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念与判断

社会信念与判断_心理疏导技术

●　我们如何归因他人的行为？

●　我们怎样感知和回忆我们的社会生活？

●　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他人？

●　我们什么时候会倾向于实现他人对我们的期望？

1997年8月的一个夜晚，亨利·保罗驾车从丽兹酒店的后门驶出，随后驶上沿塞纳河方向的巴黎高速公路。车上的乘客是戴安娜王妃和她的伴侣法耶德以及他们的保镖，汽车越驶越快，进入一条隧道。车子突然失去控制并发生倾斜，进而撞向一根柱子，奔驰车随即被挤压为一堆废铁，除了保镖外，车上所有人都命丧黄泉。

随后的几周里，人们无休止地分析和争论着。是什么导致了这次车祸呢？是因为司机喝酒了吗？还是归咎于尾随他们并不断对他们进行拍照的狗仔队？“我已经厌恶了。”法国电视台晚间要闻节目的主持人说道，他将那些狗仔队比喻为“老鼠”。然而流行刊物却对这种解释表示愤慨，上面这样说：“那个司机根本就酩酊大醉，而这才是本次事故的关键所在。”

正如案例所示，我们对人们的判断基于我们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根据我们的解释，我们可能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看做一个懒汉或者是工作及福利紧缩的受害者。我们还可能将别人对我们友好的态度看作是情感的体现抑或逢迎讨好之举。

1.我们如何归因他人的行为

人们将对他人做出解释视为自己的事情，而社会心理学家将如何解释人们的解释视为自己的任务。那么，人们是如何、并且能够多么确切地解释他人的行为呢？归因理论可以就此提供一些答案。

1.1　归因于个人还是情境

已婚人士经常分析自己伴侣的行为，婚姻关系不愉快的人常常对伴侣的消极行为做出“维持痛苦”的解释（“她迟到是因为她不在乎我”）。而愉快的夫妻则通常做出客观的解释（“她迟到是因为交通堵塞”）。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想到性；男人也通常假定其他人，包括女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感觉（“虚假普遍性效应”）。因此，男人很容易会将女人友善的微笑夸大为性的要求。许多男性认为频繁的约会邀请会使女性非常开心，而事实上这种行为通常会被女人认为是骚扰。当男性位高权重时，这种错误归因尤其容易发生。一个老板也许会曲解属下女职员的顺从或友善的行为，并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做出这样的行为仅仅是从性的角度出发。如此的错误归因可以用来解释全世界范围内的男性所表现出的大男子主义。

1.2　基本归因错误

归因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归因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我们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低估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高估个人的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这种个体在归因时低估情境因素作用的倾向，被李·骏斯称为基本归因错误。当归因涉及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时，基本错误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通常认为他人的行为就是其内在性格意图等内部特点的直接反映。仔细分析一下即可得出，当灰姑娘畏缩在她那个难以忍受的家里时，人们会认为她非常温顺；而在舞会上和王子跳舞的灰姑娘，则会被人们认为是自信而有魅力。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归因错误：

当我们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却通常用情境因素来解释。

在实际生活中，那些有权势的人常常会主动提起一个话题并控制谈话内容，这往往会使其下属过高地估计他们的知识和能力。

学生们常高估老师能力（老师就是在他那所擅长的领域中的提问者）。然而当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也成为老师后，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其实老师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有才气。

为了结识一些新朋友，比弗强装笑脸，并且小心翼翼地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别人都谈笑风生，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比弗很奇怪，“为什么其他人那么轻松自在，而我却紧张害怕呢？”实际上其他人也与比弗一样，自己内心紧张得要命却认为比弗和其他人就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轻松愉快。

1.3　我们为什么会犯归因错误

我们在自己关注的地方寻找原因。这可以从你的个人经历中发现这一点，你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的社会心理学老师是一个健谈的人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猜你一定认为他（她）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但请进一步仔细考虑一下情境吧：你的注意可能仅仅聚焦于老师在公众场合的行为，而这种情境要求一名老师必须具备这种健谈的能力。而老师本人所观察到的自己则是在许多不同环境中的——在教室中，在会议中，在家中。“我很健谈？”你的老师也许会说：“嗯，那都取决于环境。当我上课或者和好朋友在一起时确实会表现得很外向。当我参加会议时或者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时，我会觉得很害羞。”

