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弹性

“现代化”的弹性__《全球现代化__重思现代性事业》的新观点_文化战略与管理

“现代化”的弹性————《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的新观点

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与管理系　刘素华

艾伯特·马蒂内利的《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是一本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小册子。此书总结分析了关于“现代化”及“现代性”问题的各种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在“世界层面上”实行“民主治理”的设想。

全书分为五章，前四章是对已有理论的综述性梳理。第一章先论述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概念，第二章与第三章则分别总结了“古典现代化理论”及对其的“批评和替代性分析方法”，第四章描绘了理论界对现代性走向与未来的思索。第五章则是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观照。

虽然作者强调此中的逻辑结构并“不是建立在发展的历史顺序的基础之上（先是西方国家，然后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建立在理论争论的重构的基础之上^[1]，但在客观上存在一条历史的时间纵线，也正是这种历史的发展深化了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对“现代化”进程的认知。历史发展的丰富性拓展了“现代性”概念的外延，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分析不可避免地冲击着“西方中心”的“单向现代化”理论。艾伯特·马蒂内利在书中竭力想保持“单向现代化”与“多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多样性”之间的折中立场，正如作者所说，“既认识到现代性浪潮的力量，也认识到创造性适应的可能性”^[2]。无疑，这种取向也是“现代性”理论在现实之下的一种修正。

作为充满创新和变迁的动态过程，“现代化”进程在各色棱镜的折射下呈现出纷繁的面貌，这是“现代化”复杂性与观察者立场、切入角度等多种因素复合作用下的结果，由此“现代化”概念的弹性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一方面表现为空间维度上的延展，一方面也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的延伸。但概念弹性的扩大不意味着“现代化”已经掉入“什么都是便也什么都不是”的陷阱，与传统社会的迥然不同证明它依然拥有坚硬内核。

一、“现代化”弹性的空间维度

“现代化”一度被认同为单向的西方化过程，即西方模式在全球不同空间的复制。因而，古典“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参照的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变迁的一种设想和理论构建，它们一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化”进程中全球趋同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概念的弹性极小，它意味着非西方国家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维度方面都将向西方国家的现在甚至过去靠拢。这种建立在社会进化论和进步逻辑上的观点在当时世界局势的现实中不但被充满优越感的西方所认同，并在此中通过异质的界定确立了西方的“自我”，而且在非西方国家也被接受，并在普遍范围内激发了单线条的“赶超”情结。正如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以日本和中国为例》中所描述的，“赶上，超过，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们的标语”，“日本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曾面对欧洲产生过绝对的劣等意识。从那时起便开始拼命地追赶欧洲。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脱离劣等意识的出路。”^[3]

但上世纪后半期直至本世纪，新兴国家的陆续崛起丰富了“现代化”路径，这在客观上要求对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概念作出调整，以解释亚洲、拉美等地出现的与西方既相似又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于是，“多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多样性”命题得以提出。毫无疑问，对不同空间维度中“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增加了“现代化”概念的弹性。伴随着“现代性”中西方味道的减弱，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受到重视，与此同时“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特定形态”^[4]纳入了更多元的因素。而弹性的极致化状态便以这样一种观点为代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存在共同元素，也没有普世性原则或状况可应用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中的情况，这种观点甚至适用于曾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即“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形式”本身也具有多样性。艾森斯塔特在研究中就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5]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元”强调“现代性”空间维度的弹性时，“现代性”本身不该被模糊掉。

艾伯特·马蒂内利在《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中的立场就协调了这两者的关系，他认为“一套产生于西欧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扩散到全球，并且已经使得现代社会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彼此越发相似。然而，这些扩散和适应过程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之间业已确立的文化差异将消失”，不同社会“保持着它们在文化具体化的早期过程中获得的特定形式，并为多重现代性铺平了道路。但是它们都共享一个共同的全球性状况，并且为了考虑共同的全球状况所提出的挑战，它们都会努力不断地再解释、转换和改造它们的制度结构和价值系统。”^[6]这就将“现代化”概念的弹性在空间维度上做了限制：即在这个过程中，源于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政治制度因素具有普遍适用性而缺乏弹性，但在文化上却因不同社会丰富的多样性而表现为充满弹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概念的界定也摆脱了完全弹性下外延过于宽泛的危机。在这里，西方虽已不再是范本，但它作为现代性源起之地与现代性中心的位置仍得到承认，同时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制度结构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本土反应也受到尊重。由此，现代化理论在空间维度上找到了僵硬和完全弹性之间的均衡点。

