积极的社会作用。李大钊指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是其价值体系的核心，政治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政治思想必定围绕此主题。资产阶级政治伦理观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其核心就是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李大钊认为，一味追求金钱和权力绝不可能给个人和全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只会带来痛苦和重压。

在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的批判的内容中，对于“民主”问题的批判和认识深入是最具典型的。“民主”在中国的传入可谓是不断发展、艰难前进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最早认识民主的主要是魏源、徐继畲等少数进步思想家。他们认识的民主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比较清楚地介绍了英、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肯定民主的“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的原则。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注意到民主思想层面的内容，内涵有所扩展，并开始使用“民主”一词。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认清西方民主的本质性内容，也没有真正接受民主。从甲午战争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前夕，这是中国人开始逐渐认清西方民主的本质性内容、真正接受西方民主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产生并获得重要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思想如主权在民、自由、平等以及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等内容得到认同，并体现在中国同盟会纲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和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中。

自“五四“运动后，受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推动，以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民主思想在中国取得巨大发展，对民主内涵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地深化和扩展。人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从政治民主的角度认识民主和追求民主，而是在关注政治民主的同时，开始进一步探究民主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里，作为政治伦理核心目标之一的民主有了广阔而科学的内涵：一是政治民主，争取政治民主成为中国人民首要的奋斗目标。二是阶级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民主问题时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将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并认定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人在阐述民主问题时已经具有“有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工人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劳农专政等概念上的区别。三是精神民主。从民主基本精神的角度来认识民主的内涵，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就十分注重从人格独立、自由、平等以及道德等层面论述民主。之后，注重从民主精神角度认识民主逐渐成为中国人思考民主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理路。在共产党人看来，民主的精神主要是指平等的精神。

通过对封建主义政治伦理和资产阶级政治伦理的双重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其蓬勃的生机预示着明日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