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谲诡异的政治风云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李林甫在初夏的炎热中首次以宰相身份走入庄严肃穆的中书门下。自从名相张说奏请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后，这里便从单纯的议事机构升格为宰相办事机构。能够走进这里是每个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里是整个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和决策中枢。

身为宗室成员的李林甫有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身份。他是李隆基皇帝的远房叔叔，因为他的曾祖父李树良是开国皇帝李渊的堂弟。这也是李隆基从内心深处颇为眷顾这位远房亲戚的情感动因。

最得宠的武惠妃不断在李隆基耳边吹枕边风是李林甫拜相的重要原因。跑断了腿不如皇帝身边女人的一张嘴，而武惠妃有一张让李隆基神魂颠倒的嘴。她的身上无疑继承了姑祖母武则天善于勾引男人的优良传统，能够将皇帝牢牢地操纵在自己的手心里。

唐帝国的宰相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李隆基将宰相数目控制在两到三人。不过那时的宰相却分为三六九等，不同档次的宰相有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话语权！

第一档是当然宰相，也就是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的长官。从太宗朝开始，尚书令不再轻易授予朝臣，而尚书省两个副长官左、右仆射如果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号便无法参与最高决策，所以当然宰相就剩下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

第二档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级官员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拜相一般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

第三档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郎级或者更低级别官员拜相一般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林甫此时担任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所以此时他的地位明显逊于同为宰相的中书令张九龄和侍中裴耀卿。李林甫最初的这段宰相生涯并不如意，因为他逐渐被资格更老、地位更高的张九龄和裴耀卿边缘化。

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并不急于争权，因为他深知很多事情不是争来的而是等来的。“等”并不是坐享其成，也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坐以待变，谈笑间对手灰飞烟灭。经过两年多的等待，李林甫终于等到了反戈一击的机会，也等到了投桃报李的机会。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的冬天，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皇子们居住的“十王宅”显得一片萧瑟。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个失落的王子聚在了一起，不过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这次聚会最后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李瑛的母亲赵丽妃早在李隆基做藩王时便服侍在他的身旁。李隆基是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皇帝，晓音律，善歌舞，自然对歌女出身的赵丽妃情有独钟。由于王皇后一直没有子嗣，李隆基册立赵丽妃之子李瑛为皇太子。

可武惠妃的出现却使得李隆基对赵丽妃的宠爱日衰，赵丽妃最终带着无尽的失落离开了这个世界。失去母亲庇护的李瑛越来越不受父皇的待见，这也为武惠妃和李林甫联手设计陷害他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个人发了几句牢骚，而那些话却成为武惠妃攻击他们的把柄。

武惠妃在李隆基面前哭诉，太子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结党而且企图谋害他们母子。在宠妃的哭声中，李隆基终于愤怒了。

“结党”一直是李隆基最厌恶的词。“结党”必然意味着“营私”，而“营私”必然会导致“废公”，皇太子“结党”给他带来的潜在威胁可想而知。经历了无数宫廷政变风雨洗礼的李隆基对潜在威胁有着一种神经质般的敏感。

要不是波谲诡异的政治风云，并不是嫡长子的李隆基也许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位藩王。他通过宫廷政变将自己的父亲送上了的皇位，父皇自然投桃报李地破格立他为太子。

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大背景下，李隆基的血统问题成为姑姑太平公主攻击他最好的口实，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摇摇欲坠。

从藩王到太子，从太子到皇帝，李隆基每一步都走得坎坷异常。即使登基称帝之后，作为太上皇的父亲和姑姑太平公主依旧是悬在他头上的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姑姑太平公主死于一场迷雾重重的叛乱，父亲李旦也于此后离开人世，此时的李隆基才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皇帝。

深感皇位得来不易的李隆基时刻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有的是真实的，但更多的是臆想的。为此，他曾经猜忌过功臣，猜忌过兄弟，晚年又将猜疑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儿子。

李隆基的心中顿时升腾起废除太子以及鄂王和光王的念头，可是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必须召集宰相们商议。

一副老学究模样的张九龄引用了晋文公、汉武帝、晋惠帝以及隋文帝轻易废弃太子招致国家动荡的典故，他言辞恳切的规劝最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渐渐恢复理智的李隆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对帝国的未来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决定。

