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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呈现新的特点

时间:2022-10-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个概念下,人们综合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关系,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协调放在可持续发展大框架中,将研究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人口条件问题上来。首先是把人口容量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并将人口承载量看作衡量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定量研究_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思想的提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及关系的研究,逐步进入新的阶段。与以往研究不同点在于,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关系,不仅说明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作用和影响,而是在于寻求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适宜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条件,具有战略研究的意义。可持续发展基本理念是“既不损害当代人利益,也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布伦特兰,1987)。在这个概念下,人们综合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关系,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协调放在可持续发展大框架中,将研究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人口条件问题上来。

在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前提下,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条件,那么这样的人口条件是什么呢?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给出适度的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合理的结构和优良的素质等等,但是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最终要落实到区域动态的发展战略。那么,具体到一个区域来说,什么样的人口规模或增速适宜?什么样的结构和素质最有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根据定量方法确定。有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人口承载容量研究

主要是通过一定方法确定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或者国家、城市的人口容量,即所谓合理的人口规模,并且认为,如果实际人口规模处于这样的人口容量之内,就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口条件。目前,这一派在国外主要以A.J.Gillbert以及Malcolm Slesser 和Jane King等为主。

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人口剧增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范围内资源环境问题的加剧,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因此出现大批从生态学角度或从资源、环境角度研究人口承载容量的文章和论著。早期比较著名的如197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关于“发展中国家土地潜在支持能力研究”(FAO,1982)。他们曾经对117个发展中国家潜在土地人口承载力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实地调研。以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尔克姆·斯莱斯(M.Slesser)教授为首的承载能力估计的ECCO方法颇引人瞩目。这一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最初是Enhancement of Carrying Capacity Options,简称为ECCO,即“提高承载能力的备选方案”,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肯尼亚等国进行土地承载力的研究,以后又应用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国外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呈现新的特点。首先是把人口容量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并将人口承载量看作衡量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例如1987年11月在荷兰举行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模型”研讨会,M.Slesser和King等人把ECCO技术放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研究,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PRED)模型方法与计算机模型结合,对动力学模型进行多方面的评估和改进。他们认为,人口承载力估算能够为判断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只要一个国家发展是在国家的承载力限制之内,发展是可持续的;反之,一个系统边界内的人口如果超出环境承载力,则这个系统不可持续(A.J.Gillbert,1991;J.King,1994)。因此,只要通过适当的合理方法求出一个国家的人口承载容量,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国家是否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之下。人口承载容量研究的第二个变化是把人口承载容量放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加以扩充,即用人口承载力的标准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计算某个区域资源环境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力,然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对比,从而对可持续发展判断。例如荷兰自由大学经济系的Jeroen C.J.M和Van Den Bergh在“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反馈上的经济-环境-发展关系模式框架”中,将人口承载力概念和模型扩展,直接用于经济和环境关系描述,是这方面的代表(Jeroen C.J.M,Van.Den Bergh,1993)。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在人口承载容量研究领域取得系列成果。如宋健等从食物量的供需平衡分析中探讨我国在现代化后所能养育的最大人口数量(宋健、孙以萍,1981),宋子成等从水资源角度探讨我国人口容量(宋子成、孙以萍,1981);此外,1986年由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牵头对中国黄淮海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等地区所作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等(陈百明,1992)。1989年张志良等对中国西北五省所作的土地人口承载容量动态研究,在国内也比较有影响(张志良,1993)。1994年王浣尘等人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和人口对比等四个方面因素,利用系统工程多目标决策技术,研究上海市的合理人口规模。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展开,我国人口学界也将人口承载容量的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如王桂新从可持续发展出发,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制约因素对上海市2030年合理人口容量定量研究(王桂新,2000)。

总的来看,国内外人口承载容量研究,目前有了较成熟的方法和理论,在实际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承载容量研究还有不足之处。一是在方法上与以往研究无本质区别,只是研究角度或研究目的有所变化。以往对人口承载容量研究主要是为人口发展提供容量限度,但目前的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衡量和判断准则。二是缺乏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综合角度判断,或者说是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判断,而主要是根据某些资源或者环境条件计算,因此在多大程度上综合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难以确定。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将人口承载容量作为可持续发展判据,也就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三是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因为只涉及人口规模,没有考虑到人口的其他方面特征,尤其是在概念上与可持续发展适宜人口条件有较大差距,因此如果把研究精力仅仅放在确定人口承载容量上,对研究可持续发展与人口问题远远不够。但是无论如何,人口承载容量研究,对于确定可持续发展的适宜人口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研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不能不了解人口承载容量的限制。

