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中的艰难和收获

王铎

地面上薄薄的一层白雪，阳光洒在雪面上射出斑驳银光，也泛出了初春微暖中的寒气。院子里的雪还没有清扫，印着几行散乱的足迹。院子中间一个小花圃，几株尚未返青的木芍药在冷风中微微摇晃，透出几分宁静和些许冷清。这是1992年春节过后不久，时任固原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张学彦先生带着我走进固原地区文联的大门所看到的情景。由此，在这所小院中开始了我的五年文联生涯，体味了另一种艰难辛苦，收获了足以感受终生的人生阅历。

众，培育新人”的工作原则，主动工作，积极改革，打开局面。几年中，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颇具创意，且不论是与非、成与败，其时其事至今令人回味。

维持生存，坚守园地。《六盘山》杂志创刊于1982年，是当时宁夏公开发行的三家文学期刊之一，论社会影响是大于《黄河文学》的。可是，那个时候她的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来稿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每期印数不足2000册，发行几乎完全是赠阅，稿费很低，还欠着一大笔印刷费。有的上级领导甚至已经说出了“停办”的话。如果停办，刊号注销，本地的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将失去一片耕耘和欣赏的园地，以后若想恢复这样一个刊物，对于一个贫困地区来说，恐怕难上加难了。因此，力保《六盘山》的生存就成了文联当时的第一项重点工作。为此，我们让人讨嫌地一次又一次地找行署领导、财政局领导争取办刊资金，办公室里找，上下班路上找，三更半夜去家里找，言辞恳切，态度卑微，真心求助，十之五六会小有斩获，辛酸中夹杂着欣慰。

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以刊养刊”，我们调整了发稿重点和服务方向，实行了发行任务包干到人的办法。立足“地方特点，民族特色，服务中心，扶植本地新人”，开设了报告文学专栏、大中学生专栏、回族文学专号、地方专号等，创办了“西部文艺创作服务中心”，甚至摸索过一次通俗文学的路子；刊物征订期间，文联机关全体人员包括会计、司机，每两人包一个县，在当地热心作者的帮助下，利用各种关系找订户、跑发行，凡是能沾点边的党政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几乎都跑到了；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3名发行员，承担日常征订和发行工作，这种做法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这些做法有效地保证了刊物生存，并且扩大了刊物影响，培育了一大批关心《六盘山》的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也为文联的账面上增添了不少的数字。

正是有了这种韧性的坚守，这个刊物才得以生存到今天，在这块比较贫瘠的园地里才长出了为数不少的文学新树。石舒清、郭文斌、王漫曦、火会亮、季栋梁、张嵩、古原、李方、冯雄等等，大致都是在这个时期从《六盘山》起步并一步步走向宁夏乃至中国文坛的。可以说，没有这份文学双月刊，就没有这个青年作家群，更不会有浸透着黄土味的“西海固文学”！

开展活动，显示作为。文联管理着六个协会，由于经费掣肘，很少开展活动，文联和各协会的社会影响自然受到局限。改变这种现状，也就成为当时文联机关的同志和各协会负责人的一种责任。既然是一种责任，就应该主动担当。我们把抓协会活动作为文联的第二项重点工作，苦心谋划，四方协调，煞费心机地筹办活动。五年间，组织开展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协会活动有“双十佳歌手大赛”、“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书法大赛”、“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固原地区书法美术作品展”、“固原地区老艺人暨优秀青年演员献艺演出”等；与自治区文联、固原师专等方面联合举办了“石舒清作品研讨会”、“全区繁荣少儿文学创作暨李银泮作品讨论会”、“老龙潭笔会”、“西海固文学创作研讨会”等，也就是在这几个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西海固文学”的概念；动用了朋友、同学、同事、领导、亲戚等种种关系，在全地区范围内拉赞助，加上自筹资金，编辑印制了固原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大型宣传画册《固原》，负责编辑的几位同志专程到深圳的惠州市联系印刷、校对监印。这些活动在今天看来大概是几碟小菜，但是在当年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从自治区宣传文化界到固原地区的大大小小单位，许多人正是从这些活动中知道了固原文联、知道了文联是这样的不容小觑。为了组织这些协会活动，高琨、王漫曦、李成福、唐宏雄、郭文斌、闻玉霞、任光武、陈桂英、伏建国等文联机关的同志以及张光全、钟正平、林银萍、褚忠强、柴培科、赵文信、甘永蟾、马国俊、梁俊玲等协会负责人无私奉献、艰辛努力，令人感佩。

