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不开的艰难第一步

——筹拍《为了美好的生活》

(1977-1978年　长春、北京、河南省等地)

“文革”结束，电影厂可以专心致志拍电影了。大家热情很高，都想尽快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工作中去，因为耽搁的太久了。可一个厂一年能拍多少电影，是有指标限制的，大厂多一些，像长影，多时有20几部，小厂也就几部。摄制人员的配备一般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拍摄生产；第二梯队筹拍准备；第三梯队休养生息，等待任务。作为摄制组的中心人物——导演，其上戏的条件是：一、领导认可，受重视；二、抓到了可供拍摄的剧本；三、论资排辈，先来后到。正常年月，这些机制运作比较均衡，可现实是老、中、青三代导演都想搭头班车，争先恐后，可毕竟是僧多粥少，指标有限!那时也讲人际关系，潜规则。可我是个听从组织安排，不太会经营的人，能否挤进这个队列?前途难卜。

“四人帮”刚刚垮台，百废待兴，仅文化部门可干、该干的事情就很多。部里向几个电影制片厂布置了任务，各管几个省，考察全国文化艺术现状，看演出，读作品，并给予一定辅导，发现好苗子积极培植。长影负责东北三省外加一个河南省，我被安排到河南考察小组。我们的领队是长影总编室副主任兼《电影文学》杂志副主编田野同志，其他成员有李耿、高为人、王浙滨和王小莲共6人。我们在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文化局的热情接待。他们派专人陪同考察，先后在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登封、三门峡、红旗渠等地观摩演出，审看剧本，开座谈会，顺便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一路走下来，可作记忆的事不多，但有几件印象深刻，值得一说。我们所到之处都有领导陪同吃饭，除我们这一桌，另外还有两三桌人陪吃，可谓一时风气。虽然菜肴丰盛，却不见酒水，因河南受灾，上级明令禁酒。在参观林县红旗渠(当地自力更生的凿山引水工程)时，为我们准备的餐饮是白薯、小米粥、小咸菜，内宾外宾待遇一样。

现在说起“少林寺”，几乎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晓，因为一部《少林寺》电影的风靡，以此题材衍生出的影视作品不知有多少部了。可是，在“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对很多人来讲，“少林寺”三个字还很陌生，我们这一行人了解的就不多，只听说那里有珍贵的壁画，外国人很看重。

去少林寺参观是我们小组的人提出的，并不在工作计划之内。文化局为我们准备了一辆老式后开门的美国吉普车，跑起来飞扬的尘土不停往车里灌。那时去少林寺的土路还没修整，很少有人到这里参观旅游，路上来往的车辆也极少。我们走进山门，只看到几个老僧，他们对来客不予理睬，任由你随意走，随便看。好在有文化局的同志陪同，他充当导游，领我们看了壁画，还有因武僧经年累月练功而在石板上留下的脚印坑，让人印象深刻。当我们游走在寺院外塔林中时，正值太阳下山，昏暗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塔林，想到每个塔下圆寂的高僧，顿觉阴气袭来，不寒而栗，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想赶紧摆脱这寂静恐怖氛围。就在这一瞬间我突发奇想：利用这个环境，这个气氛拍一部有关少林寺的武侠电影，肯定很有意境，很有特色!我把这个想法和领队田野同志说了，他望着我半天，似乎想说点什么又迟疑地没有说。我的感受是，他认为我有点异想天开。后来我回到长影，把这个想法又和其他老艺术家、老领导说过，都是无动于衷，没有兴趣。

在返回郑州的路上，途经登封县嵩山中岳庙，虽然天色已晚，大家还是停车进去看了看。庙内神像全没了，空空的大屋子显得荒凉破败。院里四尊北宋时铸造的三米高的大铁人还在，只不过已经东倒西歪，失去了往日的尊严。据说“文革”时“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把它们扳倒，可力不从心，没把根基弄毁。不像安阳市的“造反派”本事大，他们把袁世凯的高大石碑从碑亭中拉出来撂倒在地上。

中岳庙虽然被洗劫一空，可神灵的至尊地位仍存在信徒的心中。就在我们拾级而上走过一个庙门的时候，看见农民装束的母女两人背着一麻袋烧纸跨过高大的庙门槛向山上的大殿走去。她们在没有佛像的神位前点燃了烧纸，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烧纸。是许愿?是还愿?不得而知，神态十分虔诚。

