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西方传播学已历经几十年，理论逐步走向成熟，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开始把传播学研究推向亚太地区。之后，一些传播学学术权威标新立异，大大拓展了传播学研究思路。20世纪70年代是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时期，西方传播学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登录，各国传播学研究专家交流频繁，学说林立，相互间的研究成多元趋势。
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传播学研究的引进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第一次尝试引进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一些新闻学者们就注意到这个在西方刚刚出现的新兴领域，并且零星地开展过一些概念的译介。复旦大学新闻系1957年出版的《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期)在一篇名为《美国报纸的职能》的译文中，首次出现Mass Communication的英文，译者郑北渭将其翻译为“群众思想交通”。尽管如此，除了介绍“群众思想交通”的译名外，20世纪50年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对传播学研究的介绍，一些译文虽然涉及“媒体垄断”，但大都作为揭露资本主义腐朽现状的资料，研究者和接受者都没有大惊小怪，因此这个时期还谈不上介绍传播学。接触传播学的动机仅仅出于了解国外新闻事业和研究的最新动向，仍然以当时新闻研究的思维框架去解读这一尚处在发展中的学科。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的境遇未得到改善，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学的教学研究遭到破坏，许多知名的大学新闻系甚至停办，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也被迫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开始对传播学进行研究，并将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传播学研究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台湾传播学研究勃兴的时代。徐佳士教授撰写了台湾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传播学理论著作《大众传播理论》，闫沁恒的《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是台湾第一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而《传播统计学》则是杨孝荣教授献给读者的第一部传播学基础参考书。传播学的应用研究在台湾的发展是从1970年开始的，一项由台湾科学研究会支持的3年大型研究“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是台湾应用研究的首例，其成果颇丰。一般认为台湾在传播理论的研究方面较多地倾向传统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颇有实绩。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迎来思想的解放，新闻研究中的泛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减弱，传播学才在中国第二次被引入。首先打破沉寂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郑兴东和陈仁凤，他们从宣传效果的研究起步，撰写了《传播方式的探讨》;其后于1978年和1979年，复旦大学的郑北渭、陈韶昭，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等人才着手翻译和介绍传播学;198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首先在本科班中开设传播学选修课;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2年5月初，施拉姆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大学和新闻机构。在施拉姆访华之前，处于研究范式转换之中的中国学者隐约地认识到这个新学科的轮廓，这次访问无疑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助燃剂”，对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影响深远。
我国传播学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引进传播学
从198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诸多学者先后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传播学文献，如:陈亮等翻译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陈韵昭先生翻译了《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委员会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祝建华等人翻译了《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文章和书籍成为我国研究西方传播学的主要参考书。此外，复旦大学郑北谓教授、陈韵昭教授先后在《新闻战线》《新闻大学》等杂志上开设传播学专栏，一批新闻教学和研究人员在《国际新闻界》登载译文，系统地介绍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发展与演变情况，以及美国关于传播学的主要观点和流派、代表人物、传播模式等。
由于引进了西方传播学，在新闻界、宣传界引起较大震动，许多新闻工作者开阔了视野，纷纷在这门新学科里寻找武器。但是，绝大部分人对西方传播学还是初次接触，一知半解，少部分人则侧目相视，甚至简单地认为传播学就是资产阶级新闻学。
二、评价和分析
1982年，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召开了有关西方传播学问题的座谈会，6所高等院校和部分新闻单位的学者参加会议，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揭开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序幕。当第二次传播学讨论会于1985年6月20日在上海举行时，我国传播学研究已有了一些成果。这两次会议涉及许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传播学是不是一门科学，传播学研究的意义、领域和方法，传播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我国要不要传播学，怎样研究传播学，等等。在这期间，国内一些新闻、教育、科研单位也召开过一些小规模的研讨会。介绍西方传播学的书籍一时很抢手。
三、理论探讨
从1984年起，我国传播学研究已出现从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进人建立我国传播学理论体系和模式探讨的趋势。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对传播学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对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指出其局限性并开始思考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但真正从介绍走向吸取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讨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学是以1986年6月黄山会议为标志的。从会议发表的论文看，我国学者对西方传播学了解更深更全面了，并对建立我国传播学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出现了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势头。
四、应用研究
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普遍采用概率统计方法进行民意调查的启发下，我国许多传媒单位开展了社会调查工作。1981年，首都新闻学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受众调查，同时，江苏、浙江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1985年，上海市有关部门组织了对上海报纸中外商广告的调查;同年，首都新闻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对全国报纸现状进行了调查。尤其可喜的是，运用传播学理论进行的“新闻事业与四个现代化调查”被列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
此外，我国先后成立了一批研究传播学和公共关系的机构。1985年6月，复旦大学成立了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所高校传播学研究机构;由陈韵昭研究员主持的珠海市应用传播学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政府办的传播学研究机构，新华社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公共关系协会，广东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公共关系俱乐部即广东地区公共关系俱乐部。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人新时期。从1982年至今，全国共召开了5次较大规模的研讨会，出版了100多部著(译)作，并已开展对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已被重视，余也鲁先生所倡导和支持的中国化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已从介绍西方传播学、消化西方传播学，进入探讨我国传播学的阶段。虽没有完整的传播学研究的体系和自己的研究方法，谈不上有什么学派和代表人物，但一部分人在开展引进工作时，对自身的传播学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当然，从总体看，我国传播学研究水平还不高，特别是过多注意研究西方的理论，而缺少对中国传播现状的考察与研究。
在鸟瞰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全貌时，我们欣喜地感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将会有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我国是既有庞大的信息市场，又拥有数量可观的各种传播媒介的发展中国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传播学研究开了绿灯，发达和初具规模的新闻事业为传播学研究打下了基础。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已列上议事日程，传播新体制的建立将会受到重视，又由于传统的原因和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我国可能更注意用较为实际的方法去研究传播学。在传播理论的研究上，可能突出评价、消化和修正西方传播学理论;对欧美传播学进行综合分析，吸取其营养成分;充分估计和评价传播事业的现状，提出传播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通过实践，建立自己的传播学研究理论[1]。
基本概念与问题思考
1.公共领域
2.文化工业
3.法兰克福学派
4.批判学派
5.经验学派
6.霸权
7.哈贝马斯
8.简述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区别。
9.简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10.谈谈传播学的学术渊源。
11.简述批判传播学中的霸权理论。
[1]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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