我们越是缺乏在不同情境下观察人们行为的机会，就越容易将其行为归因于他们的人格使然。二手的印家通常很极端，那可能是因为个体多次将注意集中在人而不是环境上。同样，人们通过从朋友那里听说而获得的关于某个人的印象通常比那个朋友亲自获得的第一手印象极端得多。对于一个我们很熟悉并且在多种环境下相处过的人，在归因时我们会对其所处的环境更加敏感；当我们描述陌生人时，我们会更稳固地贴上内在特质的标签。

文化同样会影响归因错误，在所有被研究过的文化中都存在基本归因错误。一个持有西方式世界观的人，更可能认为是人本身而不是环境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文化下，用内部原因解释人的行为更加受社会所赞许。“你能做到！”我们更多受西方积极思维文化中的通俗心理学支配。但是东亚文化下的人们通常对环境的作用格外敏感。因此，当意识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时，他们不大可能想像到他人的行为还与他们的内在特质相关。

2.我们怎样感知和回忆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的先入为主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记忆。“一旦你形成了某种信念，它就会影响你对其他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一旦你将某个国家视为敌人，你就倾向于将其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对你表示敌意。”我们并不是如实地对现实进行反应，而是根据我们对现实的解释做出反应。

2.1　知觉和解释事件

我们关于世界的假定有时候甚至会使矛盾的事情看起来是有利于自己的。例如，罗斯和莱珀协助洛德（　CharlesLord，1979）调查学生们对两种假想的研究结果的评价。这些学生中有一半支持死刑，而另一半学生则反对死刑。其中一项研究支持了死刑具有威慑力量的观点，而另一项究的结果是反对死刑。研究结果发现：支持和反对死刑的学生都较容易接受与他们观点相同的证据，而极力批评和反对与其观点相悖的证据。即使同一个证据同时拥有两种观点也不会降低学生们对自己信念的支持，反而更起了促进作用。在随后的研究中，给人们提供由争论性的证据所组成的混合信息，这种特殊的情景会引发被试对信息更仔细的思考，然后促使其猛烈批驳相反的观点。最后，双方都将证据知觉为支持自己的信念，之后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会变得更加强烈。

尽管事实摆在那儿，但我们的思维却积极地去解释它。人们会对这一事实做出不同的解释然后据此做出不同的行为。就如梭罗所讲：我们听到的和领会的其实只是我们一知半解的东西。

2.2　信念固着

人们一旦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信念固着，它证明了信念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当支持它的证据被否定时仍会存在下来。

例如，安德森等人（1980）首先要求被试分析两个具体的事例，然后询问他们有关喜欢冒险的人是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消防队员的观点。其中一组的被试认为喜欢冒险的人会是一个成功的消防队员，而谨慎的人不适合做消防队员。另一组的被试则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在被试们形成他们自己关于有冒险倾向的人是否适合做消防队员的信念后，他们需要写下自己这样认为的理由。当形成一种解释后，它会独立于最初推的信息而存在。即使那最初的信息被证明是虚假与错误的，被试们仍然会坚持他们自己归纳出的解释，坚信有冒险倾向的人确实像自己想像的那样会成为一名很棒的或者糟糕的消防队员。

这些实验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解释是正确的，我们就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一旦我们确信一个被指控的人犯了罪、一个令人讨厌的陌生人的确会表现出那样的行为，或者某票的币值一定会有所上升，那我们的解释即使遇到了相反的证据也仍会保持不变。