二、“现代化”弹性的时间维度

“现代化”在时间维度上的弹性主要通过“现代”概念的弹性来显现。

现代被视为此时此地的基本认同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而正式确立，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分别赋予其形式与物质内容。虽然自现代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对其的激烈批判，一如“反现代派”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但也正如安托瓦纳·贡巴尼翁所说：“反现代派————不是传统主义者，而是真正的现代派————只不过是现代派，真的现代派，没有受骗的、更为聪明的现代派。……反现代派，就是追求自由的现代派。”^[7]在现代与传统决裂的起点上，学术界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此后对现代的批判并不被认为是对传统社会的回归，而被视作现代血液中流淌的批判性精神和反思力量的表现。当然也有学者否认现代的开始，拉图尔就认为“我们从未开始进入现代时期”^[8]。但与现代性终结问题上的纷繁观点相比，目前在现代的起点问题上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一致。

现代概念在时间维度上的弹性主要来自于对现代是否终结的不同看法。后现代理论着眼于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不同，强调宏大叙事向微小叙事的转变，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呈现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具有不连续性、不稳定性，与之相伴的是时间和空间新观念的产生，文化独立地位的建构，对符号意义和消费主义的解读……这一切力图证明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不同，从而得出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的终结”的结论。这便在时间维度上限定了现代性的弹性，从而“现代化”也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某种终点的切实存在。但也有不少学者否定这个观点，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延续，是未完成的现代性，而并非是崭新的开始。《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中列举了马歇尔·伯曼、于尔根·哈贝马斯、阿兰·图海纳以及彼得·瓦格纳等人的观点，他们均认为现代性仍在延续，并未完成。显然，艾伯特·马蒂内利也不赞同将后现代性视作与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后现代社会的很多特征一直都是“现代性的第二特征”，它们早在后现代性被识别之前即已存在于现代性之中，所以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复杂性的一种表现，是现代性中蕴含的对自身的批判成分，而不是与现代性的根本决裂。现代性概念的持续有效使得“现代化”概念在时间维度上的限制又被放松。

有趣的是，虽然空间维度上“现代化”的多种路径已经获得了绝大部分的认同，但后现代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提出表明“西方”与“非西方”的社会发展确实存在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意义上，进步与参照的观点仍不能被完全抛弃，虽然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下它往往并不十分想被承认。

三、“现代化”的坚硬内核

正如上文所说，“现代化”概念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弹性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自己的坚硬内核，它只是表明了对现代性所具有的复杂性的认知深化。《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中将“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面总结为13点：

1．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增加了我们控制自然环境和人口增长的可变性的能力，并且也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想象、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和我们对生物演化的观念。学术和科学实践及相关制度的特征的基本转变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2．建立在机器技术和机械能量基础上的工业化极大地增加了生产和交换数量和价值越来越大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3．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和世界的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依赖的增强。

4．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尤其是阶级和性别之间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这种分化和专门化造成了新形式的权力与社会斗争，意味着整合和治理社会复杂性的新问题。

5．阶级体系的转变和社会流动的增加，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农业劳动者数量的下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增加，以及中产阶级的扩张和多样性。

6．政治的发展。这意味着世俗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辅之以庞大的公共官僚机构，更大的政治和军事效力，以及为了增加它们的政治权力进行的持续斗争），也意味着运动、政党和代表协会等政治动员的出现，它们要努力保护它们的利益和建立集体认同。

7．被看成是“世界的除魅”的世俗化，它意味着市民社会和科学知识从宗教控制中解放出来，以及信仰的私人化。

8．现代性所特有的价值的确立，特别是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

9．使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的人口流动以及大部分人集中在城市环境中，城市环境在功能上是复杂的，在文化上是多元的，在社会上充满异质性而不是无秩序。