一直翘首以盼的武惠妃最终收获的是失望，可是她却并不甘心，她派遣亲信宦官牛贵儿去见张九龄。牛贵儿的突然造访招致张九龄的一番斥责，还将此事向李隆基作了汇报。碰了一鼻子灰的武惠妃只得选择忍气吞声，从长计议。

虽然太子风波暂时告一段落，但张九龄的宰相生涯却即将走到尽头，而他命运的终结者就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李隆基想要任命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却遭到宰相张九龄与裴耀卿的反对。

当时沉默不语的李林甫事后找到李隆基，说：“牛仙客具有宰相之才，何止担任尚书。张九龄乃是一介书生，真是不识大体！”李隆基自然将李林甫视为自己的知音和心腹。

第二天，李隆基再次召集宰相议论牛仙客的职务任免问题。耿直的张九龄依旧坚决反对，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李隆基不禁勃然大怒，李林甫却选择了沉默，但退朝后，李林甫再次添油加醋地将张九龄诋毁一番。李隆基对张九龄的不满达到了极点，而且李林甫很快又扔出那根足以压垮张九龄这个政治强人的最后的那根稻草。

蔚州刺史王元琰贪污案事发。鉴于事态重大，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联合审理这个案件。王元琰不是别人，正是严挺之前妻的现任丈夫。

没错！严挺之的确与前妻离异了，而且婚姻的解体并没有让两人形同陌路。不知是旧情难忘还是其他原因，“大爱无疆”的严挺之居然不顾国法，企图暗中营救王元琰。他这个不识时务的举动不仅给自己带来厄运，更是将祸水引向了自己的老领导张九龄。

李林甫却在暗中注视着张九龄的一举一动，仿佛一只在树林深处静静等待着猎物到来的猎豹。

李隆基召集宰相们讨论严挺之挟私枉法之事。张九龄此时还不知道局势的严峻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所以他仍旧不顾一切地出言为好友严挺之辩解。这正是李林甫所期待的，因为张九龄正在一步步地走进他布设的陷阱之中。

望着竭力袒护严挺之的张九龄，李隆基不禁想起了前些日子讨论牛仙客任职时发生的种种不愉快：

我要提拔才华横溢的牛仙客，你坚决反对！

我要废除图谋不轨的太子，你也坚决反对！

我要惩处触犯国法的严挺之，你又坚决反对！

李隆基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那个令他担忧而又厌恶的词“结党”。这一系列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张九龄利用职务便利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尤其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朝宰相居然与太子纠缠在一起。

李隆基随即罢免了张九龄与裴耀卿宰相职务。忧愤难言的两个人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结果，因为这就是政治！

“一雕挟两兔”的李林甫无疑成为最大的赢家。兼任中书令的李林甫一跃成为“首相”，首度跻身宰相行列的牛仙客自然对李林甫俯首听命。

张九龄的罢相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属于李林甫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了，这也成为唐帝国政治由清明到黑暗的转折点。李林甫从此主政达十六年之久，这段时间无疑成为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

虽然经济继续发展，可是社会贫富分化却日益加剧，以至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文化继续昌盛，可是明哲保身和阿谀奉承的实用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思潮。

“树欲静而风不止”，权力是命运的主宰。掌握权力不仅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

第二年初夏时节，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李隆基，说牛仙客根本不是当宰相的材料。否定牛仙客就意味着否定李隆基的用人政策，愤怒的李隆基竟然为此杀了周子谅。

李林甫趁机说：“周子谅不过是张九龄手中的一枚棋子。张九龄才是这起政治事件的主谋。”

张九龄被贬出京，改任荆州长史，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张九龄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悲怆走了，而且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

惶恐不安的太子李瑛感受到切肤之痛。虽然冬季的冷酷已经被明媚的阳光一扫而光，可是太子李瑛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因为从此之后，他不得不独自面对险恶的政治风云。

他的厄运很快就来了。

武惠妃以宫中出现盗贼为由征召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身披盔甲入宫缉拿盗贼。

当三人如约进宫后，武惠妃却向李隆基诬陷他们披甲入宫图谋不轨。李隆基急忙派遣心腹宦官前去查看，果然如武惠妃所言，所以李隆基对武惠妃的话深信不疑。

《新唐书》中的这段记载颇值得怀疑，与《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的司马光也对此提出异议。

