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叶渚沛

叶淑珊（执笔）　叶良侠　叶凯蒂

叶渚沛
（1902～1971）

祖籍福建厦门，1902年10月6日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市，1971年11月24日逝世。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长期潜心于科学研究，善于运用多种科学和技术的综合观点，不断提出解决国家建设中许多重大课题的意见和建议。倡导了化工冶金学，创建了化工治金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自小父亲最爱我，在我的心里他只是我的爸爸。等长大了一点儿，才知道爸爸他不完全是我的，他的心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深夜。年复一年无悔地奔忙着，二十年如一日。他是以什么为动力这样做呢？我百思不得解。后来我慢慢明白了。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当他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时，父亲就上唐人街去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在他办公桌上，当时他在美国任联合国的经济顾问，之后不久他便毅然辞掉了。他对我母亲说他要回国了，我母亲和他们一岁的儿子还有肚里的我可以随同他一起去中国，如不去，父亲会留一笔钱给母亲，自己单身也要回国去建设社会主义。我的父亲在和母亲结婚时，就告诉我母亲，他有一天会回到他的祖国，为中国人民服务。

我父亲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爱国精神呢？这得从我爷爷叶独醒说起。我的爷爷原名叶镇锥，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年轻时因参加反清复明，失败后逃到了菲律宾，在菲律宾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在海外闹革命。他经常抛家舍业，四处奔波，为革命讲演、募捐，筹措经费，有时还抽调自家布店的资金支援革命，以致使那桩小店倒闭。孙中山先生曾经亲自写一块匾额，赠送给叶镇锥，并将他的名字改称“叶独醒”，意思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来表彰他为革命做过的贡献。

父亲是1902年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这样的一个家庭中，他排行第二，自小爱读书，喜欢搞点小发明创造什么的，从小就决定长大要救国。他17岁那年赴美读书。本想学医，后改学冶金。他认为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人才能站起来，才不至于受外国侵略和欺负，而国家要强大必须要有钢铁。爷爷闹革命把钱都捐给孙中山去买军火了，于是奶奶只能卖首饰接济我父亲。但钱仍不够，父亲就参加了美国的国家民兵。一个月练兵两次，一年发两套衣服，这样衣服就有了。他上课记笔记，下课就卖笔记，就有钱吃饭了。就这样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他留在美国就业，1927年他还参加了美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决定去中国延安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技术，但还没有到延安，在重庆就被党留了下来，为抗日做工作。父亲在重庆救了不少共产党人，其中也包括白求恩大夫。在“文革”期间，父亲曾经拿出白求恩的借条给我看。白求恩大夫应加拿大及美国共产党派遣去延安，在路经重庆时，所带的药物沿途都被日本人轰炸火车时烧光了。我父亲看见白大夫就问他，延安战士在流血，你为什么还不去？白大夫告诉我父亲，外科医生没有药怎么去救战士呢？于是我父亲问他需要多少钱，他出了个数目。父亲在几天内登报启事，说他急需用钱，就把钱很快筹备好，送白大夫上延安去了。白大夫写借条是为了保护我父亲，如国民党戴笠特务来问，我父亲就可以说钱是借给白大夫的。抗日战争后期，有人在戴笠那出卖了我父亲，他才不得以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然而，他虽然回到美国，但心还是留在中国。在我父亲与母亲结婚时，父亲就对母亲说过多次，他总有一天要回到他的国家，为他的祖国和人民服务。我母亲深深地爱上了这样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人。在当时的年代，一个白人女子和一个中国男人的结合是需要很多勇气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父亲第二次返回中国，他不但把母亲和哥哥带回了中国，还把在香港的叶家连同我祖母一起搬到北京定居。

我对小时候的事情记得不多，但有几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自我记事起，我父母就分房睡觉，我从没有多想过。长大了才明白，父亲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来工作，20年如一日。只有在我们出去度假，他才接连睡上一两个星期，摇醒他吃早饭，再摇醒吃中饭。他平时根本没有时间陪我们玩。我母亲看父亲这样努力工作，她也就更加努力在北大教授学生英文。

父亲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榜样。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很多人吃不饱饭，父亲所里派人到处去找吃的。一次父亲从所里拿来一只鹅，我可高兴极了，想着晚上有鹅吃了。可放学回家鹅没有了，我问鹅呢，原来父亲把鹅拿去给所里一位急需营养的女工了。所里几次去内蒙古打黄羊，我们听说要发黄羊肉，但一次也没有发到家里，原来父亲都让给别人了。父亲在所里有一辆华沙小卧车，听他司机说，他的级别可以有一辆新的高级车，可父亲说华沙还能开，不要去换新车。司机很不高兴，想说服父亲，不过他终究未能说服父亲换新车。司机怎么知道，我父亲绝不会为一辆车去多花中国人民一分钱的。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小汽车好坏对他而言是无所谓的。一次寒假父亲去广州开会，我们全家也都跟着去了。要回来时，大水冲了铁轨，火车停运了，有人建议我们坐飞机回北京，父亲绝不让，那时飞机一般人很少乘，他不让我们有特权感，于是等了几天，水退了，我们才坐火车回家。