纠正我们的信念固着惟一的方法是解释相反的观点。从相反的角度考虑问题——问自己：“假设我是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我是否会在这个研究中同那些与我观点不同的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呢？”当从相反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后，这些被试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客观地固执己见了。在安德森的研究中发现，通过解释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为什么谨慎的人比爱冒险的人更适合当消防员？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信念固着。事实上，对各种可能结果的解释，并不一定是相反的观点，会促使人们仔细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2.3　建构记忆

你是否同意下面的这段陈述？

记忆就好比大脑中的一个储物箱，我们将各种材料储存在其中，日后需要时可以再从中拿出来。偶尔，有些东西也会从“储物箱”中丢失，那时我们就说我们忘记了。事实上，心理学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的心灵有时候会虚构记忆。在我们将信息存储在大脑的同时也就构建了记忆，因此记忆会引入许多事后的推理。它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在的信念或者知识。

【重构我们过去的态度】

在澳大利亚经历了为期三周的自行车旅行之后，无论是带队的成年人还是参加旅行的本科生都报告说自己在旅行中的经历非常令人愉快。但是，之后他们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觉得它更加美好，而且将一些不愉快的或者无聊的事情最小化并最终将令人高兴的事情留在了脑海中。我们同样会改变同其他人关系的回忆。研究者让大学生评价他们的约会伴侣。两个月后，他们再一次评价先前的约会伴侣。那些更加相爱的人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一见钟情，而那些已经分手的人则倾向于把自己的约会伴侣回忆成自私的或者是脾气不好的。

霍姆伯格和霍姆斯（Holmberg＆Holmes，1994）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在393对新婚夫妇中，绝大部分的人报告说感到非常幸福。当两年之后再次对他们进行调查时，那些婚姻已经变质的人回忆了他们经历的一些事件。结果非常“恐怖”。“这种偏见导致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对伴侣的看法越糟糕，你的回忆就越差。这将促使你更加坚定你现在的消极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对过去的感觉毫无意识，只是当记忆模糊的时候，现在的感觉主导了我们的回忆。

【重构我们过去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已经改善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将自己的过去回忆得与其实际情况更加不同。这种倾向可以解释令人困惑的一组比较一致的发现：那些参加心理治疗、减肥项目、戒烟和锻炼的人，实际上只是在平均的水平上表现出适度的改善，但是他们通常报告说有很明显的收益。他们可能这样想：“我现在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在此之前更糟糕，而且这些投资对我大有好处。”

我们都有一个极端的自我，它改变我们的过去使其符合我们现在的观点。植根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已成先入之见：它们会自动不经意地、毫不费力地、无意识地启动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回忆。

3.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们的大脑通常不经过思考而凭借直觉做出判断，自诩理性思维的“科学家”会立刻做出回应：哪里？我每做一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的。事实上，他的反驳根本未经思考，而是来自直觉判断。

3.1　直觉判断

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其日常生活不是由有意识的目标和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决定的，而是受内部心理过程的控制，它通过对环境特征的主观加工影响人们的行为反应，并控制意识的觉察和导向作用。例如当交通灯变为红色时，我们下意识便做出反应，踩下刹车。几乎对每一件事情（例如开车、约会、跳舞）来说，要想做好它，我们的行为在起始时就必须和效率低下的受意识控制的工作方式相分离，否则我们就什么也干不了。

【直觉的力量】

图式（可以说是心理模板）自动地和直觉性地指引我们对经验进行知觉和解释。我们凭借经验做出反应时，根本不需要经过思考的过程。熟练厨师炒菜时，根本不需要思考估计某种调味料该放多少，他们看见菜的量，随手撒入调味料，味道正好。

情绪反应通常是即刻的，在我们进行深思熟虑之前就已表现了出来。

简单的喜欢、不喜欢和恐惧通常并不涉及分析的过程。尽管我们的直觉反应有时并不符合逻辑规则，但是从适应角度讲它们可能还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祖先会出于直觉被灌木丛中不知名的声响吓住，而实际上那里可能并没隐藏什么动物。但是与那些思维更缜密的族人相比，他们倒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这种基因传递给后代。）

