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集合意识与信念

二、公众的集合意识与信念

公众和加入某一组织或活动的群体是有区别的。公众是不经组织而有一致意向的大众,多数人是不相识的,由于分布在社会不同角落却对社会问题产生共同见解,因而他们是结成一致思想的整体。这和一般意义上的群众和有组织的表意人群是不同的。当成千上万的人被政治寡头动员或胁迫而聚集在广场上,发出万众一声的口号声,但这并不是他们内心真实思想的表露,不能说这成千上万的人是公众。公众是具有公民权和独自表意愿望的群体,构成社会行动的主体。正如弗尔森姆所说:“当被卷入的群体是一个公共的或间接的组群,而不是一个初始的,面对面直接的群体时,我们就拥有了舆论。”^[19]

在封建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公众,因为群众没有言论自由,无法出现大规模的表现自我精神的整体。除农民起义外,在封建社会很难形成广泛的社会共同意见。由于封建社会缺少发达的大众传媒,经济和思想交往限制在自然属地范围,舆论一般只能在狭小的社会空间存在,这种分裂状态恰好适于皇权的统治。当资产阶级建立初步民主制度后,大众获得民主权利而主动发表社会见解,公众的实体才出现在人类历史上。

作为独立的集合人格,公众自立于社会,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全面恢复。首先,公众有共同利益的目标,维护共同利益使他们对社会问题显示出强烈的关注,并用共同的见解表示这种关注。其次,公众有一定的价值观和相互认同,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力量。共同需要、价值观、利益追求和尊严使许多人加入公众的行列,运用舆论手段解决共同问题。有一定的价值观,才能对事物进行判断并作出评价。人的主体性发挥得充分,社会思潮活跃而清晰,社会就更富有生气。如果人人为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把人的整体性、集合性抛在一边,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公众,社会也不会有任何整体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任何意见都十分微弱,只能变成少数人的行为,人类命运便陷入统治者的“设计圈套”。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有时尽管形成大规模的反抗压迫的意见,但最终被起义领袖所利用,捍卫的不是农民的共同利益,而是另一个极权统治。

人们通过语言和情感的交流每天都在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大众传媒是建立间接思想联系最有力的工具。同时,每个人又都力争以自己的态度去影响他人,根据个人和多数人的体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对于公众中的成员来说,个体意识总是服从环境中的社会意识,他日常说话的标准不知不觉地会以多数人的说法为参照,愿意和多数人有共同语言。个体意识活动的上述特征,成为舆论形成的天然条件。一旦面对社会的重要问题,人们总是按着多数人向他灌输的观念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许多人的看法和态度很容易接近或一致起来,这就形成了集合意识。集合意识是舆论的内核,无限地溶解了个体意识,是由公众的利益目标和价值观一致而铸成的。个人在修正了不相融的见解后,渐渐汇入集合意识的洪流,舆论便获得更大的强势。

我们强调舆论是一种消化了个体意识的集合意识,并不抹杀个体意识在构成集合意识中的作用和地位。集合意识不可能脱离个人意识孤立地存在,它不过是在个体意识相互影响、相互融汇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人的个体意识,也就没有一定的社会集合意识。另外,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个人意识还强烈地制约或推动集合意识发生变化,造成舆论态势的演变。当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时,首先由若干个人产生新的见解,这些个体意识经过新的交融和互补,逐渐形成新的集合意识,推动人们产生新的一致意见。可见,舆论的集合意识是公众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

公众的思想与命运的一致,使其舆论活动遥相呼应,迅速走向高潮。在这里,信念是集合意识的牢固基础。公众对客观事物的立场构成信念的一致,公众也就有了共同语言。在同一种信念的支配下,公众内心的感应总是表现出炽烈的情感;公众舆论的蔓延,舆论态势的扩大,都是公众信念支配的结果。任何舆论都在表达信念,即信任什么,遵从什么,不信任什么,反对什么,信念和信仰的总和是舆论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