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集团的舆论行为

三、压力集团的舆论行为

压力集团的舆论活动大都是在议会外进行的,对政党政治有广泛的影响,主要以各种表达行为提出利益诉求。压力集团利用多种途径,对政党的竞选纲领施加影响,要求政党在竞选纲领里列入有利于某个压力集团利益的内容。如果政党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压力集团就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这个政党的好处,动员选民把票投给这个政党。这时他们还对这个政党的候选人大造舆论,召开民众大会,发表演说,在媒体上宣传候选人,动员本集团成员及其联系的选民参加投票,为候选人捐款,提供选举经费。任何政党的候选人没有众多压力集团的鼓吹,不可能在竞选中被选民所了解。压力集团对竞选活动的影响,作为来自“旁观者”的意见,比政党本身的支持更重要、更有效。

压力集团对议会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经常通过院外活动发挥作用。议会开会期间,他们或雇佣院外活动分子作为压力集团的代表或委托人,到议会大厅走廊中对议员进行游说;有时也到议会举行的调查会、听证会的会场上作证。他们常常向议员提供立法草案,让议员在议会上提出。这时他们要以某些条件作交换,要求议员在议会上反对或支持某一提案通过。许多美国政治家将舆论视为利益集团的意见,因为它能“将模糊不清的公众情绪塑形并具体化”^[33]。托马斯·戴伊指出:“各种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广泛施加影响于国会的法律制定,联邦执行机构的规则制定,而且越来越影响到联邦法院的决策制定。”^[34]施密特等人认为:“与多数美国人一样,决策者们也是从全国性媒体上获得大量信息的。最后,各个不同的游说团体也向国会议员提供信息。”^[35]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途径是游说^[36]。直接游说是压力集团施加影响使用最多的手段。游说者与议员面对面交谈,向某议员谈论自己的意见,提供其他议员将怎样投票的信息,向议员提出建议,引导议员的见解。其中可能使用贿赂的手段,把支票或装有美元的口袋在方便的处所递给对方,作为茶水之用。2006年1月,美国政坛爆出“超级说客”杰克·艾布拉姆(Jack.Abramoff)向国会众多议员行贿的丑闻。艾布拉姆承认,他获得了多个印第安部落提供的8000多万资金,然后利用这笔资金向部分国会议员提供免费旅游、赠送昂贵礼物等诸多好处,以换取他们对印第安部落的支持,而他自己则从中获得巨额回扣。对此,美国学者指出,权力滋生腐败,只要中央政府维持庞大规模并普遍渗入国家生活,这类丑闻绝不会是最后一个^[37]。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在论及19世纪整个西方舆论现象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人们是否享有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对于广大民众来说,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宣传工具,除了屈从于这类势力的影响之外,舆论是否还有任何真正的意义。”^[38]

压力集团还使用外部游说方式,即间接游说,影响议员或政府官员。当压力集团认为直接游说效果不好,达不到目的,或者没有直接游说的内部管道时,就会采用第三方帮助游说。利用选民开展游说,包括动员选民或会员通过电话、电报、普通信函、电子邮件,甚至动员选民或会员直接与议员会面,形成对议员的压力。这种做法常常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订与执行,是压力集团舆论行为的主要目标。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政府成为压力集团活动的焦点。美国政府各部门,特别是独立的管理委员会,几乎每月都要决定有关事项,许多都带有重大的公共政策性质。这些决定涉及到社会福利、公共事业、宇航计划、飞机生产、军火供应、援外计划等重要领域,都同压力集团有着切身利益关系,与之有关的政府机构就成为压力集团谋取实际利益的舆论活动目标。压力集团通常与关注同一立法的其他利益集团结成同盟,共同影响政府部门。

在美国,压力集团的舆论策略首先是将政策议题诉诸新闻媒体。当议案提交国会规则委员会(House Rule Committee)列为审议程序、辩论或表决方案后,该议案即进入政府决策。在此阶段,首先是众议院几个小组委员会进行讨论,然后指派某个小组举行听证会,通过后形成提案,提交众议院大会辩论和表决,众议院通过的提案再提交参议院表决。这样一路下来,能够侥幸走到最后的议案无不经过反复的“碾压”。许多利益集团或他们委托的压力机构,从一开始就把政策意向诉诸新闻媒体,迅速扩大舆论声势,使那些在政府决策部门缺少代言人或缺少资金支持的公益性组织和弱势团体获得公众的注意。这些利益集团不仅精心制造媒介事件,还购买媒体版面或播出时段,大量刊播政策意见广告,对政府决策施加压力。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在诸如堕胎、医疗政策或税收等国内事务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观点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新闻。”^[39]当压力集团的要求通过媒体报道不能达到目的时,还发动示威、游行、罢工等这类非暴力方式引起媒介和公众的重视,对政府形成强大的压力。

压力集团的舆论行为还体现在舆论测量技术的运用,时常委托民意调查公司进行民意测验。当测验结果于己有利时,就广泛宣传,为政策议题设置框架,影响意见领袖和大众;当测验结果于己不利时,就秘而不宣,并以此修正游说战术。因此,公众意见公开得越多,压力集团操纵舆论的机会就越多^[40]。压力集团往往能够抢占舆论的制高点,提高影响政策的力度。这些舆论行为既可以提出政策倡议,也可以针对具体问题发起抗议示威,同时借助媒体宣传造势,发动选民写信、发邮件或打电话,使具体政策获得通过或被拒绝。