打电话时我们只需听到第一个词便可以辨别出这是哪一位朋友的声音，尽管我们对自己如何做到这一点一无所知。

许多习惯化的认知功能是在没有觉察的状态下自动和无目的地发生的。我们的心理机能很像一个大公司，首席执行官——我们的控制意识——处理着最重要或新异的事件，而将日常事情分配给各个子系统处。这种资源分配方式使我们能够对许多情况做出快速、有效和直觉的反应。这就是“日常生活的自动化”。

直觉，是我们的心理捷径。

有时需要在十分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内同时加工众多的信息，所以我们的认知系统形成了专门化的心理捷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形成印象，作出决定和生成解释。我们通过直觉可以做到这一点，它是一种简单、快速而有效的思维策略。在许多情形中，我们仓促间作出的“可能危险”的概括是有适应意义的。这种直觉判断的速度增加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思维的生物目的首先是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其次才是保证我们的正确性。在另一些情形中，快速容易带来一系列错误。

【代表性直觉】

代表性直觉是指对某个事物进行评价时，在直觉的引导下，将其与某一类别的心理表征进行比较。与大部分直觉类似的是，表征性（典型性）通常是真实情形的一个合理指导。但并不总是如此。设想一下琳达，她31岁，单身，性格坦率，并且很聪明。她在大学时主修哲学。学生时代她对歧视和其他社会问题十分关注，并且参加过反核武器示威游行。对这些描述你觉得以下哪一种表述的可能性更大：

A.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B.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并且在女权运动中很活跃。

大部分人认为B更有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琳达更好地表现出了他们心目中女权主义者的形象。事实上，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兼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概率会比仅是一个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更大吗？

【易得性直觉】

我们很容易根据映入头脑中的现成例证来做出判断。某事件在我们的记忆中是现成可得的，那么我们就会假定该事件是经常发生的。我们经常运用这一认知规则进行判断，我们将其称为易得性直觉。

易得性直觉的运用可以揭示出一条基本的社会思维规律：人们从一条一般公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是很慢的，但是他们从某一个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般公理则是非常迅速的。毫无疑问，在听到或读完关于强奸、抢劫和殴打的故事之后，我们十有八九会高估与暴力有关的犯罪率。

易得性直觉可以解释为何生动的奇闻轶事通常会比统计信息更引人注目，以及为何感知到的风险和真实的风险间总是非常不匹配。因为飞机失事的场景对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来说都是更容易联想起来的，尤其是9·11事件之后，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乘商用飞机旅行要比乘小汽车旅行风险更高。实际上，20世纪80　年代美国的旅行者在出行同样距离的情况下，发生汽车事故死亡的概率是飞机失事的26倍（联邦安全委员会，1991）。

【反事实思维】

容易想像（具有认知易得性）的事件也会影响我们对负罪、遗憾、挫败和宽慰的体验。假如我们队以一分之差输掉（或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比赛，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像出这场比赛结果的另一种方式，因此我们会感到更大的遗憾（或宽慰）。在奥运会比赛中，铜牌获得者（他们很容易设想比赛结束后自己没有获得奖牌）比银牌获得者（他们很容易设想自己获得金牌时的情景）显得更快乐。这种反事实思维通常出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像出可能结果的时候。设想更坏的可能情形会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设想好的可能发生的情形，并且考虑我们该怎样在下次做得更好，有助于为未来的出色表现做好准备。

假如我们刚刚错过了飞机或公共汽车，我们就会想像假如我们能在通常的时间从家里出发，走通常的路线并且路上不聊天的话，那么就能赶上那飞机或汽车。假如我们误了半个钟头或者走了通常的路，就很难设想一个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体验到的挫败感要小一点。“只差一点就能获胜”的球队或竞选者，会反反复复地回想如果当时那样做可能就会获胜。——“要是……就好了！”

反事实思维是构成我们幸运感的基础。如果我们刚刚好逃过了一场灾难——避免了因为最后一分钟的失球而败北——我们很容易想像一种负面的反事实情景（输掉比赛）并因此而感谢自己的“好运气”。从另一方面讲，“坏运气”则与那些本来可以不发生但却发生了的糟糕的事情紧密相连。事件本身越重要，反事实思维的强度就越大。

