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张昌绍

回忆我的父亲张昌绍——重庆时期和最后的时期

张安中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上海已遭日军侵占，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的父亲，抱着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急切地回了国。这时上海医学院已内迁重庆歌乐山，父亲去后任药理学副教授，以及中央卫生实验院的研究员。经过短短的筹备期就开展了工作。当时的重庆条件很艰苦，住的是竹片糊泥巴的房子，水电煤卫全无，有位叫老宋的老伯专门为大家从山下小溪把水挑到山上来，每户每天用一担水；晚上点的是电石（乙炔）灯；屋后砌了个柴灶烧饭。母亲还学着用火油箱改制的烤箱做面包，烤失败的面包由我们自己吃掉，一旦成功了就把实验室的成员都请到家里来分享，就着自制的果酱和当时颇珍贵的红茶，就是一顿美味的茶点了。实验室的人员很少，加在一起也不到10位，我记得的有周廷冲、王进英、黄琪章、张德龄和陈文卿等，他们团结一致地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勤奋工作，生活上也亲密无间地相互照顾，例如陈文卿老工友，在全组人中年纪最大，身体又虚弱，大家很照顾他，但他总是坚持工作，还仔细地把制作简单仪器设备的经验教给年轻人。他丧妻后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情绪不好，大家为他物色了一个“婆姨”，并为他举行了婚礼。父亲除主持这个实验室外，还要去医学院讲课，有时忙不过来，周廷冲作为他的第一助手，就会主动挤出时间来帮忙，例如处理一些文件和信件，将文献打字等等，他和父亲在一起工作时，说话不多但非常默契，彼此也极信任，连当时只有10岁的我也看出来这个集体是一个最亲密的大家庭，其中每一个叔叔伯伯都是好人。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一致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物质条件虽差也出了不少成果，例如对治疗疟疾、痢疾等常见病的中药研究都有新的发现，其中对常山碱的研究还发表在Science上。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磺胺药、青霉素、链霉素等抗菌药物相继在国外被报道，为微生物感染的化学治疗开创了新纪元，这一进展使父亲兴奋不已。按说，他在英国学的是肾上腺素能神经的药理，在这方面已有良好的基础和心得、设想，但回国后看到民间传染病猖獗以及治疗手段的极端缺乏，就下决心要研究和寻找当地具有资源的治疗药物（都是植物药），在这种条件限制下，探索工作是非常艰辛的，突然出现了像青霉素等这么“爽气”的化疗药物，治疗效果又快又好，毒性又小，作为药理学家的父亲，自然是欢欣鼓舞，万分激动！他决心要把这些化疗药物的有关知识尽快地介绍到国内来，并努力把它们推上临床，为挽救以及控制传染病再作贡献。

当时的重庆没有国外的医学杂志，父亲靠了过去在国外的同事寄给他的微型胶卷文献来了解国际医学动态。每逢月底，实验室的人员望穿秋水似地等待那个从国外寄来的微型胶卷包裹，有时是白等一场。当包裹终于被盼到时，大家莫不欣喜万分，当即由几个人轮流将胶卷放在显微阅读器下阅读，同时在打字机上将文献打出来。阅读器和打字机放在我们家的饭桌上，打字机整天都嗒、嗒、嗒欢快地响着，我们搬到柴灶旁吃饭。到了晚上，轮到父亲来阅读和打字，直到深夜。文献打出来后，就着手写综述。父亲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就在家里那张饭桌上写书。桌上堆满了一叠叠的打字稿、卡片和许多小纸条（大概是分类用的），当时正值盛夏，重庆的夜晚非常闷热，父亲在两臂和桌面之间铺上毛巾吸汗，另有一块毛巾用来擦脸上的汗，在乙炔灯下疾书。母亲先是在他背后打扇，后来也去睡了，父亲则不停地写下去，有时直写到次日黎明，才用湿毛巾擦去满头汗水，倒头睡去。夏天我们水缸里的水不够用，但总设法为父亲留下洗脸擦身的水。重庆的冬天是冷的，到了冬天，竹片泥巴房子到处漏风，父亲下班回来就脱去西装，穿上棉袍，脚下一只炭炉，膝上睡着家里的一只大黄猫相互取暖。有时母亲还端着一碗红枣汤，父亲往往眼睛不离开他的稿纸，伸手接过就完全喝下去，接着又写。有时电石烧完了，灯暗下去，他只好站起来点上蜡烛，在烛光下倒掉变成粉末的电石，换上新的电石再继续写下去。就这样他写了《磺胺类化学治疗学》、《青霉素治疗学》、《青霉素、链霉素及其他抗生素》、《花柳病化学治疗学》、《实用药理学》、《现代治疗学》等书。这些书在缺医少药的内地受到如饥似渴的需求，当时有不少医学院校的教师甚至学生还有临床医生都来信希望得到这些书。实验室的王进英，解放后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这些书还被送到解放区，周恩来同志还写了一个表示感谢的收条，那个收条一直被母亲珍藏着。

