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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传播的功能

时间:2022-05-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一种历史性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先产生于西方社会,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大众文化具备文化普及、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潜在可能性[14]。[14]李琦:《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载《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第17~18页。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先产生于西方社会,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科技的长足进步以及大众传媒的全面普及,大众文化传播得以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并迅猛发展,对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新媒体时代下的大众文化传播功能。

一、政治功能——良性互动

现在一些电台、电视台纷纷开办一系列娱乐谈心节目,以谈心、对话等方式展开节目运作并鼓励社会大众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参与进来。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人们心理压力的释放以及社会的有序化都具有明显的作用。

二、经济功能——促进消费

大众文化以面向日常生活、面向世俗化为导向,宣扬一种“以金钱为基础,以消费为中介,以享乐为目的”的生活方式。要享受就要消费,于是消费就成了生活追求的核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市场的两极,商品只有被消费以后才能获得利润,市场结构的生命力取决于最大限度的消费。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机制,就意味着必须在不断地生产出商品的同时,也创造出商品的消费,创造出巨大的购买市场。总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宣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除此之外,大众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一系列大众文化产业的兴盛,拉动了我国经济领域新型产业的繁荣,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整个经济又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3]

三、社会功能——人格培养

在大众文化出现之前,由于精英文化的垄断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不发达,相当多的人在长时期内处于“文化缺失”状态。大众文化的诞生改变了精英阶层实行文化垄断的局面,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文化的共享性得到了普遍的实现,获取了更广泛的社会性,“它表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平民主义趋势和大众化思潮”。也就是说,在大众文化产生之前只有少数人才是“文化人”,而当大众文化取得主流地位后则为所有人都提供了成为“文化人”的可能。“拥有文化”绝不仅仅意味着识字,而更意味着能够参与和分享作为劳作游戏的文化事业。大众文化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大多数人由“文化缺失”进入“拥有文化”的生存状态,这无疑是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大众文化具备文化普及、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潜在可能性[14]

四、文化功能——多元文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多元的文化层出不穷。[15]

五、历史功能——文化传承

无论是“时装周”还是“桃花节”,都是创意经济的表现,“超女”和“易中天”走红现象,也都是以媒介为桥梁将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有效结合的产物。文化创意产业正逐步发展壮大,大众传媒作为载体在文化需求大幅度增长的今天,需要担当起使传统文化弘扬与商业价值开发高效统一的重任。[16]如以《厦门日报》“中秋搏饼文化节”的策划为例。2003年《厦门日报》首度策划“厦门中秋搏饼文化节”系列活动,由大众传媒将这一小众范围内的民俗活动的氛围大力传播,吸引了更多群体关注“搏饼”并开发了烘焙业及其他行业的广告投放,吸引了更多群体关注“搏饼”。

【注释】

[1]刘瑞生:《新媒体传播转型视阈下的意识形态建构》,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63~167页。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56~58页。

[3]刘静:《试述我国新媒体的特征与社会影响力》,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222~225页。

[4]刘静:《试述我国新媒体的特征与社会影响力》,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222~225页。

[5]王婉妮:《网络新媒体特点及其现状分析》,载《今传媒》2014年第12期,第123~124页。

[6]参看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g/201502/P021502035518020546,2015年2月3日。

[7]《艾瑞咨询:2014年移动互联网核心数据发布》,参看艾瑞咨询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46303,html.2016年1月16日检索。

[8]史婧炜:《视觉符号跨文化传播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

[9]石建社,赵新刚:《论普世文化》,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5年第2期,第57~61页。

[10]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1]王晓萌:《浅析新传媒时代跨媒介传播现象》,载《新闻知识》2010年第6期,第22~23页。

[12]徐琦,宋祺灵:《“微信红包”的“新”思考——以微信“新年红包”为例,分析新媒体产品的成功要素》,载《中国传媒科技》2014年2月,第27页。

[13]李琦:《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载《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第17~18页。

[14]李琦:《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载《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第17~18页。

[15]朱玲玉:《新媒介广告的多元文化融合》,湖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16]何璇:《传统文化如何在创意中增值——厦门日报中秋搏饼文化节策划浅析》,载《东南传播》2007年第1期,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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