经过上次风波，太子与武惠妃的矛盾已经明朗化和激烈化。太子等人肯定会谨言慎行，绝不会如此轻信武惠妃之言，做出身披盔甲入宫这样明显不合时宜而又授人以柄的举动。尽管如此，武惠妃诬陷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阴谋造反却是事实。

上次，武惠妃诬陷三人对李隆基不满，企图谋害他们母子，而这次武惠妃的诬陷升级了！她不仅指控他们三人的不满，而且将要付诸行动。

李隆基会信吗？会！皇帝与太子早已不是简单的父子关系，早已被权力异化了，他们相互猜忌，相互防范。

怒不可遏的李隆基急忙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理此事，因为太子的废立可是帝国的大事。

狡猾的李林甫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微臣不便表态！”

李林甫早已从李隆基的愤怒的表情中猜出了他将会如何处置这三个儿子，而他不表态实际上就是推波助澜！

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同时被废为庶人，不久被赐死。

《慎子》记载：“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一旦名分归属确定，人们在欲望面前不得不止步。太子宝座突然出现空缺，一轮激烈的争夺也随之展开。

太子李瑛被废后，武惠妃所生的寿王李瑁无疑成为最热门的太子人选，因为他是最得宠的皇妃与最得势的宰相联手推荐的太子人选。

武惠妃原以为太子之位顺理成章地会落在李瑁的身上，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却突然变得不那么自然。

虽然李隆基已经不是即位之初那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了，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可能因为激愤而暂时丧失理智，可是面对重大问题时仍旧保持着足够的冷静与清醒。太子人选不仅关乎政局的稳定，也关乎帝国的未来。

寿王李瑁自幼因容貌秀丽、性情温和恭顺而得到李隆基的宠爱，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隆基发现李瑁与自己的期望正渐行渐远。

李瑛的太子之位之所以产生动摇是因为他既不是皇后所生的嫡子，也不是李隆基的长子，只是因为母亲曾经受到宠爱而登上太子之位,自然难以服众！

虽然武惠妃在宫中享受着实际上的皇后地位，但她毕竟没有登上后位，所以寿王李瑁自然不享有嫡子身份。如果李瑁像李瑛那样仅仅因为母亲得宠而被册立太子，那么李瑛的悲剧也许还会继续上演。

当然，李隆基不太关心甚至有时会漠视皇子个体的人生际遇甚至个人生死，但由此而引发的帝国政治纷争却是他不得不考虑的。

其实李隆基心底深处还隐藏着一个无法明说的原因。李隆基的原配王皇后被废后，皇后之位一直虚位以待。他也曾经动过将武惠妃扶上皇后宝座的念头，却遭到群臣的反对。

这是因为武惠妃有个特殊的身份，她的姑祖母就是武则天，所以群臣们担心武则天篡权的一幕再次上演。在众人的反对声中，李隆基不得不深思由此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

武则天篡夺李唐江山并大肆屠杀李唐宗室的政治伤痕依旧隐隐作痛。李隆基的母亲曾经无缘无故地被武则天召进宫中赐死，最终连一块尸骨也没有找到。武则天篡唐、韦皇后专政、太平公主干政等一系列女人干政无疑在李隆基的内心留下浓重而且难以抹去的阴影。

正当李隆基为皇位继承人问题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武惠妃却一病不起。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空旷而昏暗的寝殿会让武惠妃感到无限的惊恐，因为每一个昏暗的角落里都隐藏着让她瑟瑟发抖的恐惧！

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血淋淋的面容经常出现在她的噩梦中，她觉得这是他们阴魂不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其实真正的鬼不在眼前而在心中。

工于心计的女人的下场大多是悲惨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她们不甘心仅仅是为人母，为人妻，因为对权力的渴望让她们难以忍受生活的平淡。对于她们而言，要么成为博弈的胜者，要么成为欲望的牺牲品。

