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语义与时代变迁的共构

一、大众文化的语义与时代变迁的共构

大众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在时空发展上具有明显的泛化倾向与时代特色，在中国大陆学界经历了由贬斥到褒赞、从“乌合之众”走向“大众流行”的情感变色过程，同时因其与文化产业的不解之缘而成为主导舆论吹捧的明星，而严谨的学者往往从系统论的具体层面上展开他们的话题与讨论。作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浓郁现代性意味的“大众文化”并未得到十分严格、统一的界定，人们在相似或相关、宽泛或狭窄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着它，赋予它极不相同的意义和内涵。其中，在一种意义上大众文化是指共同文化，即一定时期多数人所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所分析的日常生活中的狂欢、娱乐和节日聚会活动，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就是在这一层面立意的，在此大众文化等同于某种共同性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源于日常生活的原生形态的文化，是基于某种文化传统和习俗而形成的自发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模式中，文化的主体或载体是大众，文化的形式是民间的，文化的内容是传统或习俗。这种文化理解可以在十分广阔的历史视域中被使用，并不局限于现时代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

对大众文化概念的这种意义解码并不适用于对大众文化范畴的现代能指的完整解读，因为在现代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理论中，大众文化范畴更主要的是立足于文化的现代发展而立论的。大众文化是在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并因此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和利用的文化消费形式，是基于文化成为大众普遍的消费品而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形态。对大众文化内涵的这种定位已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文化理论研究中占主导性的理解范式，大众文化被作为文化工业、媒体文化、消费文化、视听文化、娱乐文化等加以界定、理解、分析和批判。大众文化实现了文化、艺术、宗教、哲学与商业、政治、消费、娱乐的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满足人们被动、虚假的需要。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这种文化的兜售，占据人们的闲暇时间，通过娱乐来实现对大众的欺骗，从而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与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简言之，“民间习俗型”的大众文化体现的是民众的生活经验和自发性的文化心理，是民众对传统和习俗的习惯性的认可与遵从，较少依赖媒介技术而生存；而“消费型”的大众文化，蕴含着与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共谋性关系，也蕴含着文化“共构”的可能，更多依赖媒介技术而发展。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文化在世俗化洪流中迅速走向泛化，其主流式范型也由原先的、精英性的经典文化更替为时兴的、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可以说，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崛起的大众文化，既代表新时代文化变迁中的新形态，也集合了审美趣味的新动向。

中国大众文化崛起的主因是市场逻辑的确立和文化民主化进程的提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转向确定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心态，在浓厚的“后革命氛围”中，最终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逐步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32]。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并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渐成强势，取代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并间接或错位地传播到广大农村民众那里。大陆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新获得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同时，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它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人的存在确实需要现代经济和技术，但又不能仅限于现代经济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