去河南完成文化部的任务后，很想抓个剧本争取上戏。负责筹备剧本的长影总编室，编辑力量很强，能在全国各地遴选剧本，不过，有拍摄潜质的剧本肯定到不了我这样的新手手里，所以，还得自力更生，主动出击，自己找食吃。我从学生时期就喜欢改编创作，想从小说创作中发现好题材，自费订购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刊物，也常到图书馆去查找。我曾选中过几篇，向总编室和艺术片室领导推荐，但均不被看好。有一天，田野同志突然找我，邀我同去辽宁省抚顺市，扶植一个业余作者的剧本。我很高兴能又一次与他一起工作。田野是位从事电影文学创作多年的老同志，平易近人，很想与他学习。在抚顺期间我买到了一本厚重的文学期刊，记不准是《收获》还是《当代》、《十月》了。我在里面选中了小说《芙蓉镇》看了起来。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乃至一些对话细节深深地吸引了我，其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打动了我，所反映的“反右”那段生活我也不陌生……我马上向田野同志推荐。他没拒绝，抽空儿看了，不过读后的反应却让我大失所望。他的大意是，长影不会选这样的小说改编拍摄。我据理力争，申辩小说的种种优点，还建议请有经验的老导演来拍摄……田野同志温和地笑了笑，说：“谁敢拍?厂领导也不会同意的。”我明白了，他更多指的是政治敏感问题，不能再说什么了。

以上记录了似乎是与长影擦肩而过的两个案例，有点遗憾。一个是“少林寺”那种环境和它的历史故事，可以产生一部很有特色的“少林寺”功夫电影，这件事，香港导演张鑫炎办成了；另一个是《芙蓉镇》这样的好小说可以改编、拍摄出一部优秀的艺术电影，这件事上影厂的导演谢晋办到了。而像我这个在长影正在争取上戏的年轻导演，只能想到但绝不会办到。这样的事例经常出现。一个电影厂能拍出什么样的电影，一个导演能拍出什么样的影片，那是受多方面制约和限定的，不会由着我等水平的毛愣小子天真烂漫去遐想就可以实现的。这样浅显的道理，我却很长时间没弄明白，所以，不断地走弯路。我们来抚顺扶植的剧本可能是长影想要的，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后来本子也没成活。

在我赋闲待命期间，厂曾安排我去西藏拍西藏歌舞片，我琢磨了一下没同意，理由是西藏的歌舞已在舞台上展演了多年，没有新鲜内容可展示；而且我知道，这是为长影在西藏拍故事片《丫丫》时应允的一个还债任务。为此，我的领导杨文浩还找我，做思想工作。他说，王家乙拍的第一个戏是短片《鬼话》，林农的第一部影片是评剧《小姑贤》，当导演都得从拍小玩意儿起步。他讲得对，一个新手或生手，领导不会轻易放手交给你一部大片的。我犹豫后还是没接，大小无所谓，可歌舞不是戏，引发不出一点创作欲望。后来别人去了，但不知为何终究没有拍摄，或许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一天，导演广布道尔基找我，说是有一个反映现实生活，写商业服务员的喜剧剧本，想约我合作拍摄，实际是以老带新拉我一把，我欣然答应。他又说，剧本还不太成熟，作者是业余的，需要帮助修改。我明白他的意思，愿意承担改本工作。我们把作者从烟台请来，仍住在“小白楼”招待所一起研究改本。广导是蒙古族导演，拍过不少影片，社交能力很强，他得知全国财贸战线要在北京召开“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在厂内外一活动，我们便获准前往首都，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这对我们改好剧本，拍好影片有很大帮助。大会很隆重，规模相当大，内容很丰富，也有专题报告。时任国务院负责财经工作的领导姚依林同志的讲话就很精彩。他说，我们在国际上不会做生意，上好的茶叶“粗粗”的大包装卖出，人家买去后，按两计算分成“细细”的小包装投放市场，所赚的钱不知高出我们多少倍。酒的包装，不分大小瓶，都是老规矩一个样，瓶盖还是压盖式的，打开后一次喝不完，剩下的只好扔掉。他说，瓶子能不能变成大小、形状不同的?小扁瓶的二两装白酒人家就愿意买，可以贴身放在衣兜里，瓶盖再改成螺旋式的，一次喝不完可以拧上盖……他讲了许多这种浅显的事例，让我们这些在场听众都深受触动。我们国家“文革”之后的财贸形势就是如此，不改革怎么行?