尽管如此，绝大部分人对已做的事情的悔恨比对没有做的事情的悔恨要小。例如：“我真希望我上大学的时候能够更严肃一些”或者“我应该在爸爸去世之前就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那么，如果我们敢于更经常地在超出我们感到舒适的范围外做出反应——去冒险，面对失败，至少曾经尝试过，我们是否能够因此而少些悔恨呢？

3.2　过度自信倾向

当我们解释自己的经历和构建记忆时，我们的自动化直觉经常出错。通常，我们意识不到这些缺点。对过去知识进行的判断中存在一种“智力自负”现象（“我早就知道了”），这种现象会影响对目前知识的评价和对未来行为的预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过去出过错，但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我们会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很好地维持婚姻关系和遵守锻炼计划——仍然相当乐观。正如我们会解释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一样，我们也会努力解释不同的自我。

为了探讨这种过度自信现象，心理学家们做了不少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力不足反而会促进过度自信倾向。对能力的认识也是需要能力的，那些在语法、幽默以及逻辑测验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反而最有可能高估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才能。

有研究发现，当人们远离“真相”时，他们的确信度最高。过度自信的决定者可能会带来一场浩劫。充满自信的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1945年间对整个欧洲发动了战争。充满自信的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将武器和士兵投入越南，试图挽救那里的民主政权。充满自信的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挥军侵入科威特，并在2003年宣称要打败入侵者。充满自信的布什宣称和平与民主将遍布解放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销毁。

3.3　验证性偏见

我们为什么会过度自信呢？验证性偏见让我们更加过度自信，我们往往会去寻找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与寻找证据证伪自己的信念相比，我们更愿意证实它们。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验证性偏见。验证性偏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自我意象是如此不同寻常的稳定。我们常常寻找、引出并回忆那些能确证其自我信念的反馈。我们寻找那些支持我们自我观点的人作朋友和配偶——即使我们对自己评价很低。

3.4　对过度自信的矫正

我们可以从对过度自信的研究中得到什么启发教训呢？一个教训是要对别人独断性的陈述保持谨慎。即便当人们看起来十分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也可能是错的。自信和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必然一致的关系。

两种技巧可以成功地降低过度自信。一种是即时反馈；另一种是让人们去设想自己的判断可能出错的原因：迫使他们去考虑无法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经理们可以坚持要求所有的提案和建议都必须涉及导致它们可能无效的原因，以鼓励更多合理现实的判断。

3.5　错觉思维

另一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试图在随机事件中寻找规律，这种倾向会令我们误入歧途。

【错误相关】

要在没有相关的地方看到相关很容易。当我们期待发现某种重要的联系时，我们很容易会将各随机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知觉到一种错误相关。假如我们相信事件之间存在相关。我们更可能注意并回忆出某些支持性的证据。假如我们相信前兆与事件本身有联系，我们就会有意注意并记住前兆和稍后相继出现的一些事件。我们很少能注意到并记住一直以来不寻常的事件之间其实并无一致关系。假如在我们想起某个朋友之后，恰好他打来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注意并记住这个联系。我们并不注意一直以来当我们想起某个朋友时并不会接着听到他打来电话，或者我们接到的并不是我们所想念的朋友打来的电话。

【控制错觉】

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控制错觉，认为各种随机事件受自己影响。这是驱使赌徒不断赌博的动力，也是令我们其余的人为许多不可能完成之事努力拼搏的原因。

赌博：

兰格（Langer，1977）对赌博行为的实验证实了控制错觉的存在。与那些由别人分配彩票号码的人相比，自己抽彩的人，当要求他们出售彩票的时候，其要价是前者的四倍。当和一个笨拙而紧张的人玩随机游戏时，他们会比和一个精明而自信的对手玩时下的注要多得多。掷骰子和转动轮盘都会增加人们的信心。50多个实验都一致发现人们行动时往往认为他们能够预测并控制随机事件。