(2)适度人口研究扩展

主要是将传统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和方法进行扩展和修改,将资源环境因素加在适度人口模型目标中,从而得到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适度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

适度人口是指“以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阿尔弗雷德·索维,1982)。传统的适度人口研究,主要是指能够获得最大经济效益或社会福利的“最佳”或“最理想”的人口,把经济目标作为衡量人口适度与否的唯一标准。但是近年来,适度人口研究逐渐出现一些变化,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衡量人口适度的标准有所变化,社会或资源环境因素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出现从纯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变化趋势。即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探讨环境适宜的人口条件。

适度人口思想由来已久,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适度人口作为一种学说而出现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经济学家艾德温·坎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桑德斯、威克塞尔等为代表的早期适度人口论者,不仅明确给出适度人口的定义,而且对适度人口有系统的论述和研究。但是早期的适度人口主要是一种纯经济适度人口,涉及人口适度规模,较少涉及人口增长等其他人口因素,并且假定许多因素,例如物质资源、技术水平、产品分配、国内经济等都是不变的,因此是一种“静态”适度人口。1952年,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出版《人口通论》,阐述适度人口理论。他不仅把适度人口概念扩大到非经济领域,还提出适度人口增长率概念,同时把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以及时期变化等因素纳入适度人口研究中,使适度人口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开创当代适度人口理论研究新局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适度人口理论在西方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对人口学的渗透,使得适度人口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更加注重福利因素,“人类幸福”、“人均幸福”、“生活质量”等概念被引入适度人口的研究中,并被作为衡量福利适度人口标准。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美国人口学者阿瑟(W.B.Authur)和麦克尼科尔(G.Mcnicoll)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皮彻福特(J.P.Pitchford)等人,把福利观点引入适度人口研究中,将原有的单纯经济产出指标进一步修正为人均福利最大化,使得适度人口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联系。尤其是在其福利目标中,把资源环境因素考虑在内。例如阿瑟和麦克尼科尔用广泛的社会福利标准探讨社会福利适度人口,把环境恶化包括在社会福利函数之中(彭松建,1987)。实际上已经把经济衡量标准扩大到社会、环境等方面。皮彻福特则将资源作为定义适度人口的准则之一,认为适度人口是“适当运用资本设备,达到人均消费水平最高,并且能够维持和提供质量不变的再生性资源时的静止入口”(Pitchford,J.D,1974)。他认为,在分析适度人口问题时,必须结合考虑资源匮乏的影响,包括不可再生性资源的适度开采时间模式、资源使用的选择模式以及污染问题。由此可见,国外适度人口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经济适度人口或经济福利适度人口的研究,而是以经济为主体,兼顾资源环境影响,与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在思想上趋近。之所以未直接采用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标准,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定性衡量问题尚未解决。

我国人口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也从不同角度对适度人口理论进行一些研究,其中包括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主要是对国外适度人口理论的介绍,或对适度人口概念讨论,近年来毛志峰对适度人口研究比较有影响。其专著《适度人口与控制》全面分析适度人口理论,不仅研究经济适度人口,而且还研究对人口的生态承载容量等,内容涉及人口与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联,人口的适度规模、适度分布、适度结构等。遗憾的是他仍然未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综合角度系统研究适度人口(童玉芬,2003)。

由适度人口研究发展过程可以看到,适度人口经历从静态适度人口到动态适度人口增长,从单纯人口数量扩大到人口密度和人口质量,衡量的标准从单纯的经济目标扩大到社会福利、资源环境等综合目标。然而,一是自从可持续发展概念出现以来,直接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标准的适度人口研究,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无论是从理论或实际应用,都没有充分展开。二是虽然已涉及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等多方面因素,但是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较缺乏。三是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口数量规模及其变动上,对于人口结构、素质等方面研究欠缺。

(3)系统综合定量研究

把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看作一个综合系统,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系统追求的目标,寻求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适宜的人口条件。由于这一研究涉及到对可持续发展本身的衡量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适宜人口条件的定量研究可以说还未真正出现。但是还是有类似的定量研究。例如中国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托航天工业总公司701所承担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面向21世纪我国人口控制对策研究”项目,对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的未来发展从定性到定量研究,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我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近年来在这方面比较有建树的研究(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701研究所,2001)。但是,在对未来人口发展定量研究时,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上加以把握,换句话说,人口状况没有直接用可持续发展衡量,而是采用一些人为的判断。总的看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衡量的人口条件与对策研究,在国内外基本上是空白。此外,仅有的类似研究也多是从人口数量规模上的计算,没有涉及到人口结构、素质、分布等方面。因此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适宜人口条件的定量研究,还需要从不同学科角度努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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