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机构的武术文化传播

教育机构的武术文化传播

三　教育机构的武术文化传播

（一）教育机构武术文化概述

传统武术的教育功能古已有之。“拳以德立”、“未曾学艺先学礼”便是武术教育功能的早期体现。民国成立以后，仍然沿袭清末的体育学校，注重军国民教育，认为体操（即1923年以后的体育课）是军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慢慢侧重于各种游戏和竞赛性的体育运动。1914年，著名体育家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建议将武术列为高等学校、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正课。1915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北京体育研究社许禹生提出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此后，武术正式被批准引入学校体操课程。1918年马良编著的《中华新武术》四科的上编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摔跤科全部成书。(10)并被列为各大中小学的正式体操课程，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1926年，第十一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案中又有《学校体育应特别重视国技案》，指出“查国技为吾国原有之武术，关系体育，至为重要”，“非惟适于成人之锻炼，实宜于儿童之学习。凡学校均应特别注重，一期保存国粹，促进体育，养成坚实之国民”，反映了民国时期，体育界人士对武术教育价值的肯定与倡导。(11)

（二）《中华新武术》解读

《中华新武术》在1917年首先得到了陆军部的支持，被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督监定为军警必学之术。1917年秋，在第4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又通过了“将《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门学校之正式体操”的建议。(www.guayunfan.com)1915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议案《拟请提倡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当年10月，教育部采纳了上述建议，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正式确立了武术在学校的合法地位。当时的山东驻军首领马良组织创编的《中华新武术》，被列为各大中小学的正式体操课程，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1921年开办的上海体育师范学校以培养武术教师为目的。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也将武术提到相当高的地位，武术授课时间仅次于英文。30年代，张之江创办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是我国以武术为主科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培养了许多武术优秀人才，将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校教育推到高峰。

民国时期，历时三十八年。期间军阀割据、政治动荡、政府变迁、不同思潮的激烈交锋、土洋体育的争论，以及连年战火等，都影响着中国武术的开展。但这一时期的武术，仍呈发展趋势，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对近代中国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华新武术》的编辑、修订邀请了各派武术名家，此举打破了武坛历来的门户之见，对今后武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新武术》“新”的意义之一在于它被确定为当时在全国推行的“正式体操”，从此西方的“体操”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武术结合在一起了。由于引进“体操”概念，农耕经济下封建的世袭师徒传承关系终于被面向大众的团体教练方式所突破，传统武术以比较简练统一的方式进入了学校体育，成为培养人才的手段。《中华新武术》的“新”，还体现在实施教材的教学方法上，它借鉴西方兵操配以口令的形式，从简单易学的基本动作入门，先单式教练，后连贯成套教练，既有单操团体教练，也有对操团体教练。教法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这种讲究动作基本技法，从基本教学开始，进而连贯教学，由单个动作到贯串成套的教学步骤，以及配以口令的团体教练法，至今仍是院校武术的经典教法。我们现在的武术普修教学，虽然教学内容不同了，但是集体教练、口令指挥等教学方法仍然沿袭着那个时期洋为中用的创造性成果。

《中华新武术》不仅在教学法方面对近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倡导者在引进“兵式体操”的时候，也认同了西方“体操”的运动形式，接受了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1923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就是采用西方体操表演竞技形成的一次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照体操竞赛评分方法制定武术套路比赛规则正是这种尝试的继续和发展。

《中华新武术》是先驱者们探索救国图存的众多尝试中的一种，虽然它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面貌，它的命运是短暂的，有其悲剧性的一面。然而，它对武术的贡献却是突破性的，它成功地将西方体操的方式、体育教学的方法，以及竞技运动的思想注入传统武术之中，给近代中国武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