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

我国的对外报道隶属于对外传播，而最早在中国提出对外传播这一概念的是已故的段连城先生，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被认为是“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沈苏儒，2004：320）。在书中，段连城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并表述了对外传播的任务：“逐步树立一个不狂躁，不孤僻，理想远大而又脚踏实地，历史光荣而又前途无量，可亲可敬的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的“传播主体”是“从事口头或文字对外宣传的中国人”；“传播内容”主要指“对中国情况的一般介绍”；“传播渠道”包括“印刷媒介”“视听媒介”和“电子媒介”；“传播对象”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所要达到的“传播效果”是“使外国人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中国已取得的进步和尚存在的问题”（1988：12）。

《对外传播学初探》对对外传播所作的贡献除了为对外传播界定范围之外，还提出了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建议：一是要实事求是、避免片面宣传；二是要“对话”而不是“独白”，也就是“必须了解对象的兴趣、心态和思想”，而不要不顾读者反应的“独白”。三是在翻译时要“解说”，切忌“照搬”，即不要按字面照搬，而是作些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对于如何做到“清晰易懂”和“生动活泼”，段先生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沈苏儒与段连城一样，是我国对外传播领域的奠基人，他的《对外传播教程》以外宣实务为基础，用大量的实例帮助读者认识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他的另一本著作《对外传播学概要》（2004年的增订版改名为《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侧重于理论研究。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对外传播的对象、特殊性、基本原则和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手段，旨在对我国的对外报道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使读者不仅能“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能“知其所以然”。

我国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沈苏儒和段连城两位出版的上述三本书之后渐渐开始受到世人关注。有外宣战线上工作者长期经验的总结，如刘洪潮主编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2005）、朱穆之的《论对外宣传》（1995）、沈苏儒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论集》（2009）、候迎忠与郭光华的《对外报道策略与技巧》（2009）、何国平的《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2009）、李海明《对外新闻的采访与编辑》（1997）、曾建徽的《融冰·搭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2006）等；也有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如郭可的《当代对外传播》（2003）、张桂珍等著《中国对外传播》（2006）等。这些研究多角度地对我国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但传播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关注的是对外传播的宏观理论，对于对外报道的微观层面很少涉及；而经验总结类的研究缺乏理论支撑，很难成为普适性的理论指导。正如何国平在《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一书中所说，“在对外新闻报道和对外宣传方面，研究者对现象和技术层面的关注，远胜过对现象和技术背后的思想和理论的抽象”（2009：7）。对外报道的工具是具体的语言文字，因此，如果不和语言学研究结合，不引入语言学的理论，就只能做到对出现的现象逐一进行解释，无法透析语言使用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无法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而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也无法实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