当年武则天设计逼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之后也曾遭受噩梦的纠缠，可她却凭借坚定的意志和坚强的神经成功地驱除心魔的纠缠，可武惠妃却没有姑祖母那样坚强，甚至连驱魔的道士也没有帮助她摆脱“阴魂”的纠缠。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十二月，三十九岁的武惠妃在惶恐不安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此时距离李瑛等人被赐死只有八个月的时间，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武惠妃的死无疑使李隆基变得更加纠结，立李玙还是立李瑁，成为李隆基一时间难以取舍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

长子李琮打猎时被猎兽抓伤了脸，这个被毁容的皇子实际上已退出了竞争行列。由于次子李瑛已经被赐死，三子李玙（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李亨）便成为太子候选人中最年长的皇子。

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使摇摆不定的李隆基最终下定了决心，他就是高力士！

真实的高力士与我们脑海中臆想的那个阴阳怪气又心理阴暗的宦官形象大相径庭。

与绝大多数宦官出身贫寒不同，出身名门的高力士甚至具有皇室血统，他的祖先冯弘曾经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国的皇帝，但高力士出生时，这段辉煌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二百五十多年。

虽然高力士的家族在这二百五十多年间里经历过诸多变故，但依旧是人人羡慕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冯盎被唐朝封为耿国公、高州总管，“颐指万家，手据千里”。他的祖父与父亲世袭潘州刺史，可是这样一个世代富贵的家族却被一场无情的政治风暴彻底摧毁了。

武则天时期酷吏横行，他们犹如一群失去羁绊的恶狼疯狂地撕咬着。他们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小事变大，殃及无辜；滥用刑罚，屈打成招；嗜血成性，杀人如麻。“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高力士的家族不幸卷入了这场血雨腥风之中，年幼的他被阉割送入宫廷。原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等着别人伺候的少爷刹那间沦落为伺候皇帝的奴才。

高力士是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的宦官，小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宦官群体中绝对是佼佼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是可以领兵打仗的将帅之才。

李隆基曾经充满赞赏地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心。”

高力士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也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所以李隆基犹豫不决的时候经常征求高力士的意见。

面对因闷闷不乐而茶饭不思的李隆基，高力士关切地询问缘故。

“你跟随我多年，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

“陛下是不是因为储君未定而忧虑不安呢？”

李隆基欣慰地点点头。

“陛下何必为此而劳神呢？册立年长的皇子，谁还敢对此有意见呢？”

“立忠王，我看行！”

虽然高力士在关键时刻出言相助，却不是因为高力士与忠王李玙之间存在什么亲密的私人关系。即使在李隆基退位后，高力士依旧不离不弃地陪侍在他的左右，而没有投奔已经成为帝国新主人的李玙。

在嫡长子继承制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虽然这不是一项科学的制度，但它之所以会延续千余年必然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因为只有血统与出身是无法改变的，一旦改用其他标准则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之中。

很多人会觉得“立能”更合适，可是能力高低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异议就会有争议，继而衍生为争斗。

李玙出生时的名字是李嗣昇，他改封为忠王时改名李浚，后来又改名李玙。他被册立为太子后随即改名为李绍，后因与南北朝时期宋朝太子同名而改名为李亨。李亨在整个改名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估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父皇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改名。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小沈阳的一句话：“跟你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换不了人还不能换个名吗？”

世人对高力士干政的指责不绝于耳，因为饱读诗书的士子们难以容忍一个宦官对帝国政策指手画脚，可是高力士提出的诸多政策建议无疑是高瞻远瞩的，是高屋建瓴的，是功在当代的。

高力士彻底断绝了寿王成为太子的希望，或许寿王根本就没有对皇位产生过憧憬。在整个太子废立的过程中，史书中并没有留下关于寿王以及寿王妃杨玉环为争取太子之位而活动的只言片语，反而是寿王的母亲武惠妃一直表现得很积极，也许寿王不过是他母亲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枚棋子而已。

最坚固的依靠——母亲走了，太子之位也与他渐行渐远了，这一串的打击接踵而至，可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厄运不过才刚刚开始。