创办实体，剑走偏锋。1992年，全国的改革开放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在许多地方呈现出色彩纷呈的探索模式。打开南大门，国有企业改制，党政机关带头搞第三产业，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固原地委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办经济实体，既是上级的号召，也不失为摆脱文联自身生存困难的一条路子。响应地委的号召，这一年的5月，在张学彦先生的全力支持下，地区文联和地委宣传部联合兴办了地委机关的第一个经济实体“固原地区文化服务部”，聘任笔者为经理、唐宏雄为业务经理、牛君琦为副经理。牌子挂上了，但是对于既没钱又缺人、还没有搞经济工作经验的几个文人而言，几乎是赶鸭子上架，何况还是在固原这个经济发展落后、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地方。难，任何地方都有；干，可以有不同的状态。既然是经济实体，理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的文化服务部却完全是白手起家，真正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当然还谈不上“最新最美”。通过个人关系，我们争取到了固原建设银行的3万元贷款，文联机关的同志集资了不到1万元。用这点钱，把临街的东、南两面院墙推倒，盖起了10余间砖瓦平房，对外招商出租。

在推倒围墙盖营业房时还引发了一场风波。围墙刚刚推倒，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接到了固原县城建局的“停工通知”，说我们违反了城建规划，立即停工，恢复围墙，否则法院见。院墙已经推倒，房子不让盖，经济实体将无所依从，经济损失将无法挽回。为了扭转局面，半个月内，我们几乎每天都找地委和固原县、城建局的领导汇报、请求，地委刘金声副书记、张学彦部长亲自打电话、写条子请固原县的领导“法外施恩”。15天的时间，从不答应到推托，直到明确回复“可以施工但属非法建筑”。文人经商，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当时，打台球、玩电子游戏在山城刚刚兴起，服务部瞅准商机，开设了台球、电子游戏、图书租赁室，把宣传部和文联的存书集中起来对外有偿借阅，把两个单位的2台20寸彩色电视机连接上家用卡式游戏机就成了游艺室的全部设备，台球桌是唐、牛两位经理亲自到西安厂家购买并雇用大卡车连夜运回的。没钱雇用员工，出租房屋的管理和游艺室的服务以及收款就由文联机关的干部轮流值班，既当服务员，又当收银员。没有丁点装修的营业房，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设施，几位兼职经理和员工，在开业后的一段时间里，生意却有点意想不到的红火，兼职的机关干部忙得叫苦连天，会计、出纳每天收款时却满脸喜气。多年没有发放的风沙补贴、编辑费、发行费，靠服务部的收入兑现了，开展协会活动也有点底气了。

为扩大经济实体的生意，我们还与个体户联合办过瓜子厂；腾出会议室出租给搞家具加工的下岗工人；批发了一车鲜葡萄，文联机关干部推着小车到街道上、幼儿园、行署大院当零售小贩。该尝试的尝试了，不该尝试的也尝试了，酸甜苦辣扎扎实实地品味了，思想观念得到了无从想象的冲击。

正在经济实体艰难前行时，行署党组作出决定：文联迁入行署大院，现有办公地点移交地区供销社。决定的依据是，文联“占用”的小院原本是地区供销社的集体资产，1983年地区供销社撤销，文联等群团组织迁入，其后其他单位相继迁出，只留下了文联一家；1992年地区供销社恢复，为了发展第三产业，须将小院归还供销社。决定已出，我们虽数次向地委、行署领导提出异议，无奈还得服从。1995年5月，我们告别了刚刚红火起来的小院，搬入了行署大院的一座旧楼内，在10间混凝土办公室里重蹈规规矩矩的机关岁月。

1995年7月，固原地区第三次文代会召开，我当选为主席，也是固原文联的第二任主席。1996年12月，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召开，我有幸入选宁夏代表团，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地区文联主席出席了全国代表大会。

岁月似水，回想文联小院的那些日子，既有煦日和风，也有冷风寒雨，既有春华秋实，也有枯枝衰草，不堪回首中有令人难忘之事，愤懑苦恼中有欣慰自豪之情，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历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片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