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批判的冷静与审美品格的低限

一、美学批判的冷静与审美品格的低限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1946—）提醒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征出来；这其中，美失去了它更深邃的感动人的内涵，充其量也是游移在肤浅的表层，更甚者是伟大的崇高堕落成了浅薄的滑稽^[44]。人类文化不再是“内容”的而是“外观”的，这种形象意识产生了存在对道德和理性的中立情态，使主体无原则地放弃了价值判断，认同于形象的标新立异；大众文化凭借外在形式的充分技术化效果而遮蔽了文化内涵或者干脆取而代之，欣赏者满足于对象外观的快适而无心在静观中体味对象的文化意蕴。实际上，中外学术界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基于精英式审美救赎与世俗性日常欢乐之别的审美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对抗。从深层分析，现代文化的悲剧症结是一种思考的悲剧，而大众文化因其消费方式和结构的缺乏，其提供思考的可能性比较小。

从传统的神学美学或哲学美学这种先验预设的形而上学视角审量，大众文化本身及其审美意蕴的合法性都是不具备的，当代社会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种反美学现象，是审美趣味的低俗化和审美自律/内聚的大崩溃，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产品是典型的审美麻醉品，在瞬间快感及满足了人们的艺术好奇之后钝化了人们的艺术感觉力和审美想象力，并直接导致审美疲劳、艺术疲劳甚至情感疲劳、心灵疲劳。但是，从当代的社会学美学这种行为学视角分析，大众文化本身及其审美意蕴的合法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新技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崭新想象时空、大众文化蕴含的身体性解放以及经典艺术的通俗化普及与传播都为传统经典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应该说德国美学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当年的审美理想在当前这场审美泛化的扩张思潮中得到了部分实现；虽有较大缺陷，但是及时的审美批判和美学矫正以及人们审美品位的提高、审美心态的调整，都会为日常生活具备真正的审美维度和人文理想提供极大帮助，为重建人类信仰的精神家园提供一方无可回避的试验田。在大众文化已然事实存在并广泛影响的前提下，美学批判除冷静揭露其粗滥的形式美本质和浅薄的欢乐打造之外，也应主动帮助其走出“装潢艺术”与“欢乐黑洞”的圈禁地，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扩大审美视野，通过新的审美中介材料继续执著地追求审美生活的完整实现。

艺术冲动和审美冲动都产生于人性中最深沉最原始的最具本能性的冲动，亦即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说的无意识冲动，并且是这种无意识冲动向意识的、理性的和纯粹精神的境界进行转化的契机，它保留了本能和无意识的激情，却剔除了其中低级野蛮的兽性。艺术和审美活动就是无意识活动所找到的一个合乎理性的宣泄口。正因为艺术和审美活动是植根于人性的深沉冲动，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和超越现实物欲和是非功利心对人的羁绊，并让人自觉地剔除人性中低下卑俗的部分，从而提升人的境界，把人从实利主义的泥沼中提升出来，使人生更加充实、美好，更符合人的本真特性^[45]。大众文化内蕴的审美化生存，即现代人感性存在的快感体验与大众向度，是大众文化内在活力与文化市场机制外的民间智慧的体现，“感性、愉快、当下”应该是大众文化审美品格的起点与低限，而不应该是其美学终点与全部^[46]。然而，完全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身体幻象的文化定位，也许最终会使大众文化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担心的“审美物化”中彻底丧失其自省的可能性，这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大众文化审美形象化和欢乐身体化的今天，大众文化语义学维度的审美思考越来越匮乏甚至一度消失。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泛滥的时代，娱乐至死的倾向与审美正义的缺失呈现一种日趋巨大的反差；无信仰的繁盛与无原则的喧哗成为当今大众文化时代的普遍性样态，崇高品格的匮乏与正大人格的稀缺成为消费时代文化被金钱和功利普遍“钙化”的综合后遗症，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此，著名的媒体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这样郑重告诫世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47]因此，每个成熟的人文学者都要尽最大可能弥合审美泛化表象、欢乐想象瞬间与失落的审美批判、文化反省之间的鸿沟，坚守审美底线，并努力将审美介入进行到底。正如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大众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48]在享受大众文化成果的同时，绝不能忽略对大众文化发展的人文监督和伦理规范，这对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人”与历代知识精英“审美启蒙”的理想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