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脾气不很好，事过多年我才明白，父亲刚来中国时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他一回国时，就到重工业部工作，但重工业部一时没有具体给他工作。我父亲很幽默的告诉他朋友们说，等他死时，他要在他坟墓上写下“在这躺着的是叶渚沛，因无聊而死”。一直到有一次刘少奇主席问一位外国专家，能不能介绍一位冶金专家给中国，他推荐了父亲，这样我父亲才真正开始实现他回国的理想，他为中国早就准备了多年的冶金资料。但工作不很顺利，有一天父亲从人民大会堂回来，他哭了。那时父亲没听懂一句中文话，有人在他旁边告诉他说，“说你呐”——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公开向叶渚沛道歉。原来多年来中国一直低价卖稀土金属给苏联，我父亲坚决反对，他说有一天中国一定会需要我们自己的稀土金属，不能廉价出售，但冶金部的官员们不听。为了这桩事父亲气的都得了心脏病。

“文化大革命”了，父亲历史太复杂。爷爷原是国民党，因为蒋介石的原因，他退出了国民党。但我母亲又是美国人，所以说父亲有“可能”是特务。谁的特务呢？不知道，于是抄家，批斗，住牛棚。父亲被拉上台批斗，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对我们说：“他们需要个草包，我就是那个草包。”他住牛棚的时候，我去给他送饭，专政队的人说，如果我要再来看父亲，我必须叫他坦白。为了看父亲我什么都肯做，我答应劝父亲坦白。当专政队人告诉父亲说我是来劝他坦白的，我父亲狠狠地拍桌子告诉专政队，我当着你们告诉我女儿，我的一生没有一个污点让她感到耻辱。第二天我父亲把一张白纸交给了专政队，这就是他对专政队的坦白。

后来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他多年的工资，一分也没有存。工作这么多年，他给我母亲一小部分工资，其余的钱，化冶所里谁家有困难，他就把工资给谁。我们几个子女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文革”了。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埋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总会照顾我的孩子吧。”我父亲的心是多么单纯，当时父亲才开始为子女今后的生活着急，但我们还不懂父亲的心。

其实父亲在牛棚里时就开始生病了。当时他要去看病，可没有所里的证明，医生不给他好好看，还有人居然讥笑他，后来父亲索性就不去治病了。我每天看着他肚子疼得不能坐起，把椅子放到桌子上，把打字机再放到椅子上，把肚子使劲地压在桌子上，站着工作。但父亲每天还是一早起来，他在赶时间，为了中国的钢铁及化工事业，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一直到他肠梗阻那天，我跟哥哥把他送到协和医院，主治大夫认出他是人大常委叶渚沛时，才把他收下尽力抢救，但癌症已经进入了晚期。病魔终于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人总是要死的，但他的死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大约对我们的父亲而言，最感遗憾的是自他1950年从国外归国后，16年的工作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因为，从他年轻时代开始，便把中国特殊的冶金与农业需求定为他的科研中心。他在国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研究方针。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而“文革”又最终剥夺了他实现理想的最后的机会。

“文革”期中，父亲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此信原文是英文，父亲出生于菲律宾，在美国受教育，没有正式学过中文，信当时由我们子女翻译并到国务院侧门递交的。现保存原翻译。这是一封文字之间带着那时代的背景与一位老科学家面对无法抵制的政治洪流的最后呼唤的信，也是父亲叶渚沛对他一生的理想、追求与贡献的一种总结。他在信中说：

敬爱的毛主席：

就在刚解放的时候，我在困难的情况下回到了祖国，希望把我的一点知识和经验贡献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一个爱国者和现代重工业技术的专业人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许多错误的和有害于我们冶金建设的建议，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公开地给予反对，我知道这是冒险的，但我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所以1953年当我被称为“反苏分子”时，我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党组织对我个人的历史做深入的调查。

18年后的现在我又第二次给您写信，请求调查我的情况，并感谢您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使我认识到以前的错误。我更加感谢党的是，领导科学院的解放军明确地告诉我，党会给我合适的工作，使我能够继续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对我来说合适的工作就是参加能够为祖国和人民献出我小小力量的“化冶”过程的研究工作。

……

研究过程问题需要有综合性学科的观点，而我的专长正表现在这方面。我坚信对祖国发展着的科学技术，自己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您是我们的伟大领导和导师，您能够明白一个年近七十，只剩不多几年工作时间的人，对浪费最后的生命感到的痛苦。为祖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就是我的生命，剥夺我在自己专业内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的机会，我就等于是活着的死人。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简单叙述二十年来我的科学工作和斗争，而我最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的研究）所多年来的工作方向是否正确，我所是否对国家有存在的必要。我要写的大部分事情很容易得到二位以前直接领导我的老干部的证明，一位是科学院前副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一位是前技术科学部负责人赵飞克同志，他们现都在科学院。

……

由于年龄比较大，我强烈希望能在我的晚年继续对党和人民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多年来，我一直想发展一些新生产技术，特别是不必用电力而用超高温碳热能生产电石和铝金属。我认为这些新技术不论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适合于我国。根据我对生产技术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超高温生产技术可能在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被采用。从我目前初步完成的理论研究来看，这项工作是完全行得通的。

……

父亲在信中对自己20年来的工作以及所领导的化工冶金所多年来的工作作了总结，并请求上级能保留化工冶金研究所，这样便能有机会在晚年继续为祖国贡献他的力量。

父亲教育我们自立、自强，我们经历过苦难、曲折，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哥哥现在是一位出色的实业家，我和妹妹现在都在美国，我做慈善工作快三十年了，如筹建老人院。这也是中国教给我的，对老人要孝敬。妹妹在大学任教。我们以此来告慰在天堂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