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化和传播学的视角

在传播学的视野下，由表意和表演构成的居家的社会实践过程，必然牵涉到某些中介的机制。如在第一章第四节所阐述的，中介化，某种意义上，指的是比媒介化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过程。在一般社会文化理论的层面的中介，指的是两个物体元素相互之间经过了其他的元素和过程才得以发生关联的现象(Livingstone，2009)。由此，为经验的考察，我们就需要确定是什么之间的中介，以及这个中介物或过程会是什么?具体到本书，我们考察了两个层面的中介化过程:

第一是在家居空间的生产、布局和设计层面。当我们在考察这个过程时，探寻的是个体的想象、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实际的家居空间。而随之提出的问题是，个体对落实其家居生活方式的追求并将之与社会所通行的、界定该个体所归属的阶层的生活方式这两者，通过什么中介而相联接?也就是说，经过什么样的中介过程或什么样的中介物，人们将中产生活方式以及自己对中产生活方式的想象落实在了家的空间布局和格局装修当中?从方法论上来说，为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将物质的和象征的层面放在一个互动的关系中，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例如，对于家中的空间格局的考察，包括了它的物化的维度(如面积、构造、材料等)，也包括了象征意义和表述性的维度，两者不可分割。

第二是人们在家居空间这个他们主动建构的环境或场景中展开其实践活动这个层面。在此，家居空间成为一个中介物，一个连接个体的日常活动和家之外的意识形态、权力、市场等逻辑的中介物。就如莫利和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Morley，1990)所论述的，家不仅是使用媒体(如收看电视)的场所，而且家居成为媒体体验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必要条件。譬如，在客厅与在卧室收看电视，可能是不同的体验，因为它们各自经过了这两个不同家居空间——包括其规范性力量和遵循它而展开的人与人的互动关系——的中介。再如，在家中的上网购物行为与消费市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经过家居的中介。

在“中介化”的理论视野下，媒介不单是外在于个体的日常生活及其实践的成因(causal agent)，而且是内置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工具和资源库，人们运用它们而展开自己的生活实践，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及其场景当中。第五章讨论了西尔弗斯通和莫利(Silverstone＆Morley，1990)等的相关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媒体的内置性(embeddedness)首先体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媒体，并以此将媒体驯化为家居的一部分。其次，人们整合、使用不同的象征资源，以之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想象和追求，并将之落实在家居格局中。再次，人们对象征资源的整合和使用又受到行动场景中的结构性元素的影响，包括家居空间的布局所产生的结构性作用。而这些往往容易被忽略，因为我们习惯上更容易关注这样的问题:在信息流通过程中人们如何使用媒体以获取信息?制度性的、机构性的特征(如媒体的垄断、媒体的商业化和内容的娱乐化等)如何影响到信息的流动和接收?也就是说，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学研究往往窄化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将作为媒介的空间(参见孙玮，2011)、空间的生产和建构中的表意过程、空间对日常交往活动——包括媒介使用和媒体内容的消费——的中介等排除在了分析的视野之外，或将这些课题置于分析的边缘。本书通过对中介化的阐释，结合分析家居过程这个经验的现象，试图彰显一个包括这些领域的更加开阔的传播学视野。

本书所展开的研究，因此促使我们思考传播学的视角及其价值。首先，就书的题目而言，它的指向是理解家的变迁。考察这个课题的意义显而易见:家是最小规模的社会规制性的(social institutional)单元，是社会的细胞，它的稳定和变迁，在如此的微观层面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和变迁;它的变迁轨迹，也在这个基础的层面决定了社会变迁的走向(可参见吉登斯，2009)。而社会或文化的变迁(或形塑)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如可参见Low，2003;Zukin，1998;祖金，2012;阎云翔，2009;等等)。因此，传播学研究也应当将如此最基本的了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课题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中介化”的理论概念所包含的命题之一，就是关注作为文化构成部分的在各种公共载体中流通的话语和象征元素，如何影响人们对家的建构和经营，以及这样的家居又会如何影响这些流通于各社会文化场域的话语和象征资源进入到家这个场域。

其次，就分析的路径来说，这项研究强调了日常生活中的表意实践这样的研究视角，其中包括人们对流通于各社会场域的象征资源的运用。媒体通过这些表意实践而镶嵌于日常生活，并因此形成在日常生活中媒体再现与使用的互动当中。这个研究视角，如前文所指出的，有别于传统的媒介中心的视角，它聚焦非媒体中心的传播现象，关注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表意实践和文本及其建构。具体而言，采取这个视角，本书将家的建构和营造这个传统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课题(如阎云翔，2009;Zhang，2010)，作为一个文本建构和解读——即表意(signification)——的过程来看待。这也具有丰富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的意义。

更进一步，在理论建构或“元理论”(meta-theoretical，见Craig，1999)的层面上，这篇论文也试图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传播学的使命是什么?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及的，什么是传播?如何分析日常生活的实践所具有的文化表演维度，以及其中所牵涉到的象征资源?如何想象在这些表述或表演中人们将某些想象、理念和价值转换为实践活动的过程?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具有传播学理论上所概括的表意的实践活动这个维度，但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维度为国内传播学研究所忽略或边缘化。而往往更为传播学者所习惯提出并试图解答的实践性问题是:人们如何更加有效地交流，并通过这样的交流形成社会化的活动，建立社会性的关系，实现社会的目标?这样的提问虽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但它所主张的分析视角，也极有可能排除一些传播学也应该研究的课题，把本来可以置于传播学视野中考察的社会生活领域排除在外(参见凯瑞〔2005〕对于传播学的“传递观”“仪式观”的比较)。

在国内当前传播学发展的场景下，传播的“传递观”依旧是选裁研究课题时首先浮现的理论视角，它很有可能把不是以媒体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现象，放在了传播学考察的视野边缘或是之外，也就容易以“媒介为中心”来界定传播学“应当”考察的范畴。本书试图提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通过自己的意义生产活动来建构自我，建构自我的生活场景，并以此参与社会意义体系的建构，同样也应该被纳入到传播学的考察范畴内。如果这么来看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传播学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社会和文化的人，或更具体地说，具有群体归属并以之形塑主体性的人，采用各种象征资源展开仪式性表演的人——理解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过程的学科。也因此，我们在文中所分析的居家的表意和表演，最后都可归于这样一个既是文化人类学又是社会学，同样也是传播学的一个命题:我们的家，如道格拉斯所说的，如何成为我们的“观念的实现”(Douglas，1991)，成为我们试图实现自己的观念的结构?我们的家，如何在表达着我们的自我?或者，我们如何通过对家的建构和经营，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