于是，磺胺药和青霉素等抗菌药物被介绍到了中国的临床，在药源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这些书对挑选适应证，正确用药，节约用药等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受到临床医生的欢迎。

1945年日本投降，歌乐山和全国一样，一片欢腾，山上通宵载歌载舞，大家纷纷相互告慰：“回家啰！”1946年我们随上海医学院由重庆回到上海。这时，颜福庆院长已在上海造好了大批的楼房和宿舍准备安置归来的人员。我们被分配到平江路宿舍，那里有10栋新建的小楼，1号由肺科吴绍青教授住，2号是生理的朱壬葆教授，3号是生理的徐丰彦教授，4号是病理的谷镜汧教授，5号是生物化学的林国镐教授，6号是内科的林兆耆教授，7号是耳鼻喉科的王鹏万教授，8号是胸外科的黄家驷教授，我们住9号，10号是外科的沈克非教授。我们从泥巴竹片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楼房里，好似在梦境中一般，我不时地拧一下自来水龙头，又按一下电灯开关，有水有电的日子真是好啊！父亲和母亲赶紧把他们的父母以及我的妹妹接回来同住。外祖父已在上海沦陷期间去世了，剩下的三位老人总算团团圆圆过上了幸福的晚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党和国家给了他越来越高的荣誉和生活待遇。他属于“高薪阶层”，但始终保持俭朴的生活。每月领工资后，首先是寄钱给乡下的姐姐，她因丈夫去世后拖着三个孩子没了生活来源，父亲每月寄钱资助，直到1966年他自己的工资被扣为止。这时，他姐姐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反而带钱和食品等来上海慰问舅舅和舅妈了。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英国留学期间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缘故吧，他回上海后，开始有许多种药理学杂志如JP、JPP、JPET等定期从英国无偿地寄到上医来给父亲，一直持续到父亲逝世多年后方才停止。这些赠送的杂志对当时参考资料匮乏的药理学界起了不少作用。那时的中国科学家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自由地向国外的专业杂志投稿，或自己订阅杂志，或到国外进修，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等，这些在如今很普通的事在当时却是不能想象的。那时的上医图书馆倒是订了一些国外的医学杂志，但新书总是迟迟不到，人们无从得到最新的科技信息。而赠送给父亲的药理学杂志却总是到得很及时，他们经过父亲的仔细阅读和分析，其中有关内容又被他的研究生等传阅，或迅速地被介绍到教研室、学会或刊物上。就这样，在当时中国药理学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的情况下，药理学知识的某些方面竟神奇地和国际接上了轨。例如，利血平耗竭儿茶酚胺这一机制，在国外首次报道是1956年，父亲看到文献后就在教研室学术活动中作了介绍，接着就把利血平作为工具药指导进修人员来研究肾上腺素能神经和精神药理。又如，肾上腺素能β受体阻断剂的发现是在1962年，父亲也是迅速地把这一重大发现纳入教学内容中。他介绍这些新成就总是从高瞻远瞩的高度，让大家看到这一成果在药理学乃至整个医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肾上腺素能神经的药理蓬勃发展，对多种基础医学以及临床医学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受体的高度选择性又为寻找新药开辟了新途径，父亲深深感到，进军儿茶酚胺的时机来到了。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呼吁药理界、生理界等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方面不乏知音；经他亲自培养的大批药理学工作者（其中有不少精英）都有可能成为今后的合作者。他自己也作了许多业务上和身体上的准备，以便投入这场研究，大干一场。那时他患牙周病，劳累后就牙龈肿胀疼痛，影响工作，为此他一次次地去华东医院接受手术，终于治好了。他高兴地对母亲说：“现在开开夜车不成问题”。为了搜集必要的工具药，他费尽周折，列出一个在当时可能得到的工具药名称，以及可能得到该药的途径。与此同时，面对50—60年代药理学的迅猛发展，他准备主编一部药理学大型参考书，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的参考教材，因为学科发展的根本还是要培养人才。这时他和张毅教授联合主编的《药理学总论》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正着手编写各论。这一年，他60岁，精力充沛，连体重都保持在青年时的水平。一般中老年好发的心血管病、糖尿病、关节病之类他全没有，他有的是健全的体魄，永不衰退的工作热情；他有的是勤奋一生得来的渊博学问，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的五门外文，以及丰富的专业经验；他有的是敏锐快捷的科学思维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他有的是对科学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准备奉献自己毕生精力的决心。

然而，这一切突然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他，壮志未酬！

作者张安中，神经生物学教授，张昌绍教授的大女儿。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