虽然这一切看似与安禄山遥不可及，可是却深深地影响着他未来的人生之路。此前，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坎坷异常，即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功勋卓著的胡人将领依旧受到汉族重臣的节制。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政绩突出的节度使往往会升任宰相，称为“出将入相”，张嘉贞、张说、萧蒿、杜暹等人都是通过节度使这个跳板当上宰相的。尽管如此，能够有机会出任宰相的节度使大都是具有中央工作经验的空降干部，真正从基层提拔起来的节度使出任宰相的机会微乎其微。

“出将入相”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央官员前往条件艰苦的帝国边疆地区工作，这有效地解决了边疆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这些具有边疆工作经验的官员回京任职后在政策制定和政务决策时会更加符合边疆的实际，官员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帝国更好地应对边疆日趋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一柄利害相间的双刃剑，“出将入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应。许多朝廷空降的节度使原本是文官，既不懂边疆军事斗争形势，又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外行指挥外行”肯定会影响部队的战斗能力。很多中央官员到边疆任职不过是为了“镀镀金”，根本无心在边疆建功立业。

由于重要官职都被朝廷“空降”的官员把持着，广大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出身卑微的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无疑被严重堵塞了！不过李林甫提出的一个建议却使得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变得豁然开朗。

深知权力来之不易的李林甫觉得“出将入相”制度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没准儿哪一天某个才华卓著的节度使会得到李隆基的赏识而成为宰相，进而取代他的位置。

为了将潜在威胁消弭于无形，李林甫向李隆基建议大胆提拔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游牧民族出身的胡人将领更加骁勇善战，二是胡人将领大都出身卑微便于朝廷控制。

其实李林甫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些胡人将领出任宰相的几率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君主对于胡人本能的鄙视和排斥，另一方面因为胡人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具备执政能力。

这个政策得到李隆基的首肯，曾经盛行一时的“出将入相”在天宝年间突然间销声匿迹了。由于中央空降干部数量大幅萎缩，一大批胡人将领得以脱颖而出，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以至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在帝国十大军区中，六个军区的司令都由胡人将领担任，而且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隶属于这六大军区。

正当安禄山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时，他的恩人和老领导张守珪却突然出事了！

张守珪对于稳定东北边陲的局势曾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帝国在与契丹和奚族的军事斗争中逐渐由守势变为攻势，可是接踵而至的军事胜利使得张守珪手下的那些将领们变得日益骄狂。

很多将领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整天想着如何从战争中捞取政治收益。战争不再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反而沦为将领们加官晋爵的砝码。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张守珪大败契丹余部。胜利的情绪在唐军中弥漫开来，很多人注定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张守珪手下的偏将白真陀罗假传张守珪的命令，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率领手下精锐骑兵渡过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袭击奚部落。头脑清醒的乌知义觉得师出无名，借故推辞了。

白真陀罗仍旧不死心，又假借皇帝诏命胁迫乌知义出兵。节度使的军令可以推辞，可是皇帝的诏命却难以违抗，乌知义迫不得已发动进攻。奚因为没有准备而轻而易举地被乌知义击败，但彪悍的奚将士很快便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转败为胜。

战后，张守珪故意隐瞒失败的事实，反而向朝廷上报大捷，但这件事很快便引起了李隆基的怀疑，于是派遣亲信太监牛仙童前去调查。宦官一般都出身贫苦，所以绝大多数宦官都对金钱有着异乎寻常的贪婪，他们会利用难得的机会为自己的后半生积累财富。

张守珪向牛仙童发动金钱攻势，他不仅迫使白真陀罗自尽，而且把所有责任推到白真陀罗身上。牛仙童回京后竭力为张守珪掩饰，所以李隆基不再追究此事。

正当这件事逐渐被人们遗忘时，牛仙童受贿罪行突然败露了。

念及此前的功勋，李隆基只是免去张守珪的幽州节度使职务，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市）刺史。心情沮丧到极点的张守珪前往遥远而荒凉的括州赴任，到任不久，一代名将张守珪便郁郁而终。

镇守幽州七年之久的张守珪黯然离职后，李适之、王斛斯、裴宽走马灯似的出任幽州节度使。羽翼渐丰的安禄山脱离义父张守珪的呵护仍旧可以自由翱翔，他随后创造了和平时期将帅升迁的神话，上演了一出令人羡慕不已的“安禄山升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