对真实生活中赌博行为的观察验证了这一实验发现。掷骰子的人希望掷出小点时出手相对轻柔，而掷出大点时则出手相对较重（　Henslin，1967）。赌博产业正是依靠这一赌徒错觉而兴旺发达起来。赌徒一旦赌赢了，就归因于自己的技术或预见力。如果输了就是“差一点就成了”或者“倒霉”——也可能对体育赌徒来说，是由于裁判的一个错误的判罚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弹所致。

股票交易者同样喜欢由自己选择和控制股票交易所带来的“权力加强感”，就好像他们的控制比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做得还要好。

趋均数回归：

另一条可能产生控制错觉的路径，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趋均数回归”这一统计学现象。由于测验分数部分地由于随机影响而上下波动，所以绝大部分一次考试得分很高的人下一次的考试分数将稍有下降。因为他们第一次的分数达到了最高值，所以其第二次的分数更可能下降（“回归”），趋向其自身的均值而并非将最高值推向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每次作业都完成得很出色的学生，即使并非每次都是最好，也很可能会在课程结束时在班级内成绩名列第一的原因。）反过来讲，在第一次考试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很有可能在以后的考试中会提高成绩。如果那些得分最低的学生在第一次考试后去老师那里寻求帮助，当其成绩提高时，老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辅导是有效的，尽管实际上它并没起任何作用。

事实上，当事情处于最低谷时，我们会尝试任何行为，而无论我们尝试什么都更可能发生改善而非进一步恶化。有时我们会认识到事情不会持续停留在某一个极好或极坏的点上。经验告诉我们，当所有事情都非常顺利时，一定会在什么方面出点问题。当生活给我们沉重打击时，我们通常都期望事情会变得好起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认识到这种回归效应。当巴西队在家门口的世界杯上“丢尽脸面”的时候，我们似乎都忘记了异乎寻常的表现总要回归到正常狀态。

3.6　情绪和判断

社会判断既包括有效但也容易出错的信息加工过程，也包括我们的感觉：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并不是冷冰冰的计算机，我们是有感情的生物。不幸的人，尤其是失去了亲人或抑郁病人，倾向于显得无精打采、社会行为退缩，甚至变得很脆弱。他们也更倾向于自我关注和陷于冥想。只要没有完全绝望，抑郁的情绪会激发强烈的思索——寻找那些使个体的生存环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

快乐的人正好相反，是异常的精力充沛、果断、有创造力和合群。与不快乐的人相比，他们更信任他人，更可爱也更有责任心。如果人们在商场购物时获赠礼品，从而觉得心情愉快，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不相关的调查中，他们将报告说自己的车和电视机都十分正常——如你相信他们说的话，你会误以为他们的车和电视机真的比那些没有获赠礼物者的更好。

在愉悦情绪的感染下，世界显得更友好，做决定似乎也很简单，人们也更乐意回忆那些好消息。而如果心情阴郁低落的话，思维将会转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坏心情将会启动我们对消极事件的记忆，我们的人际关系变质，我们的自我意象骤然下降，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变黯淡了，别人的行为看起来似乎更包含恶意了。

我们的情绪部分地是通过将与其相关的经验带入头脑，来给我们的所见所闻着色。在糟糕的情绪下我们的思维也更抑郁。与情绪有关的思维可能会将我们从对其他事情的复杂思维引开。因此，当某种情绪被唤起时，我们似乎更可能在仓促间做决定或者根据刻板印象来评价别人。

情绪对简单、“自动化”的思维的影响比对复杂、“有意控制”的思维要小。当我们评价与众不同的人而非普通人、解释复杂而非简单的人际冲突时，我们的思维更可能受到情绪的影响。我们思考得越多，思维就越会受情绪的浸染。

心理学研究者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大脑信息加工方面的惊人能力。我们在自动、有效和直觉思维方面拥有巨大的能力。我们的认知效率尽管在通常情况下适应良好，但偶尔也会以出错为代价。既然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这些进入我们头脑中的错误，那么明确我们形成并维持错误观念的途径——“非理性的原因”——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这种过度自信现象部分来源于我们更容易描绘自己正确的缘由。另外，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的信息。