10．家庭生活的私人化，它从社区的社会控制中分离出来，工作场所和家庭的分离，妇女从家长制中解放出来。

11．教育的民主化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发展。

12．实物和符号沟通手段的发展，它将大量分离的人们和社会联系起来。

13．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以及它们根据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的要求而组织起来。^[9]

但艾伯特·马蒂内利也承认在此之中“技术创新和经济进程呈现出最大的同质性与同步性，比其他方面扩散得更为迅速，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以最统一的方式推行，而文化、政治和制度的反应更为多变，并提供了多样性的主要来源”^[10]。在这里，艾伯特·马蒂内利不情愿却又无奈地在“现代化”的坚硬内核中剔除了部分制度因素，而仅剩下“技术创新和经济进程”。但这不意味着艾伯特·马蒂内利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放弃，虽然他也承认在“非民主的经验”之下，“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充满争议，而非意义明确”，但他坚持认为“现代化”进程“将伴随着民主政体数量上的大幅增加”^[11]。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通过个体为单位的分析视角来提供一种回应。如果将“现代化”进程还原为无数个个体对自身境况改善的追求与现实行动的总和，那么显然在做大“蛋糕”上的共识比如何分配“蛋糕”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仅因为做大“蛋糕”构成了如何分配“蛋糕”的前提，更因为做大“蛋糕”也在集体意义上构成个体自身境况改善的前提。而对做大“蛋糕”的共同渴望就形成了“现代化”中的趋同力量。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发展能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而围绕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生产组织方式也被证明是与大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而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创新和经济进程”因有利于做大“蛋糕”而表现出更大的“同步性与同质性”，从而也在全球意义上凝结成“现代化”进程的坚硬内核。

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例，西方对中国最核心的吸引是国强民富的状态，这既是目标也是中国改良、改革乃至革命的驱动，它因能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允诺而对民众有巨大的号召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先后尝试了不同的路径，从最初的技术引进，到工商业组织制度的模仿，从政治改良的尝试直至暴力革命的爆发，路径的不断变换表明这些均只是手段，而远非根本目的。虽然中国也一度兴起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潮，但历史的现实表明学习是有选择性的。中国的大国崛起之梦在市场经济制度与威权政治的结合中似乎正逐步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模式经历了一个扬弃的过程，最后被证明能促进国强民富的手段被接受，而不直接发生作用的手段则受到文化上的修正，这种修正作用之大甚至表现为概念在实际内容完全背离的情况之下被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它究竟能否跳脱威权政治模式下历史圆周运动的轨迹仍需时间的检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解决这种体制在稳定之后产生的僵化趋势，市场在分配上的失效与威权政治结合之后有可能被放大而不是弥补，利益集团的自我强化和保护会使社会上升通道更快地变窄，如果得不到适当的调整，那么社会矛盾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仍将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下爆发。但这种调整是否必然意味着对西方制度，尤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接受，也需要历史的检验。毕竟，蔡爱眉在考察了大量非西方国家社会进程后发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的同步实现很可能带来的不是期望中的社会进步与发展，而是仇恨、动荡和暴力事件^[12]。关键还是在于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建立能否有效调节自由市场带来的两极分化恶果。而在不成熟的条件之下，全民民主制度未必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将其放大到全球层面，多层次的“全球民主治理”设想是否足够强大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趋势）仍值得商榷，所以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无疑，无论是“现代性”还是“现代化”均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对“现代化”及“现代性”理论的梳理，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弹性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分别展开，这种展开是否充分与完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构建了继承和批判的基础，在此之上的不断生发、分裂、调整与创新才是“现代”二字真正的题中之意。

参考文献

1．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性————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主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5．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

6．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反现代派》，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7．竹内好：《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孙歌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

8．蔡爱眉：《起火的世界》，刘怀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9．孟庆顺等：《全球化时代————世界意识形态流派述评》，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注释】

[1]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页。

[2]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2页。

[3]竹内好：《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孙歌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0，207页。

[4]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页。

[5]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页。

[6]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页。

[7]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反现代派》，郭宏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2页。

[8]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4页。

[9]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18页。

[10]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页。

[11]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页。

[12]参见蔡爱眉：《起火的世界》，刘怀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