压力集团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发起保护生态运动的绿党经常组织群众在污染企业前示威,在海上核潜艇周围开着小船拦截,提高了公众保护环境、反对核武器的意识。“罗马俱乐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球生态危机”问题,多次发动环境保护、反战和平与反核运动。主流绿党(如英国绿党、“地球之友”等)主张福利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传统的混合,在妇女、儿童和大学生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美国,压力集团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美国政治学教授E.E谢茨施耐德对集团政治理论发起最激烈的抨击。他认为,集团理论将集团概念普遍化,客观上抹杀了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本质差别,它的重大缺陷是“没有为多数人在政治体制中找到位置。多数的力量是一种全然不同的规模秩序,它无法用压力集团的标准去衡量。”^[41]

本章内容的重点:

1.第二舆论机构与第一舆论机构的区别。

2.公共关系公司怎样影响舆论。

3.民意测验的作用。

4.西方思想库的类型和特征。

5.思想库如何推销意见和扩散舆论。

6.压力集团在美国产生的原因。

7.压力集团如何发动舆论。

【注释】

[1][美]杜·纽萨姆、艾伦·斯各特:《公共关系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2]资料来源:《环球市场》1997年第11期。这一案例的另一种说法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八天,美国兰德公司通过秘密渠道告知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他们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研究了一个课题:“如果美国出兵韩国,中国的态度将会怎样?”研究成果虽然只有一句话,却索价500万美元。研究结论中的这句话是:“中国将出兵朝鲜”。但在这一句话后附有长达600页的报告,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以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不会坐视朝鲜危机而不救。

[3][美]斯科特·卡特里普等:《公共关系教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4]Lawrence R.Jacobs,The Recoil Effect: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U.S.and Britain,Comparative Politics,Vol.24,No.2.(Jan.,1992)pp.199~217.

[5]见《中组部就干部任用的满意度等在全国开展民意调查》,2008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新闻。

[6][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7]Lawrence R.Jacobs,Eric D.Lawrcnce;Robert Y.Shapiro,Steven S.Smith,Congressional leadship of public opin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3,No.1.(spoing,1998).pp.21~24.

[8]V.O.Key,Jr.,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York:AlfredA.Knopf,Inc.,1961.p.14.

[9]PaulLazarsfeld,The Discussion Goes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9.No.4.(Winter1945),PP.403-410.

[10]赫伯特·席勒:《思想管理者》,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28页。

[11]刘建明:《民意测验在美国的误导》,载《北京观察》2000年第7期。

[12]喻国明:《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3]LawrenceR.Jacobsand Robert Y.Shapiro,Politicians Don't Pand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reface.

[14]刘建明《民意测验在美国的误导》,载《北京观察》2000年第7期。

[15]William G.Jacoby,Variability in Issue Alternatives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2,No.2.(May,1990),pp.579~606.

[16]Davison W.Phillips,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s 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Fall.1972).Vol.36,pp.311~322.

[17]袁鹏:《美国思想库:概念及起源》,载《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10期。

[18]Donald E.Abelson,Think Tanks and U.S.Foreign Policy: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 / usinfo.state.gov/ journals/ itps/1102/ ijpe/ ijpe1102.htm.

[19]汪廷炯:《论思想库》,载《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2期。

[20]George W.Bush,Remarks to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Documents,Washington:Feb.19,2007.Vol.43.pp.165~174.

[21][美]P.利登:《美国思想库指南》(上),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

[22]David Smith,Think Tanks:Who's hot (and who's not),Management Today,London:May1998,pp.56~61.

[23]Donald E Abelson;Christine M Carberry,Policy Experts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A model of Think Tank Recruitment,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Washinton:Fall1997,Vol.27,pp.679~698.

[24]材料来自本书著者之一王丽莉对布鲁金斯学会负责传播事务的副总裁玛丽莎的专访。

[25][美]理查德·哈斯:《思想库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个决策者的观点》,载《国际论坛》2003年11月。

[26]侯经川、赵蓉英、邱均平:《全球思想库发展综述》,载《预测》2003年第6期。

[27]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Annualre port,2007,p35.

[28]萧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思想库》,载《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12期。

[29]James G.McGann,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Routledge,2007,p36.

[30]材料来自本书作者王丽莉对布鲁金斯学会负责传播事物的副总裁玛丽莎的专访。

[31][美]詹姆斯·M.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7页。

[32](英)维尔:《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0页。

[33]Susan Herbst,Reading Public Opinion:How Political Actors Viewthe Democratic Proce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53.

[34][美]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鞠方安、吴忧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35][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页。

[36]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37]Steve Forbes,Fact and Comment,Forbes,New York:Jan 30,2006.Vol.177,p.23.

[38][英]埃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39]W.Lance Bennett,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2.1990,p.103.

[40]Burdett Loomis,From Hootie to Harry(and Louise);Polling and interest groups,The Brookings Review,Summer 2003.Vol.21,p.45.

[41][美]E.E.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民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