其次，当别人给我们提供很有说服力的轶闻或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信息时，我们经常会忽视有用的基准信息。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更容易回忆起（易得性）生动的信息。

第三，我们经常在相关错觉和个人控制之间摇摆。在不存在相关的地方知觉到相关（错觉相关）和认为自己可以预测并控制随机事件（控制错觉）听起来很诱人。

最后，情绪会影响判断。好的和坏的情绪会激起个体对与之相关的经历的回忆。情绪会给我们对当前经历的解释着色。通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情绪还会影响我们做判断时思考的深度和效率。

4.　自我实现预言

在了解过我们如何解释和评价别人——高效、适应但有时会出错——最后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社会判断结果。我们的社会信念起作用吗？它们会改变现实吗？

我们的社会信念和判断是起作用的，因为它们确实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感觉和行动，并通过这样做改变自己的现实。当观念引导我们以证实自己的方式行动时，这就成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说的自我实现预言——错误的自我实现信念。默顿指出，如果人们相信银行即将倒闭，纷纷排队去提款，他们错误的直觉便可以创造出事实。如果人们相信股票会上涨，那么它们可能真的会上涨。

4.1　老师的期望和学生的表现

老师确实对一部分学生的期望比对其他学生更高。老师的这种期望会影响学生的表现吗？很显然，老师的评价和学生的成绩的确相关：老师对那些做得好的学生的评价也高。那主要是由于老师准确地知觉到学生的能力和成就。但是老师的评价是否真的是学生行为的原因呢？威廉·卡拉诺和菲莉丝·梅隆对4300名英国学龄儿童做的一项相关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不仅仅是良好的表现会伴随老师的更高评价，相反的过程也同样存在。

我们能用实验的方法检验这种“教师期望效应”吗？假如我们有意让老师产生这样的印象：随机选择的学生“能力超常”，老师是否会给这些学生特殊的关照，引导他们做出更好的行为表现？在一个著名的研究中，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确发现了这个现象。从旧金山的一所小学中随机选择几名被试并告诉他们智力超常，而这些人真的在随后的IQ　测验中出现了飞跃。

这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好像显示出学校中“差生”的问题可能折射出老师对他们较低的期望。这个发现很快在国家媒体上公布于众，同时也进入了许多大学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材。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出这种“教师期望效应”并不像最初的研究那样有说服力和可靠。事实上，后来发现这些研究“异常难以重复验证”。根据罗森塔尔的统计，在500个左右发表的研究中只有2　/　5确实可以验证期望显著地影响行为。但是较低的期望并不会毁掉一个有能力的孩子，同样较高的期望也不会魔术般地将一个学习吃力的孩子变成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的优秀毕业生代表。人类的天性不是如此易变的。

较高的期望确实会影响成就低的人，对他们来说老师的正面态度可能是一缕带来希望的清新空气。期望是如何传达的呢？罗森塔尔和其他研究者指出，老师对那些“潜力较高的学生”施以更多的关注、微笑和点头。老师也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教导这些有才华的学生，给他们设定更高的目标，更多地对他们家访，并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回答问题。

老师对学生有期望，学生对老师是否也有“期望效应”呢？毫无疑问，在课程开始之前你就已经听说了“史密斯教授很有趣”和“约翰教授是一个乏味的家伙”。费尔德曼等人发现，这样的期望对学生和老师都有影响。在一个学习实验中，那些期望自己被一个出色的老师所教的学生比对老师期望较低的学生觉得老师更出色和有趣。此外，学生实际上学到的东西也更多。这种期望效应也发生在课堂里面。研究发现，与对照班级相比，被赋予了更好期望的学生在上课时听得更专心。在学期末，他们也获得了更好的成绩并评价老师讲得更清楚。看起来，一个班里的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和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同样重要。