大会还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各行业技术能手的专场表演赛，看了让人大开眼界。譬如，那时还没有点钞机，银行的工作人员徒手点钞，方法多样，速度奇快，“一五一十”的人工点钞速度不亚于点钞机；擀饺子皮一次能同时擀好几个，人如机器，眼瞅着饺子皮从擀面杖底下飞出；抻面师傅能把面抻得细如发丝。种种特技表演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啧啧称奇。

在大会期间，广导常出外联系事情，包括与蔡元元负责的剧本《刑场上的婚礼》合作的事。不久他就改变主意，决定与蔡元元联合拍《刑》片。他离开了大会，把正筹拍的这部喜剧片留给我一个人了。我利用大会记者的身份为改好剧本而奔波：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组织服务员召开剧本研讨会，还和他们的模范售货员张秉贵单独交谈了一次。他在水果糖专柜售货，练出一手抓糖如秤般准确的本事，号称“一把抓”。我还在《北京日报》社组织座谈会，并走街串巷搜集到不少关于商业服务的反面故事。我是下了狠功夫，一定要协助作者把剧本改好，争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能有水准。

大会期间，来自文化艺术单位的人常会接触交流，我有幸认识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哑剧名演员王景愚先生，春节晚会上王先生表演的小品《吃鸡》，夸张逼真的动作让人难忘。会上高级厨师表演的蔬菜雕刻作品很好看，其中一件用茄子、胡萝卜等材质刻的一对仙鹤令侯宝林爱惜有加，散会后他要了来，拿到我们住的宾馆放到洗脸盆里用水浸养了起来，晚饭后匆忙拿回家去了。大会还组织了财贸单位在人民大会堂表演节目，我们这些文艺单位的人担负起协助演员化妆的工作。化妆室设在地下室三层，我又一次感受到人民大会堂的宏伟、漂亮。侯宝林这样的老艺术家，也给予热心指导。大家都认识他，喜爱他，一听说他来了都围了上来。他指着一个年轻女孩化得很浓重的红脸蛋儿说：“你这是什么?是日本国的国旗呀!”逗得围聚的人群一片笑声，羞得小女孩赶紧跑开去修妆去了。侯宝林是人们热爱的表演艺术大师，结识他很容易生发出创作联想。王景愚不仅是个哑剧好演员，也是位有好作品的编剧，话剧《枫》就是他笔下作品。为此，我和王景愚商量，能不能为侯宝林量身打造一个新喜剧本?“文革”前侯宝林主演过一部电影叫《游园惊梦》，老观众还有印象，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让人经久不忘：公园的长条木椅刚刷过油漆，侯宝林就躺上去睡觉，一觉醒来全身都印上了一条一条的油漆印，围观的小孩笑他是个大“斑马”。侯宝林好像只拍过这一部电影，隔了这么多年，再拍一部新作肯定会受到欢迎。我们可以把他当成中国的卓别林看待么!王景愚对我的提议很赞赏，答应考虑考虑。我很期待。

大会临结束时给大家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接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我们这些非正式代表也不例外，太难得了!接见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当多，也相当全，几乎当时在任的各方面领导全来了。从事后送给我们的合影照片上可见到这样的文字：“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代表合影，一九七八年七月十日”，这种展开长长的巨幅照片很难得，当我拿到店铺量身制作相框时，围观的人都议论：“这可得好好保管，很值钱啊!”

大会之后，作者返回烟台，临别时他表态同意由我执笔按共同商量好的思路认真改写一遍，然后送审。这个剧本的名字定的是《为了美好的生活》，主要故事情节是一对孪生姐妹售货员对顾客一个服务好，一个服务差，强烈反差对比生发出很多喜剧情节，现实题材，轻松愉快，成本也很低，正是“文革”之后很需要的一种类型影片。回长春后，我还到长春百货大楼(时称五商店)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就认认真真地改写了起来。我本想先请广导看看，但他早已无暇兼顾了。我交给了责任编辑吕文玉，他看后认为比原剧提高很大，决定送剧本副厂长胡苏处审阅。胡苏看过剧本后，在他养病的二○八医院找我和吕文玉去谈了意见。胡副厂长充分肯定了剧本，同意投入拍摄，也谈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修改意见。这个时期纪叶同志也刚好被任命为新剧本副厂长，所以，又把剧本送到纪叶处审看，他看后表态同意胡苏的决定，可以送厂领导班子研究投产。这样，剧本又送到艺术副厂长王家乙手中。我还了解到，厂里留有一个生产指标，要求的就是短小精悍的、轻松愉快的、投资很少的现实题材喜剧剧本。这个本子刚好配备上，因此，我充满了期待!可是，现实往往不会按照主观希望那样发展。