4.2　行为确证

自我实现的预言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吗？要对我们怀有消极预期的人表现得友好并引起他们的善意回应是需要时间的，这种回应会证伪我们的预期。但在社会互动中另一个更为普遍的发现是：是的，我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我们预期的结果。

马克·斯奈德（　Snyder，1984）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揭示出，一旦形成错误的社会信念，就可能引发他人做出某些行为反应以支持这些信念，这种现象叫做行为确证。

在实验室游戏中，敌意几乎总是招致敌意：那些将对手知觉为不合作的人很容易变得不合作。在有冲突的地方，会存在许多自我验证的错误信念。如果每一个团体都将其他团体知觉为攻击性的、怨恨的和报复性的，那会招致其他团体表现出这样的行为以进行自我防卫，从而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恶性循环。

【恋爱婚姻中的行为确证】

那么　当伴侣理想化对方时是否更容易保持亲密关系呢？对伴侣品质的积极错觉会导致其自我实现，还是他们更经常表现出自我挫败，一次次地制造自己无法实现并最终破灭的期望？桑德拉·默里等人（Murray＆others，2000）对滑铁卢大学恋人进行追踪研究，发现对伴侣积极的理想是好的预兆。理想化有助于减缓冲突，保持满意度，将自我知觉的青蛙变为王子和公主。当某人真爱并崇拜我们时，有助于我们成为他或她想像中的那个人。

爱有助于创造出想像中的真实。

在夫妻之间同样如此，那些担心伴侣不爱和不接受自己的人将微小的伤害解释为拒绝，导致他们贬损并疏远伴侣。那些对伴侣的爱和接受抱有信心的人表现出较少的自我保护，与伴侣的关系也更亲密。

【生活中的行为确证】

当人们与抱有错误信念的同伴交往时也会发生行为确证现象。那些被别人认为孤独的人表现出更少的社会化行为，被认为大男子主义的男性对女性表现出更少的亲善行为，被认为热情的面试者会表现得更热情。

当我们认为他人为我们所吸引时，也会出现这种行为确证现象。如果一位女性的行为看起来好像在确证一位男性的“她喜欢我，她想和我上床”的错误信念，他可能接着逐步将他的追求升级，直到足够明显使那位女性觉察并将这些行为解释为不恰当或性骚扰。

期望也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在观察了三个教室的垃圾量之后，理查德·米勒等人让老师和其他人反复在某一个班级强调教室应该保持整洁干净。这一行为使废纸篓的垃圾量增加了15%—45%，但这只是暂时的。另一个班级，同样只将15%的垃圾放进了废纸篓，实验者让老师对这一行为进行反复的表扬，称赞他们保持很整洁和干净。连续表扬8天，在两周后，这些儿童将80%的垃圾放进了废纸篓，符合了老师对他们的期望。反复告诉儿童们他们刻苦努力和真诚善良（而不是懒惰和自私），接着他们可能真的这样行事。

像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一样，确证他人期望的倾向也有其局限性。期望常可以预测行为仅仅是因为它们很准确。如果个体预先被告知别人对他的期望，则可能引发他做出行动去克服它——假如张三知道李四认为他是一个愚蠢的家伙，他肯定会去证明李四的印象是错的；假如李四知道张三认为她对人冷淡．她可能会主动地去反驳他的想法。

后来其他人研究报告了一种我们可能不会确证他人期望的例外情况：当他人的期望与我们清晰的自我概念相矛盾时。例如，假如一个相当外向的人被一个认为她很内向的人所采访，这时采访者的态度而非被采访者的行为会发生变化。与此相反，对自己并不确定的受访者会更经常地去迎合采访者的期望。

我们的信念有时会产生重要的作用。通常，我们对别人的信念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但是对研究者偏见和教师期望的研究显示，认为某些人的能力超常（或能力不足）的错误信念会引导教师和研究者给予那些人特别的关照。这可能会引发他们做出更出色（或平庸）的表现，并且因此看起来似乎会确证一个实际上错误的假定。与此相类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获得对自己期望的行为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