那时王家乙下放回厂后，也住在长影一宿舍大筒子楼，我把剧本亲自送到他家。王家乙的爱人林白是位老演员，也执导过翻译片。“文革”期间因我对王家乙有所关照，她表示出过感激之情。王家乙升任副厂长后，一次在厂院里林白遇见了我，主动和我说：“家乙当副厂长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言外之意对我能有所照顾。所以，这次送剧本后我有所期待。过了一些日子，我去他家询问对剧本的意见，王家乙说，他还没有看。这，我没啥说的，人家当领导的忙。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仍说还没有看。我只好再等。请领导审阅剧本得有耐心，要给领导充足的审看时间，所以我也不好接二连三地去催促。就在我满心期望但又很焦虑的等待中，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有人说，王家乙带了一个摄制组去武汉要拍《水调歌头》，不知为什么不拍了，摄制组返厂后不解散，待命新任务。我忽然联想到，该组的摄影师许寿增在厂院里相遇时，曾对我说过：“听说你抓到个不错的喜剧本?到我们组来拍吧!”我说那当然好了，等剧本讨论通过了吧。”我和许寿增在《黄河少年》组合作过，彼此有好印象。我又想到也是在厂院里碰见该组的副导演由长科，和我说过同样的话，我们彼此也很熟悉，我同样表达愿意合作的意思。不过，这两件事我都没有留心细想是否还有什么弦外之音。有一天，在长影七棚对面的上下楼梯时遇见了广布道尔基导演，他没有停步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说了一句：“你注意啊!有人要抢你的本。”我愣了一下，还没等回话，他已下楼走掉了。我突然感到危机，紧张了起来。但是，直到这个地步了我还没醒悟，没往坏处想，又一次急切地找王家乙副厂长询问剧本情况，他仍然是不冷不热地说：还没有来得及看。然后推托有事先自离开了办公室。我脑子一片空白，愚痴得不会思考了。早就应该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了，可我没有，或准确地讲，没想联系，没敢联系。

以后发生的事情几乎让我崩溃。好友高鸿鹄告诉了我。他说：“你那个本子王家乙想拍。”我说，“可以啊!无论他带我联合拍，或者他给我当顾问，我去执导都可以呀!”他说，都不行了，总编室又来了一个同样类型的剧本《小字辈》，王家乙已经决定上这个戏了。老制片主任曹竹林(他与杨文浩、刘水航三人当时负责领导艺术片室)找我，把我交到王家乙手中的剧本递给我，说是副厂长纪叶交回艺术片室的。意思是厂决定不拍了。曹竹林看我失落的样子深表同情，含蓄地引导我要想开。他说，你看人家《小字辈》剧组，不等讨论剧本通过，已经在上海选好外景地和女主角了……其没说出来的意思该是，人家是厂领导，又是老导演、大导演，你这个无名“小字辈”的也不明事理，不会来事儿，怎么能行呢?我又到纪叶家中了解实情，还想争取到支持。纪叶副厂长已改变了态度，说长影以前拍过反映商业题材的喜剧片《满意不满意》，以后不再拍这类片了。另外，当年的生产指标也没了。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因为是自己钟爱的工作，全身心地付出了努力，而且即将要走到成功的临界线了，却莫明其妙地被推了下来。我很懊悔自己不通人情世故，也太容易轻信某些人和事。我也反思了电影厂的用人制度压制年轻人的成长，压抑新生力量的发挥，为此，提笔给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信写得不长，也没有说具体案例，更没提到任何人名，就事论事说这个制度：大学本科导演系毕业的学生到电影厂工作得先做见习场记，而后才是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联合导演，再到独立导演，多浪费时光、浪费人才啊!党和国家能不能像重视培养科技人员那样重视一下电影导演人才的培养?我们在大学学导演就读了五年多，“文革”又耽搁了十年，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做本专业工作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写完信也没指望能邮到或能被看到，就当是舒缓一下自己的郁闷心情吧，所以，贴了一张平信邮票，扔进了大街上的绿邮筒里，完事。我调节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又开始寻找新剧本，也没指望这封信会有个什么结果。王景愚处也联系过了，想给侯宝林写个剧本的想法挺好，可一时还没想出怎么来构思创作，还得另寻他路。一晃就到了1979年，日子过得太快了。

有一天，在厂二楼走廊遇见了杨文浩，他对我说：“你快去苏厂长办公室吧，他有事找你。”我不知什么情况，谨慎地敲开了苏云办公室的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见苏厂长正坐在桌后面看材料，我问了一句：“苏厂长您找我有事?”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说：“你给耀邦同志写的信转过来了。你不就是想独立拍电影吗?现在部里要拿钱成立青年摄制组，从北影、上影、长影三个老厂各选一个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年龄不超过40岁的、没有独立拍过电影的人去电影局报到。咱们厂决定派你去。听说剧本都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挑选，具体事情你到纪叶那儿听听，他刚从北京回来。”我听后挺惊喜，我反映的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而且能马上落实。我到纪叶办公室听到的情况也是这些，不过在最关心的剧本问题上他说的比较含糊不清，好像都是电影局的一些想法。我不管不顾了，这样一个机会太难得了，得赶紧去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力所能及的剧本，马上工作起来。为了抢时间，我没有像往日出差那样，请厂专职买票的人订购卧铺，心急火燎地从艺术片室支出点钱，带点生活用品，跑到火车站买张硬座票奔向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